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学术界，吴宓的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他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诗人，红学研究权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国学大师。他桃李满天下，如钱钟书、季羡林、王力、曹禺、许国璋，以及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都曾是吴宓的学生。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

很多人关注吴宓，一方面是因为他学问精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人生坎坷。一位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即便不去得体体面面，也应死得安安静静，像吴宓那样的过世，确实让人感叹：世事无常，活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宓死在一家部队医院，最后租住的地方是当地居民的两间平房，对面则是为他养老送终的堂妹吴须曼的工作单位，泾阳县面粉厂。

据说，吴宓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很饿，给我一口稀饭喝吧！

吴宓，原名玉衡，字雨僧，1894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县安吴镇安吴堡村一户大户人家，吴宓1917年，23岁时赴美留学，先入读弗吉尼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获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美国文学批评大师白壁德，研修比较文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吴宓回国，执教于国立东南大学，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

吴宓博学强记，学问精深，他是文学评论家、西洋文学家、诗人，更是公认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早年在哈佛大学求学时，他的学识便被当时的学人所推崇，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吴宓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首批部聘教授，即从当时各大学中的顶尖学者中选出，因此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第一批部聘教授仅30位，吴宓便是其中之一，其他如苏步青、吴有训、李四光、陈寅恪、徐悲鸿、茅以升等大家，也在首批部聘教授中。

1947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他回去任教，吴宓没有接受。两年后，他接受入蜀邀请，担任相辉学院外文系教授，同时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授课。1950年4月，两所学校撤销，吴宓北分配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先后在历史系和中文系任教。

有人说，入蜀是吴宓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便像进入了一条羊肠小道，甚至是黑暗的隧道，从此每况愈下，晚景凄凉。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对简体字发表不符合主流观点的言论，随即被打成右派，并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

在一次批斗中，吴宓反驳说，毛主席诗词中不也有繁体字吗？对方顿时怒不可遏，呵斥道：毛主席的繁体字是革命的，而你的繁体字是反革命的！接着便劈头盖脸将他打了一顿。

文革中，吴宓更是三天两头便要接受批斗。在西师，每次开批斗会，吴宓都会被打，据当年目击者回忆，许多次，还没等被押上批斗台，吴宓的头和肩就被两旁的人用竹条抽打，还有人捡起地上的石子朝其身上扔。

在一次全校批斗大会上，已经72岁的吴宓在台子上被勒令下跪，一跪便是两个小时。批斗会结束后，他早年的学生、当时的同事刘兆吉同情他，悄悄问他，身体吃得消吗？吴宓回答说：“跪着比站着好受些。”刘兆吉听了，心里一阵酸楚。

后来，吴宓被发配到梁平县劳动改造，在那里受尽折磨，年过七旬的他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病弱的身躯难以承受。一次，他在高台之上接受批斗，被造反派推了下去，摔断左腿。

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上西师中文系群众工作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自己伤后的惨状：“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之年，腿伤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起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可忍……”还没等腿伤痊愈，造反派即命令他打扫厕所。

有一段时间，吴宓感到无法忍受，曾想绝食自尽，不料这被造反派视为“向伟大领袖的疯狂进攻”。于是，就对他进行强制性“鼻饲”，用一根胶管往他的鼻子里灌馊菜汤。极度的痛苦迫使吴宓最后只得求饶，同意放弃绝食，红色小将这才停止了他们的“鼻饲”。

1954年，吴宓（右三）与西南师院同事合影。

在被批斗改造期间，吴宓一度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屋里地面长年有积水，时间一场，吴宓很深瘙痒得难受。于是请求洗澡。不料，看管他的造反派提来一桶冷水，从头顶直接倒在他的身上。

其时正是初春季节，一桶冷水泼下，吴宓顿时浑身发抖。两个造反派接着用刷子抽打他，吴宓疼得不断喊叫，直到他叩头求饶，对方才停了手。

耿直的性格让吴宓吃了很多苦头。1974年1月，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他却不愿意批判孔子，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结果在“反动权威”之外又多了一顶帽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1年，吴宓右眼失明，左眼患严重白内障，于是获准回到重庆。晚年的吴宓很孤独，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他身上的各种标签，人们不敢轻易接触他，更遑论与他做知心朋友。

他在1973年写给吴须曼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医生建议我多和朋友聊天，或外出散步，但我身边极少有人来谈话，外出更无人作伴……”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无奈、苦闷与凄凉。

1977年，吴宓伤病加重，生活已不能自理，堂妹吴须曼念及兄妹情谊，在请示上级后，将吴宓接回泾阳老家照料，这让饱受折磨的吴宓略微得到一丝家的温暖。只是多年的政治运动把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每次吃饭时，他总会问：“需要请示吗？”吴须曼就告诉他，四人帮打倒了，不需要请示了。

吴宓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把别人的哪怕一点恩情都牢记在心。有两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一点。文革后期，被批斗的吴宓显得很落魄，西师一位女教师觉得他孤苦伶仃，心生同情，就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非常感动，送给那位女教师100元钱。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有人觉得他给得太多，吴宓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这笔钱不只是那一双袜子，我答谢的是情，这么算来，100元不多。

还有一次，吴宓正在街上散步，突然一个青年喊他“吴老师”，吴宓竟然热泪盈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再这么叫他了。他非要给那个青年10元钱，他说，很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你今天叫我吴老师，我心里感动！

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拐点，但最重要的往往只有一两个，这些拐点，只有当翻过人生的那一页后，你才能体会到，那个拐点究竟意味着什么。

吴宓本来是不必蹲牛棚的，也不会被批斗，更不会跌断腿。1949年4月，国民党败局已定，于是动员一些著名学者迁往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亲自出面，恳请吴宓赴台，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但是被吴宓婉拒。

对一些友人请他去美国、香港讲学，吴宓也谨表谢意，以一句“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表达了他不愿离开故土的心愿。

然而，在那个时刻，吴宓并无法预料，他将为这句话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相比之下，那个在1941年某个雨夜，在西南联大陈旧的教工宿舍，用行李包为吴宓堵破窗户的陈省身，于1949年前往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1984年退休后被聘为北大、南开、华师大等校名誉教授，建立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2004年去世，安葬于南开校园。

陈省身也想“死于中国土”，但幸运的是，他避开了那段动荡岁月，生活安逸，将全部时间用于研究，终成享誉世界的一代数学大师，所以，也就没有吴宓那样令人唏嘘的遭遇。

杨绛非常敬重她的老师吴宓，她曾写过一段文字，可称得上是对恩师一生为人的总结：“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的确，在吴宓心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不管自己的境遇是多么凄苦，尴尬，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先生，一个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人。

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病刚刚好一点，便帮助在家待业的外甥女进行高考补习。当听说泾阳中学因缺少师资开不出英语课时，吴宓认真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呀！”

此时，吴宓已经83岁高龄，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师，一个早已被社会遗弃的耄耋老人，还能在自己伤病缠身，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想着去一所贫困县城的中学教书，为那些梦想进入大学的年青人做铺路石，为他们展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尽一份力？

这，就是吴宓。

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发老年性脑血管疾病，被送入解放军513野战医院抢救后不治，于1月17日病逝，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