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邏輯存在是個複雜綿密的悖論整體。當我們去認識這個整體時，我們需要對各種概念加以區分，但那些被區分的概念在邏輯上又彼此之間有着實質性的關聯。比如，我們通常把形式邏輯與形而上學分開來講，但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卻是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的一部分，而他這樣做顯然是對的。儘管辯證法的作用領域在形式邏輯和形而上學之外，而且形而上學曾在東西方（冷戰意義上的東西方）陣營里同被作為辯證法的對立面而遭到批判，我們仍然可以按照日本哲人井上哲次郎賦予形而上學的來着《易經·繫辭上》中的形而上的意義來擴展西方哲學中的形而上學的意義，來使得辯證法實際上也可以被認為是形而上學的一部分，而西方哲學中的形而上學的意義其實也早已偏離的亞里士多德所討論的純粹存在（being qua being）的意義，而是向着井上哲次郎所賦予形而上的意義發展。或許應該更確切地說，井上哲次郎是因為看到了西方形而上學的這一發展才用《易經·繫辭上》中的形而上一詞來將西語中的metaphysics譯成形而上學。另外，上述的形式邏輯，形而上學，及辯證法顯然都屬於哲學的領域，而哲學與科學雖然彼此依賴，卻也被看做是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但是，科學中的諸如熱力學第二定律這樣的由諸如卡諾的熱功效率分析這樣的科學實踐發展出來的定律本身又具有極廣的邏輯性意涵，因而完全可以被認作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規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同樣如此。事實上，對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哲學意涵的深入認識，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後現代科學的出現應該是使得形而上學在被打趴在地一個多世紀之後又被正名（以至於今天的年輕一代乃至今後的少年人們恐怕再也不會知道形而上學曾經有過的辛酸史）的重要原因。

所以，這裡的一個悖論意義在於：在文明的最根本的邏輯基石那裡開始，人們認識文明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概念都是彼此相互關聯，無法完全切割開來的，但在認識它們的過程中我們又必須將它們彼此切割開。

與上述所討論的各個概念之間的關聯相比起來，真理與智慧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對於哲學的意義就更能凸顯出人類文明是個複雜綿密的悖論性的邏輯整體來。我曾在不同的地方論述過為什麼古希臘人將哲學看作是對智慧的熱愛是對的，而後人試圖將之改為對真理的熱愛是不對的。一個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哲學內並不存在着如科學所具有的判斷真理的硬性標準。

但是另一方面，真理卻是智慧的法則。也就是說，智慧的表現必然是符合真理的或者說是與真理一致的，是有利於人們是尋求和發現真理的，儘管它不一定如科學的內容那樣可以接受硬性的實驗檢驗（這本身是由真理的特性決定的，也就是說並非只有能接受硬性的實驗檢驗的才是真理）。

遺憾的是，自古希臘以來，哲學界不但一直未能對真理與智慧之間的上述微妙關係給出有如上面這段文字這樣的明確（並簡單直接）的論述，而且經常地因為未能正確地認識這一微妙關係而犯錯誤，而這一遺憾已經成為目前世界專業哲學界所面臨的衰敗的極重要的原因。

對上述微妙關係的誤解的一個典型的令人遺憾的例子便是德國哲學巨匠黑格爾將完全藐視真理的權威性的詭辯術士們稱作“智慧的教師（teachers of wisdom）”很顯然，黑格爾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就是在體會智慧的力量時忽略了智慧的真理法則的重要性。我這裡不是要否認黑格爾所指出的詭辯術士們在對哲學所做的貢獻中    確實有符合真理法則的智慧。但是，如黑格爾本人也已意識到的，詭辯術士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不在乎真理的客觀性，一切以自身喜惡為標準，將玩弄文字作為滿足自己利益的手段。在這樣的前提背景下，將詭辯術士們稱為智慧的教師，而且是在他的旨在從歷史中領悟哲學真諦的《歷史哲學講義》中這樣稱呼，很顯然，黑格爾對於智慧的真理法則這一點是缺乏認識的。而黑格爾的例子在東西方哲學發展過程絕非偶然；相應地，不但今天的哲學界所面臨的困境，而且整個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和人為災難的一個哲學根源便是由對於智慧的真理法則缺乏認識而促生出的詭辯術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