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多年前写的文章，今天重贴于此，依然有其意义。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是个平常的工作日子，我照常８点多来到公司，先沏了一杯茶，浏览一遍电子信件，就到了实验室。不一会儿，实验室的另一端有了一阵骚动，几个同事谈论着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关于纽约什么地方被炸的消息。我当时正忙著，加之我对同事之间传递的消息总是反应迟钝，慢半拍，所以没往心里去。等到九点半过后，坐到计算机前，打开ＣＮＮ，才大吃一惊，我眼怔怔地望着两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顷刻间变成废墟，那如云的尘埃，四散的人群，以及接踵而至的更多的坏消息，我完全被这意想不到的场景惊呆了，我的心随著那坍塌的大楼往下沉，眼泪也不由自主地顺着脸往下流，心里体验着那股透彻的与受害者息息相连的刺痛。

　　自从９１年春天来到美国，整整十余年过去了，平常里总是忙，忙著上学，忙著挣钱，忙著养家，忙著养孩子，也忙著种菜种花种果树，竟从未意识到我的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同这个宽容广大的国家这样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国家的危难，就跟自家遭了难一般，令我担忧。那几天里，我都惶惶惚惚，做什么都不在心上，上班下班都坐在计算机前看新闻，或者捧著一本《时代周刊》，读那些遇难者幸存者的故事，常常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那段时间，正值公司换了新的经理，我正跟这位新头头和另一位同事闹别扭，有时心里真有一股“记恨”难以排解。一天中午，我开车出去吃午饭，一边听着新闻，在等红绿灯时，收音机里传出女高音演唱的国歌，那样地庄严动人，沁人心腑，我心里突然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相通及柔和的情怀，觉得这个国家是那样的亲切，其人民是那样的亲近，就是那位让我难过的新经理和那位“可恶”的同事，我都觉得他们是那样的可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其实真的并不“可恶”，我们成了很合作的同事。那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想到这些年里所遇到的那些友人邻里，同事朋友。十余年来所经历的许多人事就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掠过，一幕一幕都还是那样真切，还像当初那样令我感动。

　　９１年刚到美国时，为了省钱，就租了一间地下室住下了。房东是一位叫Ｂｅｔｔｙ的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她丈夫在澳大利亚工作，平常就她自己带着四个孩子，住楼上。那年十一月，我因为签证的缘故，不得不回国。Ｂｅｔｔｙ知道我们要去芝加哥转飞机，又知道我们从来没去过芝加哥，担心我们不认识路，闯到芝加哥危险的区域也不知道，她就亲手画了一张地图，标明旅馆的地址电话，并再三嘱咐，去了芝加哥，直奔那家旅馆，哪儿也甭去。又告诫送我的丈夫，送我上了飞机就直接回家。那年圣诞的晚上，丈夫一人在家，Ｂｅｔｔｙ知道丈夫为在中国的我和孩子而担忧，就让她的孩子们到楼下来给他唱“平安夜”，又送礼物，总之想法让他高兴。新年过后，儿子和我回到了家里。地下室的房间虽然小，但是被Ｂｅｔｔｙ收拾得极其温馨，我们住得很是其乐融融。儿子和楼上的孩子们年龄相近，在一起玩得很高兴。Ｂｅｔｔｙ对我们关怀备至，甚至可以说是庇护着我们，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教授给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基本常识和投资意识。自从住进Ｂｅｔｔｙ的地下室，Ｂｅｔｔｙ就不断地给我们灌输自己买房子的好处，给我们解释９２年那会儿的利息如何如何低，是买房子的大好时机。我们初来乍到，连生存都觉困难，哪里敢想买房子。可Ｂｅｔｔｙ说：你既然租得起房子，就一定买得起房子。正是在她的开导和建议之下，我们在９３年还未毕业，工作都没有着落时，就买了我们的第一个房子。事实证明，这不仅从财政上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也是我们作为移民在心态调整上极重要的一步，所谓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当时我们还都是学生，生活还靠著打工和助学金维持，我们倾其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栋看上去很破旧的，但在我们却认为很漂亮的房子。Ｂｅｔｔｙ的妹妹Ｃａｒｏｌｉｎｅ恰恰也住同一条街上，她不仅手把手地教我们修房子，又起早贪黑地帮我们修房子，而且分文不取。在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的帮助下，一个多月，我们竟把那栋破旧得难以下脚的房子修整得极其漂亮。９３年感恩节前，我们住进了有生以来第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过了一个值得感激的感恩节。

　　后来Ｂｅｔｔｙ去了澳大利亚，Ｃａｒｏｌｉｎｅ却一直在Ｒｏｌｌａ，成了我们家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成了我们不是亲人的亲人。每次填表，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那一栏，总是Ｃａｒｏｌｉｎｅ，我们一家四口，每人每年过生日，Ｃａｒｏｌｉｎｅ都要送礼物，我们总是要在一起吃顿饭。有一年丈夫出了车祸，躺在医院里，家里唯一的车撞得稀巴烂，我在医院里照看丈夫，儿子在幼儿园没人接，外面又大雨滂沱，心里又一次有了那种无助的感觉。这种时候，想到可以求助的首先就是Ｃａｒｏｌｉｎｅ。记得那天傍晚，见到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牵著儿子出现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我那颗悬著的心就那么“砰”地一下落了地，踏实了。

　　也是在我回国办签证的前几天，另一个朋友Ｓｔｅｌｌａ，专门来我们家，送给我一本Ｐｒａｙｅｒ　Ｂｏｏｋ，又亲自教我如何Ｐｒａｙ。并说在中国办事要是遇到困难，就Ｐｒａｙ，一定会有帮助的。在国内“披荆斩棘”办事的一个多月里，好多次都觉得走头无路了，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抱着那本Ｐｒａｙｅｒ　Ｂｏｏｋ，一遍又一遍地Ｐｒａｙ。诚然我无法证明Ｐｒａｙ给予了我实质性的帮助，但确实给了我那颗孤独无助的心极大的安慰，使我第二天又有了勇气去面对现实，计划新步骤解决我的难题。毋庸置疑的是，那一个多月里好几次的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和最终完满的结局实属我一生中的奇迹。Ｓｔｅｌｌａ给予我的帮助，远不是用物质的尺度能够衡量的。

　　９２年一月带著儿子回到美国，正好赶上学校开学报名。我因为上学期未能将签证转成Ｆ１，不仅原本的奖学金一分没拿到手，还要补交州外费。丈夫的导师又把他的奖学金减了一半。而我因为回来太晚，系里的ＴＡ，甚至改作业的工作都分完了，新的学期我又必须交州外费才能上学，加上回国的费用，孩子上托儿所的花费，我们真的是又一次山穷水尽了。我找到系主任申请资助，他说太晚了。我说：“我总共只需要一两千美元（一个学期），以免去我的州外费，一两千对系里是无足轻重的，而对我却是上学或退学的差别。”我说了这一句，也只说了这一句。系主任听了，沉默了片刻说：“你说得有道理，我给你一个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免去州外费。”就这么简单，事就办成了。这件事之所以对我这样地刻骨铭心，以至十几年来总想找个机会说出来，是因为在当时心理上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刚刚从国内那种办事的烦琐复杂，无律可循，节外生枝，事无巨细都要门路的环境中走出来，而这边办事之简单，竟让我到了感到“震撼”的地步。我对那位系主任始终心存感激。

　　丈夫喜欢打桥牌，在工作单位他与几个同事天天中午打桥牌，有那么几年时间，那是雷打不动的公司里的一景。九八年，当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桥牌搭档，Ｗａｙｎｅ，知道丈夫正在考虑申请加入美国公民一事时，他对丈夫说：“Ｉ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ｌ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ｕｄ　ｉｆ　ｙｏｕ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丈夫为此感动得直到今天说到这事还会眼圈发红。

　　就是这些普遍的美国百姓，用他们宽厚的胸襟，善良的心怀，毫无保留地接纳了我们这些“外邦”来的陌生人，使我们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这片陌生却宽阔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又结果。记得从瑞士来美之前，我的那些好心的欧洲朋友同事们，曾力劝我不要来美国，说了很多让我生畏的美国的坏处。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不惜代价，离乡背井，甚至愿冒生命的危险，都要去投奔美国那片土地？一个法国小伙子说：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可以做梦的国度，一个人不管他出生于哪样的环境地位，在那里他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那里也给予了每个人无与伦比的机会去实现其梦想。Ｔｈａｔ’ｓ　ｉｔ！美国纵然有千不好万不该，仅仅这一条，就足以让我也愿以我的余生为代价，去那里为我的梦想而奋斗，也为了让我的孩子们可以拥有梦想而奋斗。

　　有一天傍晚，同丈夫在园子里散步，他轻声地哼着美国国歌，我不由自主地和着他一块儿哼起来，心里再一次感受到那样一种共鸣，尤其是国歌的最后那句词：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ｖｅ！”

　　这大概是对我所追随的、崇尚的、以及认同的美国精神最准确的描述了。我以能成为美国的一员而自豪，以能成为美国的一分子而备感幸运。９１１使我清醒地意识到了我自己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恐怕是９１１的制造者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