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幼河-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這場“從未結束的戰爭”，對美國而言，其主要特徵之一，是各種“邊界”的模糊性：戰場上平民與游擊戰士難以區分；戰爭的前線和後方互相滲透；沒有明確的宣戰，戰爭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了，期間很少有決定性的戰鬥，而只是不斷升級，到最後又悄無聲息地結束了。將越戰稱為“戰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誤導人的，當時在越南的數十萬美軍士兵中有大部分從未投入戰鬥（據估計在任何一次戰鬥中，很少有5%以上的美軍士兵實際參戰），倒不如說越戰是由無數“打了就跑”的遭遇戰組成的一個政治行動。

事實證明，這種模糊性極大地影響了越戰的成敗。作戰一方的越共游擊隊有着極其明確的目標，即驅逐美國人、擊敗美國扶植的南越政府並統一全國；但對美方而言卻不那麼明確。在越戰之前，“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大國，在一場戰爭尚在進行的時候，就對那場戰爭的必要性、正義性或打贏戰爭的可能性提出質疑。”當時許多人的心聲是：“我們為什麼到越南？”——這個問題迄今仍不時迴蕩在伊拉克、利比亞和阿富汗的上空。

美國政府當然有自身的戰略考慮，但由於它是分階段一點點陷入越戰泥潭的，因此其的目標不時在變化。它最初是根據“多米諾骨牌理論”，從全球戰略出發，試圖阻止意識形態對手的擴張，同時“對一個垂危的政府用人工呼吸來搶救”，但在1965年3月，助理國防部長John McNorton就已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備忘錄，指出美國在南越的目標是：“70%——避免一個使美國大丟臉面的失敗（對我們和作為保護者的名聲來講）；20%——不讓南越（及其鄰國）落入中國之手；10%——允許南越人民享受一種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止美國人苦於自問“我們為什麼去越南”，連南越人也困惑“你們為什麼在這兒”。1961年，喬治.艾布倫中校與其越南聯絡官阮文茂上校聊天，阮問起美國人為何待在越南，艾布倫答，美國人想幫助越南人打敗共產主義，並向越南人展示民主如何帶來經濟繁榮。阮聽後頓了下說：“是，我理解你所說的，但是你們到底為什麼要待在這裡？”艾布倫重申：“我們來這裡幫你們。”阮打斷他說：“不，說實話，你們到底為什麼要在這裡？”阮的問話代表了一種當地人的視角，他們能理解一種追求帝國利益的話語，但無法理解一種聲稱是利他的心理，那看起來總像是偽善。

越戰時美國的主流民意（至今如此）是：除非贏得勝利，不然就快撤。但越南之所以被稱作“泥潭”，就是因為美國人雖然早就想脫身，但總是無法脫身，相反還越陷越深。開始一場戰爭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知道如何結束它，那政治家是要倒霉的。

問題在於，美國不可能為越南傾盡所有——為了拯救一個遠方的小夥伴而引發了國內國際的抗議，這值得嗎？越戰極大地惡化了美國的國際形象，為歐洲的反美主義添了一把火。在現代歷史上，戰爭的結果第一次不是由戰場決定，而是由印刷的報紙尤其是電視屏幕決定。這本身意味着一個現代戰爭的新模式：戰爭真正成了政治的延續，它最終往往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而其決勝的關鍵也在於如何爭取各方面民意的支持。

這樣，越到後來，美國政治決策者的焦慮就越集中於如何結束（尤其是體面地結束）這場戰爭，只不過初期的辦法是想通過轟炸北越、增兵或實施戰略村莊，後期的辦法則想使戰爭“越南化”，即通過培訓越南作戰人員來分擔戰鬥任務——但正如一位美國官員所說的，這僅僅意味着“改變屍體的顏色”。當美軍將領們提出通過增兵來解決問題時，約翰遜總統問了一個讓他們語塞的問題：“我們派遣增援部隊，敵人也會派遣，如果這樣，戰爭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越戰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只交給軍官們。當時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說：“我認為，美國人在這裡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這一錯誤將自始至終伴隨我們在越南的歲月。這錯誤就是，我們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戰爭發生，這戰爭只是士兵的事情。”但這也不能全怪軍人。實際上美國媒體起初是支持以軍事手段解決所有問題的，1969年後漸漸開始反戰。尼克松就任總統後，美國的越南政策有了顯著變化，而這些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收縮戰爭的同時尋求政治解決。最後越戰的真正終結，也並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談判桌上以及毛澤東的書房裡決定的。

沒輸掉戰鬥，但輸了戰爭

越戰早期階段任駐越美軍總司令的William Westmoreland在談到越戰時有一句著名的評語：“在整個戰爭中，我們從來沒有輸掉過一場戰鬥。”他堅持認為，自己領導的美軍打贏了每一次戰役，但文官們輸掉了應有的勝利。

越南戰爭是一次經典的非對稱戰爭。北越和游擊隊一方，不論得到蘇聯和中國多少支持，要想在正規戰役中直接擊敗美軍，這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務。1968年的溪山戰役中，北越首次出動坦克部隊進攻，卻遭遇重大傷亡。北越部隊在小規模游擊戰中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游擊隊員，但在正規作戰中往往缺乏作戰經驗，而那卻是美軍最拿手的。美國人在整個越戰中最苦惱的一點在於：對手基本上始終不按美軍所期望的那樣出牌。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什麼方式發動進攻，這一主動權基本掌握在北越游擊隊手中。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威力毋庸置疑，但雙方的打法卻正如毛澤東所闡述的游擊戰爭真諦：“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越戰中，美軍執行的消耗戰也是正規軍的打法，但這在二戰中對付德國、日本效果明顯，對北越游擊隊卻顯得像是“大象同蚊子搏鬥”。雙方根本不是一場對抗戰，如果要拼軍需消耗，北越全無勝算。據五角大樓的數字：自1969年起美國軍隊每個月消耗的軍需品為128,400噸，炮彈75,600噸，而北越直至1972年每月軍需品和炮彈消費總和不足1000噸，即還不到美國人的1%。

這場戰爭體現出美國的決策者身上那種強烈的工具理性：他們偏好將戰爭分解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從技術層面去考慮問題並判定得失。雖然一些將領們強烈認為，要打就要大打出手，最好將北越夷為平地，但具體到最後，都是明確按戰術計划進行的。這有時就導致戰術和戰略上的嚴重脫節。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1962年曾說：“我們掌握的各種定量分析數據都表明，我們正在贏得這場戰爭。”有人嘲諷道：“但是，東南亞的一些因素是不能被定量分析的。”依靠理論、統計、數據來對這場戰爭作出判斷和決策，有時反而離戰場上的真相甚遠。

美國對越戰的理解是有限戰爭，但對北越而言，為了達到全國統一的目標，卻是幾乎沒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說北越耗不起軍需物資，那麼美國人耗不起時間——不可能在越南一直呆下去。和以往的一戰或二戰不同，越戰看起來每一次戰鬥都是美軍和越南政府軍贏了，但情況反反覆覆，總也無法好轉，類似的“里程碑”出現了很多次，戰爭卻總也結束不了。這樣的狀態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早已指出：“你占領那塊地盤後發現被你傷害的人中到處都是敵人，你無法保持與幫助你實現占領的人們的友誼，因為你不能滿足他們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論你的軍隊有多麼強大，要占領一個省，你總是需要得到當地居民的支持。”

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的越戰經歷與此前日本的對華戰爭頗為相似：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戰役的勝利，但總是無法達成政治目的；對手看起來不強，但始終不肯求和，扶持的當地政權又不得民心，於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美國早先的歷史上並非沒有相似的經驗。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軍為平定菲律賓的行動曠日持久的抵抗打了八年，耗費了巨大兵力，戰死者比擊敗西班牙時多了4倍。以至於支持擴張的老羅斯福總統不得不承認，這“成了我們致命的弱點，是造成目前……局勢充滿危險的全部癥結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它已結束很久之後，美國陸軍一位高級軍官在家書中仍這樣寫道：“我們已經建立了文官政府，儘管可以這麼說，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場合手裡都會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時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撫國內情緒的一個鬧劇，離開了軍事力量它一分鐘也維持不下去。”

相比起半個多世紀前的菲律賓人，美國在越南遇到的對手要老練和強大得多，而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也複雜得多。的確，在每一場戰鬥的戰場上，美國人不會被打敗，但他們再待下去也不可能贏，到最後他們會發覺，即便一個糟糕的結局，也比這樣一直僵持着看不到結局要好，因為那至少是解脫。

越南戰爭之後，一場戰爭如果不能在政治上贏得勝利，已變得毫無意義。由於美國軍事機器對任何潛在敵人的懸殊優勢，可預期的幾乎每一次戰爭都將是非對稱的。不誇張地說，近四十年來美國在每一次戰爭中的政治決策和軍事變革，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了避免越戰那樣的結局。然而時至今日，在開戰後贏得民心的戰爭，始終比坦克機槍進行的戰鬥難打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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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雖然越戰結束了四十多年了，但仍然記憶猶新。

我想起小時候，也就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那些年，我家裡有張越南南方的地圖，上面標示着越共控制的地區，看起來占據着南越五分之四的，絕大部分是鄉村（當然，到了1969年左右，越共控制的地區縮小很多，但越共仍能從“胡志明小路”滲透到南越進行游擊戰）。那時我就相信，越共方面有老百姓的支持（其實南越老百姓是分成兩派的）。

現在看起來，如果沒有前蘇聯和中國大陸的物質支援，和越南民眾的支持，越共方撐不下去的。這是對越共而言。對美國政府來說，越戰後期國內日益高漲的反戰運動導致越戰的失敗。這裡也是人心背向問題。其實，據後來數據分析，一直到最後，支持越戰的美國民眾仍然是略占多數。然而反戰者，特別是年輕人在社會上掀起了太大的聲浪，讓美國政府不得不急於體面的結束戰爭。

想到現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港民怎麼能贏呢？他們的政治要求沒一點過分的地方，但他們必須逼迫中共大陸政府讓步；然而，現在大陸民眾絕對地站在中共一邊。

我看到港民還在用各種方式希望美國和英國介入香港事務，以使自己孤立無援的境地得到改善；但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和西方國家如能介入香港事務，國家利益，本國民眾支持和中共大陸政權在香港問題上的大陸民眾支持度，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