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汇集自己发表的系列文章，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

2013年12月16日，维基百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说：2011年，《纽约时报》刊文说，全球金融危机对弗朗西斯·福山的主张造成严重打击：“在全球，对现有政治的信任度迅速瓦解。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主张，20年后成为一张废纸。”“2014年1月17日，延世大学教授文正仁表示：“福山的主张只是在说‘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在规范性上很好’，并未对现实进行准确的预测。中国、越南、也门、沙特阿拉伯都不是民主国家，而且埃及只是做出踏上民主主义道路的样子后重新回到集体主义。”

2014年1月17日，弗朗西斯·福山说：“我认为，民主主义没有代替方案。除了自由民主主义之外，我没有发现近代化终点指向其他方向的证据。收入不平等是全球现象，这是全球化、尤其是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体制无关。……至今还没有人有办法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任何政治体制都不太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和‘是否是民主国家’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并非是否选择民主主义道路，而是民主化的质量有多高。”

2014年10月10日，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号上发表的文章《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 America in Decay -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

他的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Trust：Social Virtues and Prosperity（1995年）承认文化不能与经济学完全区分开。加之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他远离了自己原来的政治立场。

说完弗朗西斯·福山，必须介绍他的博士生导师塞缪尔·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是最理性的学者，他预见到柏林墙的推到，仅仅是东西方在意思形态方面荒谬争论休战，但是，世界不会和平。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1927年4月- 2008年12月）是美国政治科学家，顾问和学者。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在那里他曾担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和阿尔伯特·J·韦瑟黑德三世大学教授。在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担任总统期间，亨廷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安全规划协调员。在1980年代南非的种族隔离时代，他担任P.W.的顾问。他以1993年关于冷战后新世界秩序的“文明冲突”理论而闻名。

1993年，鉴于自己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成为唯一模式”的错误论调。塞缪尔·亨廷顿马上发表演讲，随后发表文章《文明的冲突》，并在1996年将其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指出，未来的战争不是在国家之间进行，而是在文化之间，在世界主要文明之间发生战争和冲突，而且，将更加频繁和更加暴力。因为，它来自文化的差异，而不是意识形态。伊斯兰极端主义将成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他设想了八个世界主要文明，（i）西方，（ii）拉丁语美国，（iii）伊斯兰教，（iv）中华文明（v）印度教，（vi）东正教，（vii）日本和（viii）非洲。当前和未来的冲突将来自文化裂痕，文化将是战争的诱因。

他认为，如果西方国家不承认文化紧张局势的不可调和性，它将失去主导地位。

冷战后地缘政治组织和结构的转变要求西方在文化上加强自身，放弃其民主普遍主义思想和不间断的军事干预主义。

他警告说：在种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新兴世界中，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的信仰遭遇三个问题：它是虚假的；它是不道德的；而且这是危险的。因为，非西方文明已经成为重要角色加入西方塑造和改变世界历史。

2001年的9.11发生在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就是对他的观点的最有利的支持。

注：普遍主义或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是指一些思想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一思想似乎与普世价值是孪生孽种。这种思想会造成某些人相信自己所想所思，具有全球应用价值，竭尽全力进行推广，危害巨大。譬如，西方竭尽全力推行民主，不择手段。还有宗教，派遣传教士到处游荡。

所以，塞缪尔·亨廷顿说普遍主义是虚假的；是不道德的；而且是危险的。

从朗西斯·福山对自己政治观点的自我否定，证明了他的导师塞缪尔·亨廷顿的正确，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再看看加拿大的社会精英对加拿大民主的失望；

2019年，10月2日文章《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 自由民主政体被愤怒的民粹主义政客劫持》Chrystia Freeland: Liberal democracies are being "hijacked by angry populist politicians说：在自由民主内部蔓延着疑虑，自由民主政体正在创造两极分化的社会，双方变为敌对，甚至无法相互对话，还有愤怒的民粹主义政客劫持了社会。

2019年5月12日; 加拿大商业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Goldy Hyder先生在加拿大环球邮件上发表文章《我们的政治正遭受分析瘫痪和行动的幻想》Our politics is suffering from analysis paralysis and the illusion of action，表达他对加拿大民主政府的失望。

政治的钟摆已经被甩到了一个极端，现在，政客们对批评的渴望超过了对创造的渴望。

我们的程序设置具有先天的智障，使少数人可以有效地阻碍大多数加拿大人认可的倡议的实施；重要的项目，计划和政策由此被延迟，直到支持者放弃继续推进的努力。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政客们已经不能继续行使其政治权威。

许多加拿大领导人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国家建设者。

温哥华前市长格雷戈尔·罗伯森（Gregor Robertson）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2010年9月14日，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被共产主义拐走了》Carried away by communism，说：温哥华市长格雷戈尔·罗伯森（Gregor Robertson）在上海表示中国的政策比西方国家更利于环保，原因是中国不需要民主。

文章说，他在一次采访中两次提出了这个看法：“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You can question how worthwhile democracy is in a lot of countries right now."

文章说，他的这个想法的来源可能是英国伦敦的前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去年，他在温哥华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罗伯逊先生将西方政府对“调转船的航向”的谨慎，归因于担心失去选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环保的行动，可以更有效，因为，不必像西方那样看选民眼色。

下面是文章附的照片。

2010年9月7日，格雷戈尔·罗伯森在中国华北烈士陵园拜访诺曼·白求恩医生的墓。

据说，格雷戈尔·罗伯森（Gregor Robertson）是白求恩医生的亲戚。中国人对白求恩的尊重，也会让他对中国人民和政府产生好感。

美国政治学者：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

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0328/721944.shtml

2015-03-28 08:22:03 来源：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沈鹏

核心提示：推行民主的团体如果不具备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会辜负追随者的期望，从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

参考消息网3月28日报道 美国《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题为《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文章摘编如下：

总体来说，在过去45年间，全球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自2006年以来，民主开始衰退，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对民主国家的测评分数呈逐年递减趋势。特别是2014年，民主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及出现新的独裁统治，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呈无政府状态，而叙利亚和伊拉克还出现了新的激进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国”组织。

近年来，全球民主国家的差劲表现有目共睹。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从巴西、土耳其到印度，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让人失望，内部抗议运动对这些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反对专制政权的自发性民主运动兴起（如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突尼斯和埃及等国），但是这些运动从未成功领导并建立起稳定、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地，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

国家治理能力跟不上会引发民主合法性丧失

在我看来，近些年来民主遭遇的众多挫折与制度化失败这个重要因素有关——在许多新兴和已有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能跟上受欢迎的民主责任制的步伐。未能建立现代化的、治理良好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致命问题。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包含三种基本要素：国家、法治和民主责任制。过去25年的经验就是，在国家、法治和民主责任制这三个体系中，民主比法治或现代国家更容易构建。换句话说，现代国家的发展没有跟上民主制度发展的步伐，导致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已有的民主国家没能跟上公民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反过来引发民主的合法性丧失。相反，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能够提供高质量服务，这使得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声望不断提高。

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侵略和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随后美国在两国组织民主选举，产生新的政府。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均没有发展成现代国家，无法保卫领土免遭内外部敌人侵犯，也无法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

2004年的橙色革命迫使乌克兰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但是新的橙色联盟软弱腐败，并没有改善政府管理的总体质量。乌克兰如果不能解决让尤先科下台的腐败之风，它将无法生存。

过去30年间，民主已经深深扎根于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如今，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所缺少的是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公民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也是如此，印度目前饱受普遍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的困扰。

国家现代化与零腐败无必然联系

有一种观点倾向于把国家的现代性与零腐败联系起来。尽管腐败水平与糟糕的国家表现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两者完全不同。

一个相对廉洁的国家不能提供基本服务，可能仅仅是因为它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相比零腐败来说，“国家能力”更能描述什么是国家现代性的核心。现代国家提供各种复杂的服务，这都需要在人力资源和物质条件方面进行巨额投资，保证政府操作，简单的零腐败无法做到这些。

眼下，国际团体就如何追求“良政”形成了某种共识。其背后的理论是，优良的政府管理来自透明度和负责制，市民对政府腐败及渎职行为更加了解后，会要求更好的国家表现，进一步推动政府进行自身改革。

这一策略的唯一问题在于，我们缺乏经验证据来证明，历史上或当前现有的高效政府正是经由这种途径产生的。许多拥有相对高效政府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德国、法国及丹麦——在专制条件下曾构建出一种现代的官僚机构，而最终成为民主国家的政体仅仅是在转型中将此保留了下来。

民主与现代国家建立的先后顺序决定政府质量

国家现代性与民主之关系的渊源远比当代理论认为的要复杂。如果现代国家政权的巩固早于选举权的推广，国家通常能在现代继续存活。如果民主早于国家改革，则往往会招致裙带关系的泛滥。这一点在美国这个率先赋予全部成年白人男性选举权的国家得到佐证。在成年白人男性普遍获得选举权之后，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高度泛滥的侍从制政治体系（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政党分肥制”或“政党庇护制”）。

在19世纪的美国，民主和国家质量很明显是不相匹配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收入、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主国家中，比起许诺推行程序化的公众政策，个人化的选民激励手段（即裙带关系的核心）更能动员选民参与投票。

不过，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情况发生了改变。高收入的选民更难被个人化的贿赂所收买，并且，他们更关心程序化的政策。尽管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民主充当了裙带关系的推手，在国家变得富裕时，它能开辟道路，创建更高质量的政府。

民主进程需考量现代国家机构的诞生及衰败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维度上的发展常常未能跟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从而招致政治无序。对于美国及其他进行民主推广的民主国家来说，这一结论具有若干重要的启示。在过去，它们强调通过支持专制国家中的民间社会组织，从而确保公平竞争，并欢迎独裁制转型的可能。

然而，创建一个可行的民主政权还需要两大阶段。其一是将社会组织动员起来，建立起有参与权和竞争性的政党。缺乏建立政党的能力，解释了为什么在诸如俄罗斯、乌克兰、埃及等转型国家，自由派常常在选举中败北。第二个必需的阶段则关乎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一旦民主政府当权，它必须处理政务——也就是说，它必须发挥合法的权威，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

推行民主的团体如果不具备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会辜负追随者的期望，从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

美国政治学者：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

2015-03-28 08:22:03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沈鹏

核心提示：推行民主的团体如果不具备出色管理的能力，新的民主政府会辜负追随者的期望，从而推翻自己的合法性。

2015-03-28 08:22:03 来源：参考消息网责任编辑：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