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軌跡——一些反思與思考 

（一）

出生在毛澤東年代的我們這代人，身上多少都帶有“五四”的烙印。中學和大學裡必修的《中國共產黨黨史》課程，把五四運動的地位抬得很高。打開如今的什麼“黨史頻道”相關網頁，能看到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是一次真正的群眾運動，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的地方。正是在五四運動中，中國的無產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台，對於這場鬥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印象中，文革期間中學政治課黨史課程教材中就是這番說詞。當時的政治課老師總要進一步說明，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也是在五四運動中初步顯示出了領導力量。 

於是乎，五四成了愛國的代表，成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代表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程。”於是乎，有了五四精神，有了五四青年節，還有了人民網上“用五四精神涵養新時代青年的家國情懷”。而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著名論斷“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在1989年那時，幾乎達到膾炙人口的程度。至於毛澤東講這句話有特殊背景和目的，是在利用學生運動，卻很少有人知道或避而不談。 

不難想象，離百年前五四運動七十年後的六四學運中的學生與其他青年，基本上都是帶着已融入他們血液中的五四激情，投身到被他們認為充分體現愛國心和五四精神並以反貪腐、反官倒為目的和口號的六四學運中去的。不難想象，這些參加學運的青年們都不會意識到，他們的愛國心和青春激情，會被扼死在一場共產黨政府主導的血腥屠殺中。

（二）

89年夏季的前兩年，我已以全A的成績，從由研究生院提供助學金在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的項目，轉入了由該系提供全額助學金來攻讀博士學位（Ph.D.）的項目。在89年六.四的前一年，我已在就讀的美國大學拿了碩士學位，並陸續完成了基礎和專業的四門博士資格考試。89年的春天，在我的碩士論文基礎上，由導師和我合寫的文章，被當時系裡認作一流的雜誌所接受和發表。春學期結束後，我便為博士論文開題做起準備來，憋着勁暫不要孩子也要在一年內完成論文，儘快回國工作。國內院裡的領導托人帶來口信，說他已老了，知道自己的知識結構已跟不上改革開放形勢，打算退下來，要我儘快完成學業回去相助。 

那時就讀的美國大學裡已有百餘名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商學院裡也已有了三、四位大陸從其他省市來的或同鄉同胞。那種作為頭一位進入該校商學院學習的大陸留學生、不能給祖國丟臉的壓力已大大減輕。從本科理工科出身，來美轉為攻讀商科碩博士學位已有數年，最困難的轉行學習階段已過去。於是有時間也有興趣，關心起國內那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來。 

從朋友們陸陸續續的來信里，已了解了一些86-87年上海學潮的情況。知道其效果並不好，國內政治舵嚮往非民主方向轉。好友H姐曾是學校學生工作主持人之一，為人正直，工作能力強，有着下鄉插隊時當過某省知青標兵的經歷，一直被大家看好政治上會有大好發展前途。那回在江來到上海交通大學擺出一副教訓學生們的架勢、而被牴觸被學生們哄噓時，因她在學生中有一些聲望，便受學校委託上台去發言，卻在話中得罪了思想僵硬的江。因此，她已被江在內部會議上點了名，政治上再也不得重用。學潮過後一片蕭瑟壓抑，已有朋友勸我考慮別歸了。當時我們對這89年學生運動，感覺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年輕學子們民主意識已增強，熱浪似有可能破冰。憂的是，從86-87年的學潮結果看，當局不可能作大的讓步。我和在美的同學朋友們都替國內學生和支持的民眾捏一把汗。 

到了北京百萬市民上街支持學生時，周圍比較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片叫好聲。我卻要冷靜些，越來越憂心忡忡，感覺鎮壓的可能增大了。覺得那些以為不會鎮壓的朋友們，還是將GCD和當時的政府看得過於軟弱和仁慈了。父親在來信中抱怨，有的街上（可能是在上海交通大學附近）學生們設路障把着路，有不喊“支持學生反官倒”不讓通過的狀況。父親說，若這樣的局勢不加控制，恐怕接着就會要大家喊“打倒GCD”了，那怎麼了得？父親是抗戰初期三十年代入共的老GCD人，可思想較為開放，曾對我們年輕人對鄧取締了“西單牆”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滿表示過理解。連他對學運都有這樣的抱怨，很可能反映了老一輩GCD人已將這次89學運看作有推翻GCD政權的企圖了。 

五月中旬，我們看着電視上頭裹紗布的吾爾開希與李鵬談判時的那個得瑟勁兒，就嘆其盲主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錯過了極少的幾次稍有可能扭轉局面避免傷亡的機會。後見六月初趙紫陽喊話，學生們反映麻木、無動於衷。我們心急如焚，真有種衝動，恨不得猛搖他們幾把，喚他們快醒過來，變革不圖一日成。不過我們也知道，那時他們已是什麼話都聽不進去了。我們只能盼G政府能多拖幾日，讓年輕人那勁頭過去，別讓青春熱血流。

（三）

槍聲傳來，無人不痛心疾首。我當時在學校的學生學者聯誼會幫忙，參與了組織遊行抗議和燭光悼念晚會。是的，學生們是熱血的，是富有愛國激情的。不管他們有多幼稚，也絕構不成屠殺他們的理由！我打電話去家裡問父母，如此政府是他們為之付出大半生所追求的嗎？他們回答說這後面背景比我們所知要複雜得多。但他們敢肯定，這流血結果是他們這代人中的多數人不想看到的，這樣的悲劇場面不會在上海重演！我寫信給推我出國並建議我改專業的母校校領導，表示了對北京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憤慨。她回信里的話，和我父母說的差不多。無非是說學運有國外敵對勢力唆使的背景，要我冷靜旁觀。 

數年後結識了一朋友，他在清華的弟弟於六.四被彈殺。他和妻子將父母接到了身邊養老。後來，每回看到關於六.四死難者母親們的音訊，都鬱悶不已。 

六.四的當時，國內的同學朋友們的反應各異。覺得學生們鬧得過分，不得不鎮壓的是極少數。有半數以上的朋友覺得學生們的訴求是對的，但在行動上有些過激過分。可也絕不該用坦克上街和槍殺的手段來對付他們。少於半數的友人，尤其是86-87年上海學潮的積極參加者，支持學生們和北京市民的抗爭，並有部分人多少參加了這場學運。 

這裡提一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陳樂波。他是我老家的鄰居兄長，其父就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陳同生。《導報》當時為了給整個新聞界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和新聞空間，而站到了89年民主運動的前沿。89年學運在5月13日開始絕食之前，聲援《導報》、要求新聞自由，是當時大家關注的焦點，而且也史無前例地使新聞工作者加入到這場民主運動中。 

陳兄在六.四前任《導報》編委兼中國經濟部主任。如網上一文所述：汪道涵曾經把陳樂波帶到江家裡，實際上也是希望通過他來做《導報》的工作，勸讓《導報》妥協。陳樂波那次在江家裡把江教訓了一頓，而且跟他講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逆歷史潮流而上斷頭台等故事，使江怒火中燒。後來江還在有些場合提到這件事，說竟然我們的幹部子弟說我要上斷頭台！陳兄在六.四後被捕，被關押了約一年。期間他兒子出生，妻兒缺乏照顧，左右鄰舍包括我姐都伸出了援手。陳兄出獄後轉向經商，不少朋友們都願意幫助他，他一家人現在生活得很好。我94年帶孩子回國時，不到四歲的女兒和他不到五歲的兒子在樓下與其他孩子們一起，玩得很歡樂。

（四）

六.四使我們完全改變了對鄧的看法。作為77級中的一員，我們曾對鄧有感激之情，對其後來在“科學的春天”到來、和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欽佩的。這種感覺，在後來的取締“西單牆”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已大打折扣。認識到在恢復高考上，他可能不過是盡了些對自己子女的父親職而已，而我們恰恰與其子女近齡，沾到了光。當然他也可能有為國家和人民做些好事的願望。改革開放中他有功，但也不過是他看到了世界大流，順應了潮流，未作逆流小丑而已。其倡導改革開放的最根本目的還是在於鞏固GCD政權。 可他支持對學生市民下屠令，則是他草芥人命的本性大暴露，與他在五十年代所謂“反右擴大化”中所起極惡劣的領導作用是一脈相承的。網友老海在仔細查閱分析了鄧的歷史後，將其歸結為：沽名釣譽的機會主義份子，無道德準則的實用主義者，心狠手辣的獨夫民賊。這是對鄧恰如其分的評價。

六.四的血腥寒了學子們的心，洗亮了學子們的眼睛。一個其太上皇聲稱要將民眾“殺他二十萬”來換取“安定二十年”的無能政府，再也激不起我們的報效熱情。在和其他州求學的好幾位大學同學尤其是大學班裡的老支書大哥商量後，都認定了，獲取學位後若有能力就留在美國工作生活。一年多後，孩兒誕生，我們的人生軌跡也就此改變了。 

回過頭來看，89年學運是86-87年學潮的延伸擴展。要說對86-87年學潮的個人影響，大概還是方勵之老師的比較廣遠。他那“加入GCD，改造改變它”的說法，在80年代上半截就已被不少有思想的青年學生們所接受。 

但更主要的，還是人們對G政府的專制本質認識不夠，對其還抱有幻想。以為它會在民眾催促下，清除那當時似乎還滋生不久不廣的腐敗。以為它還具有像糾正文革那樣糾正自己錯誤的能力。卻不知，在沒有制度來保證對權力加以監督的情況下，國家機器能否朝民主方向運轉，完全取決於掌國人有無真正的民主意識和願望。遇到國權在鄧等僵硬死腦者手中，他們將青年學子和民眾呼聲，認作動搖其江山根基的洪水猛獸，就出現了非鎮壓不可的局面。 

看看如今的習當局，早幾年似乎下過些勁反腐。早知今日反腐須面對如此積重難返的局面，又何必當初神經過敏，用什麼四二六社論來壓制扭曲學生們的為國為民心？若當時借用學生們反官倒的熱情，做一些制度上的改變，鼓勵民眾和新聞媒體，來約束監督官員手中的權力，將那些尚未形成大氣候的腐敗扼死在其滋生溫床中，哪會有如今這麼嚴重的大面積腐敗？說到底，鄧等相當一部分當時的掌國掌權人，已拋棄了他們青年時期可能有過的救國為民心，一切只為了維護GD政權，才會那麼懼怕學生、懼怕民眾對民主和民主制度的訴求。 

歷史上的一個良機，就這樣錯失了，化作了六.四鮮血。 

六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

鮮花掩蓋着志士的鮮血。

為了人民對民主的訴求，

他們曾頑強地抗爭不息。

（改自歌曲《五月的鮮花》）

（五）

說起習，總要想起2011年初夏，前去普林斯頓大學看望女兒。在那裡的一大學同學家裡，幾位昔日同窗聚一起，聊至深夜。當年班裡的老支書已在美一研究型州立大學任教，曾擔任過系主任和工學院副院長，是位愛母國且正直有良知的傑出科技專業人士。他對習寄予厚望，認為其父親在毛年代受過壓後比較開明，而其本人當過知青，應該比較接地氣。甚至認為在習的任期里會有可能為六四學運平反。我對老支書這一期望，有些不以為然。理由是，能從GD腐敗又思想受禁錮的官場上混到高位的，即使原來是有識人士，恐怕也已被磨得良知泯滅了。結果，我們都看到了習在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和推崇毛年代的種種做法的拙劣手法、甚至倒行逆施到了有意重施階級鬥爭的邪惡伎倆。想來老支書八年前對習的厚望，早已化為了深深的失望甚至憤懣。

在CND網站的一場關於六四意義的爭論中，有網友提問：“可是六四到底是為了什麼呢？我認為簡單而言，就是抗議錢權互易。鄧小平搞開放把餅做大，權力直接兌換為經濟優勢， 讓中國進入官僚資本主義的時代。一個玩世不恭的看法是，共產黨國家上層先拿權再換錢，而資本主義國家是先賺錢再控權，殊途同歸了。最後決定立場的只能是哪個體制給群眾帶來福利更多這一相對價值觀念”。我回覆說：你說的，在我看來是蠻有深度的思考。我想，除了錢權外，還有精神層面上人們追求的東西。無論我們現在是生活在共產黨中國，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如今物質上要有基本滿足都已不是很難了，但是在精神自由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看着一尊帝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在與國內同學朋友的群體交流中看到國內人的小心翼翼、欲言又止，不能不感覺到他們還生活在精神被奴役中。六四在較高層次需求的追求上，在追求精神自由、自由表述思想上也有着較重要的意義。 

有網友讀過我上面部分文後評論（本人對評論略作了修改）：其實六四的深遠意義至今仍然估計不足，它已經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看看東歐的變化，獨裁的共產世界其實已經破產了，咱學生的血沒有白流，對GD和獨裁政權的衝擊效應也遠沒結束。 

另有友讀了我上述大部分的文後，做了這樣的評論：“民主是個制度問題，不是素質問題，是權力平衡的產物，平衡才能對權力有效地監督。毛澤東、鄧小平都是太上皇。近代世界文明帶給中國兩大進步，國家最高領導人換屆，太上皇做不成了。二是互聯網，民之口防不住了，中國走向民主是早晚的事。有兩個途徑，一是內部分化，二是外部對抗，結果就是形成一個各方勢力都能接受的局面，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逼宮”，就是學會理性的解決社會爭端。六四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反封建的有學生自發的民主解放運動。我們有理由相信，類似六四的事件，不會再有了。香港占中，當局不敢開槍了，這就是政府的妥協，六四的勝利。這樣一次一次的勝利，就形成了新的文化，新的制度，就有了民主。民主和文化相輔相成，是幾代人的事。每一次血都不會白流。”

這樣的評論，理性、積極又樂觀，我原很贊同。可現在看來，其中關鍵的兩點都有些過於樂觀了。在習的倒行逆施下，“國家最高領導人換屆，太上皇做不成了”又變回了可以合“法”地做太上皇了。而有了“互聯網，民之口防不住了”，也低估了准太上皇和紅宣部的輿論引導能力，這在近期的貿易戰中得到較充分的體現。中國的自由民主前景，還是長路漫漫、曙光尚弱，還需要多少代人一代一代地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