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6年夏从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简称法工委）经济法室一处工作的。当时，法工委是唯一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内办公的实实在在的部级单位，法工委的一部分则仍在大会堂外办公，只有部机关及部分处室在大会堂里办公。笔者所在的经济法室在大会堂南楼办公，本人所在的一处则在大会堂南楼三层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很大约有六、七十平米，房间里九张办公桌，包括经济法室的一个付主任和一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均在这间办公室内办公。当时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汉斌，我们处的付处长是彭真委员长的儿子傅洋。1988年四月万里接任委员长前傅洋则去了康华公司法律部。王汉斌升为付委员长兼秘书长而法工委则由常务副主任宋汝芬主持。86年我刚去时，国务院赵紫阳为总理，人大彭真是委员长。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破产法》关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国务院报上来的草案几上几下，直至本应在当天大会上通过的早上突接通知本次会议不做表决，使我这个首次进入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员才稍微注意到上层矛盾斗争的坚锐激烈的程度。
1989年初因未被单位提拔为付处级我决心离开这个让很多人羡慕的单位（本人工作的三年中也分到了房子还公派出国了）转而申请出国自费留学，在申请过程中至8月20日离开国门时亲身经历了“六•四”，故我作为北京市民对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心方圆一公里范围及北京城至三环周围那一个月里的亲身经历的片断做一个回忆以记念那个让人无法忘记的运动。
5月中旬
绝食以后广场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办公室的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每天午休时打扑克（拱猪）为最大兴奋点了，而是走出大会堂来到广场亲自到学生中间感受那里的气氛。而当你置身在其中时你也得到升华，仿佛那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份子而不再在这场运动中置身事外了。那些时日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出奇的好，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绝迹了。我们办公室气氛不再像五月初了，那时我们办公室除了我们经济法室的付主任一人外，其余八个人都是同情学生和支持他们的政治诉求，故常常辩论而成为八比一室付主任处于绝对劣势。室付主任姓房刚解放时是一个穷孩子，由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干部，故其朴素的阶级感情使其迷失了方向。但这时他也再不会发表不同的看法了似乎不愿处于那种孤立的状态。而恰恰正是这时，国务院体改委的曹思源发起了征集人大代表常委委员签名以便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的行动。而且他是从我们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开始的，而他那天下午来到我们三楼办公室正好是我和房付主任从广场回来，而这一次房付主任居然第一个抢上去带头签上了他的大名“房维廉”，而这一次他又恰恰站错队了，“六•四”过后为此检讨写了不知多少份。
5月20日我值夜班，那时我们法工委的干部轮流值夜班，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不过就是呆在部的办公室里守着红机子看一晚上书而已。那晚上我向往常一样往我在安华西里小区我们单位分给我的那套单元房我的小家里打了电话同时给住在虎坊路的楼房里的妈妈打过电话后。我安心地看书几次走上大会堂的顶楼平台从那里去观看天安门的情况。广场上的学生们的大喇叭不时传来广场指挥部的声音。先时指挥部鉴于李鹏发布戒严令学生们停止绝食行动。接着广场上要求广场上的糾察队随时准备牺牲保护好天安门广场防止各类人员进入广场，接著广场上广播了刘华清上将等军中八人呼舆和平解决天安门广场上学生问题，广场的上要求人们准备预备毛巾口罩等以便应付突发状况。那一晚整个广场气氛越来越紧张
第二天，早上随著办公室同事的到来我紧张的心情多少放松了一些。上午十点左右我和同事又上了大会堂顶楼平台从这里观看广场上情况。这时突然发现从东边革命历史博物馆那边传来一阵轰鸣声，当我把头向上扬起来，只见五架飞机从头顶上嗖的一下掠过，飞机飞的很低而声音很大但这一切又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的，整个过程大约仅在一两秒的时间里它给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巨大的震摄，而我由于在大会堂的平台上更接近飞机所以感受更深。
六月二日快下班时，新到办公室大学不足一年的小刘告诉我们，他从大会堂的锅炉房打开水的时候遇到了几个从五月初就从地下通道进入大会堂北楼的军人，由于他怒目而视内心的俾视形之与外故彼此起了争执。其中一个大兵对他放话说，“你是在大会堂这里，你要是在外面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六月三日晚饭后，我和与我同时分在法工委住在我的楼上13层的小黄一起随着人群来到了紧挨着家门口北三环马甸桥，大家都准备看一看或是亲自尝试着去参加堵军车的行动中。在马甸桥上有一二百人，除了十几个认不认识的单位同事，大部分的是30岁以下的年青人，大家聚集在马甸桥三环北面的路上，然而等了一两个小时也未见动静，有的人就开使撤了，我和小黄也一起回家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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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四点钟， 就听到人声嘈杂并夹杂着几声清脆的枪声。我赶紧穿上衣服来到单元门外只见大家都聚在一起在楼道中， 我们住在12层， 楼道走廊朝外那边向北， 上面是玻璃但大家都把身子蹲下来偶尔露一点头往外看一下。 我们的楼是安华西里四栋侧对着北三环。我这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了， 楼里邻居告诉我， 刚才过去了很多军车， 有人往军车扔东西， 军车上有人往上面打枪， 所以刚才大家还余悸未定。 折腾了半天回来又睡不着了。等到上午八点多我往单位值班室打电话。我家里在86年就安电话了， 当时在国内早早安了电话程控电话，当时我单位的经济法室的副主任还没有电话呢。接电话的是和我一起分到法工委的研究室的扈主任科员，她告诉我， 天安门广场已经被军人占领了， 学生已经被清场了。 我问她广场发生枪战了吗？现场是什么情况。她跟我详细地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6月四日凌晨三四点的样子， 广场的所有的灯突然全打开了， 广场如同白昼，十秒后所有的灯突然熄灭，过不到三秒钟接着所有的灯又全都打开， 如此这般几个反复。随着广场所有喇叭响起了官方的声音，那是戒严指挥部要求所有在广场的学生市民及其它人员立即离开广场。当时广场还有几千人， 是撤还是坚守？学生们意见不一。 是广场上的刘晓波，侯得健四君子用在台上的扩音喊话，要求广场的学生用声音大小来判断是同意撤离还是同意坚守的人多。实际当时两方面的声音都差不多，是四君子利用在台上掌握着扩音器的便利宣布赞成撤退的人多，这样广场上的几千人才避免了无谓的牺牲， 和平撤离了广场。天安门广场北起长安街，西至大会堂，东至历史博物馆， 南至毛主席纪念堂这个范围里是没有朝学生开枪也没有流血。但是， 军人在驱赶学生时有的军人朝天开了枪， 我们三楼的办公室的玻璃就被打碎了几块。 听了她的话以后我的心稍稍放松了一点。星期天不用上班， 吃过早饭后我就下了楼到了马路上，大街上很多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围着军人， 军人们一言不发正襟危坐在地上。我也靠到跟前， 听到几个老白姓情绪激动的对军人们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他们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用坦克碾压......”。我因刚从办公室得到的天安门的一手资料， 就更正他们说“天安门没有开枪， 学生是和平撤离的”。那知我的这番话刚出口立刻遭到在场的所有人的攻击， 甚至有的人抡起拳头要打我。看到这个架式， 我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只好急忙溜回家了。是啊，在那种情况，会有多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性地接受事实呢？ |
六月五日星期一，我早上从北三环安华西里骑自行车前往单位， 进入二环路后顺着中山公园东边外墙骑到南池子与长安街交口处一看， 整个长安街上由停自行车的架子和一些自行还有些杂七杂八的木头铁架堆在大马路上，由路口一直往西到天安门整个长安街上空无一人，马路上有零星的砖头石块。城里的市民都聚集在由南池子与长安街交口的长安街以东马路上， 一些人嘴里喊着“打倒法西斯”，还有些人用石块往长安街西天安门方向扔砍石块以表达他们的愤怒。从这南池子路口向西到天安门有500 多米的距离是一块隔离带。 我想， 我是去上班， 也不属于“暴徒”，军人应该不会向我开枪。 再说我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过去应该那边的军人不会把我怎么的。于是， 我就右手推着自行车， 左手举着工作证顺着长安街路北边紧贴着建筑物往西走， 我刚走了十几米， 一个小伙子一把把我揪过来，他喊到“你不要命啦？！今早上那边往这边开枪，打倒了好几个呢！“经他一说， 我一想， 也是， 我犯不着如此冒险。但我也不甘心， 还想赶到单位和同事交流一下各处的情况。我决定再看看从别的地方是不是能绕过去？于是 我就又骑上自行车往回走从天安门北面故宫的南面沿着东华门大街往西骑过西华门到了南小街往再往南拐到长安街， 这边和那边不一样， 这里没有人群聚集， 在南小街的路口只有两个军人背着枪把守着， 我骑到跟前把工作证掏出来拿给他们看了看， 他们就让我过去了。从南小街口到大会堂南楼， 沿途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到了办公室已比往常晚了一个小时， 但办公室只来了一半的人。大家彼此互相交流着各自的信息。至此才知， 大会堂有一个厨师昨晚上被枪打死。 单位领导再三强调，“大家不要追问厨师怎么死的细节， 这样才能给该厨师做为工伤死亡处理”（尽管该厨师严格意义上也属于暴徒， 但大家内心里倾向一致故而心照不宣了）。 接着的重磅信息是关于我单位的二把手人大常委委员法工委常务副主任宋汝芬的。 他住在苜蓿地22楼， 那里是经历了激烈战斗伤亡惨重的战场。 他本人绝对不可能跑到楼下去阻拦军车的， 他也就是从他住在10层楼上往下面的长安街看一看而已， 但是他的眼睛却被军人的子弹打伤了（但此事几天后在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的口中硬把它变成宋汝芬是被对面高楼歹徒打伤的，如此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其它的一切宣传都可想而知了）。 |
由于全城一片混乱，许多公交车都不通了，所以那天边公室只来了一半的人。 一到下午就下班了， 我接著去了虎坊路我母亲的家里。我看见一队手里端着枪的军人沿着虎坊桥大街向北走著而从南横街里跑出来几个小伙子从这队军人后面向他们扔了一些砖头瓦块转身就跑回
六月中旬后，全体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在大会堂听上面传达中央文件统一干部思想。 大会由人大副委员长彭冲主持， 大会开始时， 全体起立为在这场所谓平暴运动中死去的军人默哀，接着为死去的无辜平民默哀。彭冲主持为平民默哀时间足足五倍以上与为军人默哀的时间。尽管这个事情后来再没有人谈论但是我想当时在场的人都明白那是彭冲副委员长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一种无声抗议，而它传达到了在场的所有的人。
三十年过去了，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同胞永远不要忘记著那场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伟大运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