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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从未结束的战争”，对美国而言，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各种“边界”的模糊性：战场上平民与游击战士难以区分；战争的前线和后方互相渗透；没有明确的宣战，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期间很少有决定性的战斗，而只是不断升级，到最后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将越战称为“战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误导人的，当时在越南的数十万美军士兵中有大部分从未投入战斗（据估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很少有5%以上的美军士兵实际参战），倒不如说越战是由无数“打了就跑”的遭遇战组成的一个政治行动。

事实证明，这种模糊性极大地影响了越战的成败。作战一方的越共游击队有着极其明确的目标，即驱逐美国人、击败美国扶植的南越政府并统一全国；但对美方而言却不那么明确。在越战之前，“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一场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就对那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或打赢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当时许多人的心声是：“我们为什么到越南？”——这个问题迄今仍不时回荡在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上空。

美国政府当然有自身的战略考虑，但由于它是分阶段一点点陷入越战泥潭的，因此其的目标不时在变化。它最初是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从全球战略出发，试图阻止意识形态对手的扩张，同时“对一个垂危的政府用人工呼吸来抢救”，但在1965年3月，助理国防部长John McNorton就已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指出美国在南越的目标是：“70%——避免一个使美国大丢脸面的失败（对我们和作为保护者的名声来讲）；20%——不让南越（及其邻国）落入中国之手；10%——允许南越人民享受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止美国人苦于自问“我们为什么去越南”，连南越人也困惑“你们为什么在这儿”。1961年，乔治.艾布伦中校与其越南联络官阮文茂上校聊天，阮问起美国人为何待在越南，艾布伦答，美国人想帮助越南人打败共产主义，并向越南人展示民主如何带来经济繁荣。阮听后顿了下说：“是，我理解你所说的，但是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里？”艾布伦重申：“我们来这里帮你们。”阮打断他说：“不，说实话，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阮的问话代表了一种当地人的视角，他们能理解一种追求帝国利益的话语，但无法理解一种声称是利他的心理，那看起来总像是伪善。

越战时美国的主流民意（至今如此）是：除非赢得胜利，不然就快撤。但越南之所以被称作“泥潭”，就是因为美国人虽然早就想脱身，但总是无法脱身，相反还越陷越深。开始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知道如何结束它，那政治家是要倒霉的。

问题在于，美国不可能为越南倾尽所有——为了拯救一个远方的小伙伴而引发了国内国际的抗议，这值得吗？越战极大地恶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添了一把火。在现代历史上，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不是由战场决定，而是由印刷的报纸尤其是电视屏幕决定。这本身意味着一个现代战争的新模式：战争真正成了政治的延续，它最终往往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而其决胜的关键也在于如何争取各方面民意的支持。

这样，越到后来，美国政治决策者的焦虑就越集中于如何结束（尤其是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只不过初期的办法是想通过轰炸北越、增兵或实施战略村庄，后期的办法则想使战争“越南化”，即通过培训越南作战人员来分担战斗任务——但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的，这仅仅意味着“改变尸体的颜色”。当美军将领们提出通过增兵来解决问题时，约翰逊总统问了一个让他们语塞的问题：“我们派遣增援部队，敌人也会派遣，如果这样，战争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越战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只交给军官们。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我认为，美国人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将自始至终伴随我们在越南的岁月。这错误就是，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战争发生，这战争只是士兵的事情。”但这也不能全怪军人。实际上美国媒体起初是支持以军事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1969年后渐渐开始反战。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美国的越南政策有了显著变化，而这些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收缩战争的同时寻求政治解决。最后越战的真正终结，也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谈判桌上以及毛泽东的书房里决定的。

没输掉战斗，但输了战争

越战早期阶段任驻越美军总司令的William Westmoreland在谈到越战时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在整个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战斗。”他坚持认为，自己领导的美军打赢了每一次战役，但文官们输掉了应有的胜利。

越南战争是一次经典的非对称战争。北越和游击队一方，不论得到苏联和中国多少支持，要想在正规战役中直接击败美军，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1968年的溪山战役中，北越首次出动坦克部队进攻，却遭遇重大伤亡。北越部队在小规模游击战中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游击队员，但在正规作战中往往缺乏作战经验，而那却是美军最拿手的。美国人在整个越战中最苦恼的一点在于：对手基本上始终不按美军所期望的那样出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发动进攻，这一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北越游击队手中。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威力毋庸置疑，但双方的打法却正如毛泽东所阐述的游击战争真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越战中，美军执行的消耗战也是正规军的打法，但这在二战中对付德国、日本效果明显，对北越游击队却显得像是“大象同蚊子搏斗”。双方根本不是一场对抗战，如果要拼军需消耗，北越全无胜算。据五角大楼的数字：自1969年起美国军队每个月消耗的军需品为128,400吨，炮弹75,600吨，而北越直至1972年每月军需品和炮弹消费总和不足1000吨，即还不到美国人的1%。

这场战争体现出美国的决策者身上那种强烈的工具理性：他们偏好将战争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从技术层面去考虑问题并判定得失。虽然一些将领们强烈认为，要打就要大打出手，最好将北越夷为平地，但具体到最后，都是明确按战术计划进行的。这有时就导致战术和战略上的严重脱节。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2年曾说：“我们掌握的各种定量分析数据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有人嘲讽道：“但是，东南亚的一些因素是不能被定量分析的。”依靠理论、统计、数据来对这场战争作出判断和决策，有时反而离战场上的真相甚远。

美国对越战的理解是有限战争，但对北越而言，为了达到全国统一的目标，却是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说北越耗不起军需物资，那么美国人耗不起时间——不可能在越南一直呆下去。和以往的一战或二战不同，越战看起来每一次战斗都是美军和越南政府军赢了，但情况反反复复，总也无法好转，类似的“里程碑”出现了很多次，战争却总也结束不了。这样的状态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早已指出：“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都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越战经历与此前日本的对华战争颇为相似：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但总是无法达成政治目的；对手看起来不强，但始终不肯求和，扶持的当地政权又不得民心，于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美国早先的历史上并非没有相似的经验。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军为平定菲律宾的行动旷日持久的抵抗打了八年，耗费了巨大兵力，战死者比击败西班牙时多了4倍。以至于支持扩张的老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这“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是造成目前……局势充满危险的全部症结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已结束很久之后，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军官在家书中仍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文官政府，尽管可以这么说，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场合手里都会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时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闹剧，离开了军事力量它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

相比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菲律宾人，美国在越南遇到的对手要老练和强大得多，而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也复杂得多。的确，在每一场战斗的战场上，美国人不会被打败，但他们再待下去也不可能赢，到最后他们会发觉，即便一个糟糕的结局，也比这样一直僵持着看不到结局要好，因为那至少是解脱。

越南战争之后，一场战争如果不能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已变得毫无意义。由于美国军事机器对任何潜在敌人的悬殊优势，可预期的几乎每一次战争都将是非对称的。不夸张地说，近四十年来美国在每一次战争中的政治决策和军事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越战那样的结局。然而时至今日，在开战后赢得民心的战争，始终比坦克机枪进行的战斗难打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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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虽然越战结束了四十多年了，但仍然记忆犹新。

我想起小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那些年，我家里有张越南南方的地图，上面标示着越共控制的地区，看起来占据着南越五分之四的，绝大部分是乡村（当然，到了1969年左右，越共控制的地区缩小很多，但越共仍能从“胡志明小路”渗透到南越进行游击战）。那时我就相信，越共方面有老百姓的支持（其实南越老百姓是分成两派的）。

现在看起来，如果没有前苏联和中国大陆的物质支援，和越南民众的支持，越共方撑不下去的。这是对越共而言。对美国政府来说，越战后期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战运动导致越战的失败。这里也是人心背向问题。其实，据后来数据分析，一直到最后，支持越战的美国民众仍然是略占多数。然而反战者，特别是年轻人在社会上掀起了太大的声浪，让美国政府不得不急于体面的结束战争。

想到现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港民怎么能赢呢？他们的政治要求没一点过分的地方，但他们必须逼迫中共大陆政府让步；然而，现在大陆民众绝对地站在中共一边。

我看到港民还在用各种方式希望美国和英国介入香港事务，以使自己孤立无援的境地得到改善；但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和西方国家如能介入香港事务，国家利益，本国民众支持和中共大陆政权在香港问题上的大陆民众支持度，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