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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他执政中体现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和“重振制造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工人的诉求。无论是以保护主义政策代表的“右翼民粹”思想，还是以高福利、“保障劳工权益”为代表的“左翼民粹”思想都在近年来获得很大政治影响力，其实质是美国社会对建制派精英、全球化、里根与克林顿时期“第三条道路”的不信任，而美国工人和工会运动在近年来集中体现了相应思潮。

美国工会的由来和演变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17世纪）即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工人、农民罢工，但并未出现大规模工会组织；这是由于当时的殖民者定居点小而分散，罢工在当时属于违法行为，例如佐治亚州萨凡纳1746年木匠罢工即受到犯罪指控。

19世纪，随着更多劳动力从欧洲和农村来到城市，小作坊劳动被劳动密集型大工厂取代，工人开始通过集体谈判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条件。

19世纪前期，美国法律仍裁定工人集会为非法，但具体案例判罚中体现出了酌情从轻判罚的态度。在1842年3月的杭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中，麻省最高法院裁定“出于法律目的组织起来，使用法律手段实现目标”的工会组织为合法，此为美国工会合法化的标志性案例。受此鼓舞，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工会从19世纪中期开始涌现。

与欧洲工会普遍带有马克思主义工运特点不同，美国工会从开始便具有精英主义色彩，提倡美式共和制，主张财政平衡和减少政府干预，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同时美国工会也具有排外性，甚至种族主义色彩。

美国历史上首个全国性工会是1869年成立的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该组织在19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发展壮大，吸纳了不熟练工人、欧洲移民等成员，但也由于成员内部政见不统一而只能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反对童工、增加福利等的技术性要求，没有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

劳工骑士团对于南方黑人遭受的种族隔离政策袖手旁观，对中国劳工则明目张胆的歧视，例如1885年的塔科马驱逐华人事件、石泉城大屠杀、1882年排华法案、1885年雇佣外籍劳工法案等。

劳工骑士团后来被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取代，而AFL始终强调自己的“中间立场”和非政治化特征；大量移民工人、黑人和妇女被排除在外，AFL也没有为争取弱势群体权益进行大规模抗争。

由于美国工会组织的排外性，它们在很长时间里应该被称为工艺工会（craft union），或者行会，而不是产业工会（industrial union）

美国工厂在一战中全速运转，劳动力充分就业，AFL等工会组织借此要求增加工资和工会影响力。为了避免战时发生大罢工，威尔逊政府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与工会谈判，并将工会领袖龚帕斯（Samuel Gompers）纳入重要的国防委员会。作为回报，龚帕斯和AFL等工会大力支持美国参与战争，并激烈批判当时的对手工会、左翼反战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导致后者最终被美国政府关停。

而在AFL借战争机遇大举扩员之后，美国政府和企业家又认为这类主流工会也太过“共产主义”，叫停了大量工人运动，AFL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胡佛、罗斯福总统先后推出优惠工人的政策。与此同时，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民主党成为主张政府干预市场、提供社会福利的左翼进步主义政党，与工会暂时结盟。罗斯福允许工人自行组织和集体谈判议价，并部分保护工人免受企业家和反工会组织的暴力和囚禁；在罗斯福时期，美国工人群体开始脱离共和党，转向民主党。

随着苏联在国际上影响与日俱增，美国工会也更频繁地被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美国政坛和社会的反共情绪的斗争波及。左翼人士再度成立了自己的产业工会“产业工人联合会”（CIO），与强调“中立立场”的AFL形成竞争，取代AFL成为美国罢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而美国右翼则在二战以后团结在共和党旗下，形成了多个反工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战后工人运动中煽动反工会情绪，甚至涌现出以“揭露工会腐败”为名进行反工会宣传的右翼民粹宣传家；1947年旨在限制工人运动的塔夫茨-哈特利法案标志着工会势力再次衰落。

在这种大背景下，AFL等去政治化的工会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最终在五十年代与左翼工人组织合并形成延续至今的全国性工会劳联－产联AFL-CIO。两工会于1955的结合标志着美国工会规模达到史上高峰，此后工会也在平权运动等左翼运动上发声，支持肯尼迪等美国左派政客；然而由于罗斯福时期政府、工会和工人的同盟不复存在，美国工会自五十年代极盛时期便开始衰落。

1981年的职业空管员组织（PATCO）罢工运动失败标志着工会运动彻底失势。该组织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曾支持里根，但在1981年8月由于对里根政府提供的空管员涨薪政策不满而罢工，并波及美国大量商业航线。里根政府的交通部对此作出强硬回应，紧急征召临时工，并对员工进行最后通牒，最终导致约13000名工会成员被联邦政府列入黑名单，PATCO随之解散。该事件导致美国罢工数量骤减，工会在美国企业，尤其是私企内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美国工会的衰落

美国在二战中遭遇了煤炭产业罢工，战后遭遇钢铁产业罢工，1946年几乎出现影响全国经济的铁路罢工，这些罢工运动都被视作“发国难财”，从而激怒了美国群众。

由于工人运动天然的“共产主义背景”，民主党自由派也最终“出卖”了昔日盟友，如肯尼迪兄弟在五十年代向民主党-共和党保守主义联盟妥协；这对于缺乏政治支持的工会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工会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衰落，失去与政府议价的能力，成为日益式微的历史遗产。

除政治原因外，美国战后的制造业转型也是工会日益式微的原因。美国制造业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在二战时期展现出工业大国的真正潜力。在冷战开始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AW）领导人、持反共立场的路泽（Walter Reuther）支持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为达成反共“统一战线”，路泽代表工会与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达成底特律协议（Treaty of Detroit），以长合同、高福利换取工人不罢工，随后企业又以高养老金许诺代替高工资。然而随着美国汽车企业在60年代投资失败，无法与欧洲、日本汽车竞争，汽车工厂无法支付养老金，形成巨额养老金黑洞。

由于企业具有流动性，在全球化时代更可以跨国生产，工会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失去与企业议价的筹码；即使特朗普目前强令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劳工的高额薪资，也令许多企业不愿将“重振制造业”付诸行动。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到，美国工会具有明显局限性，在美国政坛很少成为主流政治力量；虽然工会和工人在两次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但战后他们还是被美国社会排斥，尤其容易成为反共情绪的牺牲品。

美国工会的局限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们本身就是小团体，最多占劳工人数十分之一，无法代表劳工的利益。

美国劳工组织工会最初是为了议价权，是劳工在强势资本家面前维护自身利益的自然产品，但这又决定了美国工会具有小团体的排他特性，一个资本家的工厂里很可能有多个规模较小的工艺工会相互竞争。例如纽约百老汇音乐剧的乐团，提琴，小号，锣鼓，合唱演员各有各的工会，引进外部演员和乐器，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斗得厉害。而资本家不但实力雄厚，而且乐于挑动小团体间内斗，著名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就曾经为资本家进行雇佣工贼、破坏工会、镇压罢工等间谍活动。

美国的工艺工会本质上是“工匠师傅”们在非熟练工人和移民工人冲击下自发成立的“精英”团体，与欧洲的行会（guild）有共同之处，其核心特征在于限制成员人数、排除竞争者、为会员争取市场和法律上的特权，公平从来不是这类工会的准则。不仅如此，AFL等工艺工会还与世界产业工人、CIO等要求劳动者大联合的组织展开工人内斗。

小罗斯福为了保护工会权益推出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案》，但该法案从法律层面要求工会以工厂为单位进行组织，而不得以行业进行组织，事实上断绝了CIO等组织在美国建立行业工会的可能性。

第二，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反集体主义、反社会主义传统，这使得工会在美国缺乏生存土壤。

在经济意识形态上，美国主流观点长期为保守财政、自由市场的观点，信奉市场竞争，不支持工人运动。在法律程序上，英美法系在历史上不支持罢工，由于政府对“合法”工会的监察，美国工会难以进行大规模、跨行业的合法工人运动。

在社会舆论上，二战后共和党支持者的激增表明，在冷战威胁的背景下，工会的罢工运动会激起美国社会的大规模反工会情绪。此外，在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民众往往也会将其同时归罪于资本家和工会组织。

第三，在整个社会的反集体主义、反共情绪影响下，美国工会主动自废武功，寻求去政治化，因而缺乏行动力和组织力，这也是当前美国所谓新左翼（伯尼·桑德斯等人）面临的问题。

由于美国工会没有法共，意共，日共那样的西方共产党的严密组织，缺乏明确意识形态和系统诉求，高度依赖领袖个人魅力，一旦工会领袖政治生命结束，工会的影响难以持续。

第四，工会斗争手段简单粗暴也是造成它们无法争取广泛支持的原因。

由于美国工会的小圈子性质，工会成员有时选择采取极端暴力行动，部分事件在美国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例如1922年的伊利诺伊州赫林大屠杀，美国矿业工人联合会杀死了23名非工会成员、由矿场主雇来取代罢工者的工人，引起社会哗然。部分工会组织，如全国卡车工会与犯罪组织交往密切，数次使得美国众议院举行相关听证会，其领导人贝克（Dave Beck）和霍法（Jimmy Hoffa）等人的内斗和腐败引起联邦政府调查。这些行为都被右翼政客和宣传家拿来做文章，抹黑左翼工人运动的整体形象。

美国工会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工会组织在美国处于持续衰落状态，它们却在近期美国政治中受到关注。当前的美国工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由于饱受歧视的移民劳工群体日益增加，工会政治影响力上升，与新近崛起的左翼民粹政客形成良性互动。

美国工会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占比差别极大，私企大多通过短合同工、产业迁移、反工会组织等手段摆脱美国工会，但美国公众部门中存在数量较多的工会会员，例如AFL-CIO的会员在2012年占公共部门雇员的40%，包括邮递员、警察、消防员、教师等。

1958年纽约市通过的行政令“小瓦格纳法案”率先赋予政府雇员集体谈判议价的权利，随后工会在公共部门内快速扩张，并为雇员争取了一系列福利，在2018年还组织了一系列席卷全国的教师罢工。

公共部门工会激化了两党矛盾，共和党认为这些工会企图影响公务员选拔，并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不必要的政府支出。自2010年以来，共和党控制的密歇根、肯塔基、西弗吉尼亚等六州陆续通过新劳工法律，鼓励劳工不参与工会。民主党则赞成在教育等部门加大公共支出，与工会成员利益一致。此外，私人部门的工会也与民主党左翼政客有共同利益，民主党政客认为，如果私企内工会无法替员工议价，他们应该在政府推进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例如曾经当过酒吧服务生的年轻众议员Cortez获得议员席位后曾建议设立餐饮员工最低工资。

这些观点分化导致工会在民主党人中的近期支持率高达约80%，在共和党却低至约25%。部分工会积极支持民主党选战，例如规模较大的“美国联合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在8月底宣布鼎力支持伯尼·桑德斯，可见工会的影响力。

随着美国年轻人逐渐影响政治，工会存复苏可能，这种变化有可能对美国愈演愈烈的右翼势力形成制衡。

仅仅2017一年，35岁以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新工人便占到新增劳动力的76%，而美国年轻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偏左，关注热点从传统的国家安全、财政赤字变成与社会正义相关的非法移民政策、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等问题，在政治上倾向于瑞典式的高福利社会民主主义，在财政观上也更倾向于支持政府支出。

盖洛普近三年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总体对工会的支持率在2017年达到十五年以来最高的61%，2019年达到五十年最高的64%。除意识形态变化外，这种变化也有经济原因；虽然美国近期就业率良好，但劳动参与率低、贫富分化等问题并未改善，不少年轻人在学贷、保险等重压下担心长期就业不确定性。

工会在对外政策上支持反全球化政策，其政策主张结合了左右两翼政客的特点。

美国工会传统上反对跨国经济协定，认为这些协议可能造成美国本土工人丧失议价权，工作岗位外流。在近年来，工会致力于提高外国劳工标准，从而限制外国工厂的竞争力。

例如在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谈判中，工会早在克林顿竞选期间就提出，希望民主党能够推进旨在提高劳工待遇标准的跨国社会协议，这些协议需要在国内法和国际法层面落实。由于工会错误地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激进态度，该提议最终未被美国政府采纳，但工会此后始终致力于跨国协议，并试图在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中加入更多有利于美国劳工的条款。美国的工会律师Geoghegan表示工会应成为美国“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的主要工具”，认为高福利的德国、法国和瑞典保持着相对完好的工业体系，而英美则通过破坏工会损害了制造业基础。

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尽管工会是反全球化的拥趸支持对华贸易战等鹰派政策，工会与左翼政客联盟后仍然对特朗普等右翼政客形成诸多方面的权力制衡，是日益极端化的美国政治中不应忽视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