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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译：宗教的科学-前言 |
| | 作者: 威廉．哈澈尔(William Hatcher)。
The original article 大多数的人都相信他们知道一些有关自己及这个世界的真理。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去深入思考他们是如何获取和评判这些真理的。这种即兴的不加思索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在大多数日常的生活领域里是可行的。因为在这样的领域里，几乎每个人都在重复发现同样的事实：草是绿的，火会灼人，没有支撑的物体会往下掉，疼痛是不愉快的，痛苦的预兆会令人产生焦虑，人都愿意受到爱抚，愿意得到尊重，而不愿被虐待，等等。
但是当我们探索真理的范围超出了日常生活的规范时，我们发现这种认识上的一致性很快就消失了，我们因此不得不对探求真理的方法及其过程加以研究。比如，我们可能会开始设想事物的内部结构，想象是不是有看不见的力作用于物体才使得物体有某些不寻常的行为。或者，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世间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的经历会不会有更深层的意义。很快，我们将试图寻找一些规律，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观点，也就是科学上所谓的理论，即一系列包含抽象概念的假设。这些理论描述了一种反映现实的模型，使我们能够对自然现象加以解释。用宗教的语言，也就是我们在寻求信仰。简单来说，信仰其实就是一个理论，只不过我们加进了高度的奉献以及个人的感情投资而已。
即使在这个层次上，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可以不加思索地行事。比如，我们可能会接受某个理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个理论，而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受不了觉得自己无知的压力，才接受这个理论的。或者，我们突然间变成了某个宗教的信徒，因为我们觉得，与整天忙碌于自身的现实忧虑相比，无私奉献于一个高尚的事业使我们感觉更好，尤其是当加入某个宗教团体还能够带来一些现实的好处时（比如，加入新的团体使我们的自信心大增），我们很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再对信仰的基础做严肃的考察了。
换句话说，我们提出的理论和我们对理论的信仰，是源于我们内心对理论的需求，还是源于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两者的可能性是均等的。人们通常的看法往往与此相反－－也就是，很可能会认为人信仰的程度和对其奉献的程度，以及一个信仰能够吸引人的程度应该与这个信仰的可信度成正比。但是事实证明，虔诚的个人信仰和奉献本身并不能证明一个信仰体系的正确性。我们很可能，也常常会真诚地深深地相信错误的东西。
当然，对一个理论的不同观点，并不仅仅来源于我们有把个人感情附加于现实的倾向性上。对同样的经历，我们似乎可以有无数不同的解释。历史也多次见证，曾经一度受称赞的，有吸引力的理论最终证明是错误的。类似的，历史也见证过很多无用的多余的信仰体系。不过，信仰体系的多元性并不一定带来冲突。是信仰体系常常会演变成相互竞争的体系以后，冲突才产生的。尤其是当每个体系都在自己的教义里加入一条“我的信仰是唯一绝对正确的信仰”时，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是大增了。
如果这种相互竞争的过程不受到任何约束，极端主义就会产生，迫害，压制和暴力也就相应而生。极端主义可以说具有如下的特徵：某个给定的信仰体系被认为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任何以它的名义所做的事都是合理的。这种极端主义在宗教里比在科学上可能更常见。毕竟，人对宗教信仰的投入往往要比对科学理论的投入来得更深，而且也更容易感情用事。不过极端主义在科学领域，政治范畴以及所有人类社会活动的范围内都发生过。
至此我们看到，由于上面的几个因素，任何想要成功地描述一个正确的，有效的信仰体系的企图都将非常困难。概括起来，这些因素就是：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因素既可以出现在科学上，也可以发生在宗教里，因此仅仅从这些分析中，我们不可能把科学和宗教彻底地分开。但是我们知道，科学和宗教常常是彻底分离的。或许我们应该试图去理解，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们相信这两个领域应该分得这样彻底。
考察科学与宗教互不相容的历史根源，分析这对矛盾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式，我们或许可以说科学与宗教的分裂其实是根埴于人类对于权利的普遍态度之中的。一个信仰体系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的忠诚这个事实本身就创造了一个权利的储蓄所。而如果这个体系的管理机构又使得其中一少部份人有支配这些权利的特权（比如牧师，信仰的各类专家以及政治领袖们），自然的为了维护其特权地位，这些特权阶层必定会竭力反对任何新的信仰体系或新的理论，无论这些新体系新理论是如何合理，如何进步，或如何有利于社会发展。换句话说，所谓的为理想而战往往根本跟理想无关，只不过是人之间为了权利而争斗的象征罢了。文艺复新时期宗教和科学之间所发生的纠葛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时的宗教领袖们认为新兴的科学是对他们权威地位的挑战（潜在的或明显的），所以竭力对新兴科学从各个方面加以诋毁，但却从来没有从真正理性和逻辑的角度给予过考虑。
紧跟着这个最初的分裂，迎来了出乎意料的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成功。而这个成功显然与宗教无关，曾几何时宗教曾如此嚣张地要扼杀科学。但是这个逐渐壮大的，日益辉煌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发展，以及后来社会不人道地滥用科学的成果，使得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不和谐，更进一步加深。而且，唯物的科学并没有提供一个既有深度又具广度的理论，从而能够为许多日常的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问题比如：意义，死亡，良心，爱，自我牺牲，受苦受难，等等。
同时，由于宗教持续不断的抵制科学和科学探求真理的方法，使得宗教本身也无力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安抚，甚至彻底丧失了它证明自己的信仰是否合理的能力。世人被迫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被实践验证的但应用范围有限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却是没有根据的先验的玄奥的推测。社会环境常常逼迫人们只能在这两个极端中择其一，而且一旦选择，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必须基于这个原则而行事。
上面所描述的困境基本概括了上个世纪知识阶层和神学领域的现实情形。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我挣扎着想要揭开这些问题的奥秘。在我早期的思考中，我就已经说服了自己，存在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这种困境，从根本上，逻辑上和哲学的认识论上都是没有根据的，而基于这个困境所导致的科学和宗教的彻底分裂，也是没有必要的。我试图从书本中和个人的思考中来验证这个理论，也与很多科学家，神学家讨论过这个假设，所有的这些经历和由此所带来的反思都使我更坚信这个假设的合理性。
比如，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的神学家和宗教界的思想家都不加鉴别不加思索地接受实证论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对科学方法的描述。他们无条件地接受了宗教不属于科学方法研究范畴的假设，因而也就默认了他们永远无力对他们的信仰内容，从哲学的认识论上给予解释的现实。或许，他们这种态度，正是他们文艺复兴时期祖先们对科学反射性反应的遗态：他们不愿意让他们的思想经受科学方法的尖锐挑战，宁愿为自己挖掘出一块小的可怜的天地，只要在这块天地里，他们的权威不受到威胁，他们也无需对应任何批评批判，他们就满意了，也顾不上他们所代表的信仰，是否对社会的进步有任何的影响力。
令人更加吃惊的，是唯物的科学所具有的毫无约束的权威范围，以至于这个权威的终极界限已无法加以判断。这个权威，由于它曾经与所有人道主义，道德规范以及灵性准则的分裂和现阶段对此不严肃认真的投入，最终将必然被人类最自私最低级的愿望所利用。
系统地选择性地应用科学方法在某些物质发展的领域，而同时又有意回避应用同样的方法在极其重要的灵性、道德、社会及政治领域的做法，已经使人类濒临自我毁灭的边缘。目前，人类已经掌握了如何毁灭自己的知识，但却仅仅具有极其模糊的，没有根据的推测如何防止这种毁灭的发生。正如 Ｋａｒｌ Ｊｕｎｇ曾经指出的那样：通过科学及其应用，人类已经基本征服了自然，但是人类却还没有理解和征服它自己的本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开始接触和了解巴哈伊信仰，阅读了巴哈欧拉渊博的著作以及阿博都·巴哈及守基·阿芬第的注解注释。这里是个纯粹的宗教，它毫不掩饰地探讨有关人类最深层的问题，同时又不仅容忍而是欢迎和鼓励严肃比较的研讨。这个宗教的一个基本教义之一便是：宗教和科学和谐不悖。
谈及有关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时，阿博都·巴哈的著作尤为直接了当地指责了形式主义的宗教对科学的拒绝。同时，阿博都·巴哈也毫不保留地指出了彻底的唯物独断的科学的局限性。公平地说，阿博都·巴哈在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的分析和观察，提前五十年预见了哲学及科学界的这些局限性，最终将如今天一样成为现实。
巴哈伊信仰的著作，同时还有力地论述了另一个也与宗教和科学的矛盾有关的具有相同重要性的难题，那就是：宗教缺乏任何清晰客观的内容。随着科学的持续发展，宗教已经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基本但却不科学的社区活动，只包含那些不理性的、主观的、神秘的和与情感有关的内容。从这个角度，宗教信仰体系，似乎只是一系列为了应付生活的磨难，而产生的有点神经质的机制而已：这样的信仰不过是人的幻觉和想像，或许可以给人以安慰，但却缺乏任何现实的基础。
巴哈伊信仰提出了宗教信仰是“逐渐演进的启示”的理论，从而有力地解答了上面提出的难题：宗教是一个客观的周期性的历史现象，被称之为“启示”，巴哈伊信仰的这个“逐渐演进的启示”的概念，为人类历史和社会进化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又同时为宗教提供了客观的内容，这个内容是独立于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念之外的。从这个角度，宗教成为了一种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探讨的现象，同时又不因此而失去它丰富多维的特性和对人的感召力。
所有这些正是下面的三篇文章将要讨论的基本内容：科学方法的灵活性和普适性，以及它对宗教和宗教现象的可适用性；有关宗教与科学关系的错误概念和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根源；对科学方法的扭曲观念和产生这种观念的根基：那就是历史上科学实践与形式主义的唯物论哲学的偶然结合；宗教作为一个客观的周期性的历史现象的观点。
这几篇文章代表了作者热诚的心愿：试图揭开与宗教科学这对矛盾有关的基本难题，实际上，这对矛盾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关键的持续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所有现代社会及政治的各场戏剧，都是以这对矛盾为背景舞台而演出的。
然而，我很清醒的知道我的论述的局限性，也从不幻想我已经对这些重要的难题给出了任何结论性的答案。如果这些研究仅仅为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些有限的线索，从而激发其他学者继续对此加以研究，我就很满意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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