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卷

第四章

四　　決心“清黨”和重建南京政權以將北伐進行到底

-- 兼析政治謊言“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自北伐出師到國民革命軍解放南半個中國的短短十個月內，因為蘇俄與中共曾施展種種陰謀和手段以反對、利用和破壞北伐，並造成了嚴重後果，由是，蔣介石與一大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乃不得不於北伐勝利進軍之中堅持“兩面作戰”，才能保衛北伐和堅持北伐。

第一、蔣介石洞察其奸

　　如前所說，蔣介石了解蘇俄的“主義與事實有別”，燎解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性質及其欲染指中國的野心，因此，在孫中山逝世之後，當他眼見蘇俄與中共不僅公然竊奪國民黨黨權，而且公開要誘逼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甚至已經將廣東國民革命根據地煽變成所謂工農運動、即“共產暴民運動”的中心時，如果說，他堅持提議北伐，並要求及早實現北伐的根本目的，乃是要完成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 —— 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以“竟辛亥之功”，那麼，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用北伐來擺脫廣東國民革命正在被誘逼成共產革命的“困境”，用全國人民一心嚮往的北伐，將國民革命推向全國去，從而造成國民革命的成功。這與他後來在北伐進程中，先建議遷都武漢，後建議暫駐南昌，最後為不使武漢的悲劇在上海重演而決心“清黨”，都是出自同樣的苦衷。此外，由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北伐，又施以種種陰謀和手段來反對他、陷害他，所以，他對於蘇俄與中共反對不成則加以利用，利用不成則加以破壞，破壞不成則乾脆決以公開背叛的邏輯，應該說已經燎然於胸。
　　由是，他既不會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堅決反對他要求遷都武漢的緣由； 更不可能不明白，蘇俄顧問鮑羅廷竟於四個月後又堅決要求遷都武漢的原因；和鮑竟敢以一個外國顧問的身份，於遷都的空隙在武漢突然宣布成立“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聯席會議”、並執行最高權力的陰謀，“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⁴² 誠如中國大陸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遷都武漢，出乎蔣 介石的無奈，而他深知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起關鍵作用”。⁴³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南昌第十四次總理紀念周講演中就曾指明說：“現在武漢的本黨一部分同志，有一種運動，有一種宣傳，所謂要提高黨權，集中黨權，……他們不過是拿一個口號來排除異己的同志，做他們真正想把持黨權的武器罷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他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典禮的講演中乃進一步明確指出：“自從總理死了之後，中國共產黨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想消滅我們國民黨，想破壞國民革命，想搗亂國民革命軍，想推倒我們國民政府，要把他的共產黨來代替我們國民黨……現在我們國民黨的同志，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再不能讓共產黨用陰謀、盜竊、挑撥等下流行為來消滅我們國民黨，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事業……”至於蘇俄與中共為反對、利用、破壞北伐，而從陰謀反蔣走向公開倒蔣的行徑，他早已洞若觀火，並對蘇俄和中共強加在他身上的“軍閥獨裁”等等罪名亦曾公開揭穿說：“何圖包孕本黨之共產黨徒，奉鮑羅廷發縱指示，造成種種流言蜚語，提出軍閥、獨裁等口號，冀直接打倒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而本黨本軍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反為所惑，遂以為中正真有所謂企圖軍閥及個人獨裁的傾向……。”⁴⁴ 其間，他還從共產革命與國民革命之根本理論分歧出發，對蘇俄與中共要“直接打倒蔣中正，間接打倒國民革命”的根本緣由，於理論上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說：“國民革命軍自去年（一九二六年）北伐以來，共產黨人對於中正個人早有不滿的表示，早有不少的批評和攻擊。其中最大的一點是什麼呢？就是說蔣中正將來一定要造成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並且說，蔣中正已商人化，非防止他、打倒他不可。這些話是共產黨人攻擊中正個人唯一的焦點……我深知商界的痛苦，並沒有比農工差的地方；並且更明白在國民革命期間，也不能離開商人而專使一個階級來統治中國……我們國民黨是本着三民主義、建國方略來革命的，完全承認個人的私有財產；共產黨是要取消私有財產的，兩黨不同的最大一點就在於此……我們為什麼要革命？我們完全是求經濟獨立而來革命的。我們完全是要脫離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解除民眾的疾苦而來革命的……再明白些說，我們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求農、工、商、學、兵各界的經濟有良好的狀況，也就是為我們全國四萬萬同胞有良好的結果，這是我們革命的最後目的。”⁴⁵

第二、蔣介石針鋒相對

　　蔣介石深知蘇俄才是中共的靠山，蘇俄顧問鮑羅廷又是中共一切篡奪與破壞行為的具體策劃者和指揮者。因此，當鮑羅廷囂張一時，竟在一九二七年元月十一日歡迎他赴漢的宴會上，突然公開襲擊他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工農、反對cp（共產黨）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當時，蔣因親共派徐謙“宣布立即散會”，才沒有機會當場反擊他，但第二天，蔣即抓住機會公開指斥鮑羅廷說：“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哪一個軍人是壓迫工農？哪一個領袖在摧殘黨權？”因鮑答不上來，蔣介石即義正辭嚴地指責他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並且你們蘇俄不比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各國看起來是個強國，並且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也是一個赤色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專行，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員乃至中國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⁴⁶

第三、蔣介石致力團結本黨，力勸汪精衛不要為蘇俄與中共所利用

　　因蔣介石深知蘇俄與中共乃是中國國民革命的蠹蟲和敵人，因此，為團結本黨，他既堅持原則，又能忍讓和退讓。當鮑羅廷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陰謀成立“聯席會議”時，蔣介石雖然深悟其奸，但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他不但極力容忍，而且於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進行。而當汪精衛在中共“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的陰謀策劃之下，終於回國到達上海之後，蔣雖深知汪回國乃是蘇俄與中共的陰謀，但仍懷衷以報，既以總司令名義公開向全軍將士發表歡迎汪精衛歸國的通電，稱：“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需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帥各軍，一致服從……同心同德，完成革命。”同時，他還在數次私下晤談中，向汪陳述黨情與國情，懇切告以為謀自共產主義者手中挽救國民黨，而必須“清黨”。並要求汪留在上海。而當汪支吾其詞、曖昧不爽時，蔣又堅決地和一針見血地要求他說：“你切不要到武漢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來，那時，你不想做共產黨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為本黨，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後再請一班中央執行委員過來。如果你到武漢去，國民黨還是不能團結，你還是要做本黨的罪人。”⁴⁷
　　汪精衛雖然早已認識到“共產黨實以國民黨為利用品”，⁴⁸ 但他是為“與蔣分權”而歸，而非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而回。所以，幾天后，汪還是突然在上海公開發表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聲明”，從反面公開回答了蔣介石要他團結本黨、而非破壞本黨的勸告及警告，帶着蘇俄與中共交給他分裂國民黨的“任務”，去武漢“俄國政府”做他的“第一把手”去了。

第四、蔣介石決心清黨以保衛國民革命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當鮑羅廷指揮的武漢“俄國政府”依據所謂“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議，通過免除蔣介石擔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時，蔣介石鑑於“如果只是一個人的進退出處，不可介意；但這是關繫到黨和國家的問題”，因而他才向全國鄭重發表申明稱：“革命責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責，完成北伐。”⁴⁹
　　二、因汪精衛置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於不顧，決與蘇俄顧問及中共同流合污，蔣介石鑑於孫中山先生“堅持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推進國民革命、反對共產革命，主張人民民權，反對共產專政，建立共和國家、反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之聯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則，已為蘇俄與中共所毀；鑑於國民黨再度分裂、國民革命陣營內亂頻生，叛亂將至，北伐已經無以為繼；鑑於需要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政權和一個真正中國人的政府，來領導國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蔣決心以中流砥柱之姿，與憤而要求清除共產黨的蔡元培、吳稚輝等一批真正的國民黨人一起，⁵⁰ 實行“清黨”，並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以瓦解武漢的“親俄派”國民黨中央，推倒武漢的“俄國政府”，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方向。
　　三、遵照孫中山“共產黨要反對國民黨，我就要開除共產黨；蘇俄要支持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這一聯俄容共的原則，一九二七月四月二日，即共產黨員朱德率眾洗劫南昌江西省國民黨黨部，公開高喊打倒三民主義，公然踐踏孫中山先生畫象和撕毀中華民國國旗的同一天，在蔣介石支持下，國民黨中央監委在上海接受吳稚輝的請求，備文送國民黨員身份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要求一致“清黨”。吳稚暉的報告稱：《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曰：“……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地來解決他。”本委員（吳稚暉）按：“亂麻即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請大家注意……他們常用借乙打甲、借丙打乙的辦法……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這種無產階級的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最後打盡了中國的大部分人，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
　　會後，蔣介石即以總司令名義，解散東路軍為共產黨所把持的第一、第二兩師政治部。四月六日，蔣介石鑑於上海共產黨已於五日決議由工人糾察隊發起暴動，為防止第二次南京事件的發生，蔣乃命令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查封由“左派”和中共把持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駐上海辦事處。九日，蔣又發布上海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然後迅速切斷與南京交通，使中共掌握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陷於孤立，清除其抵抗分子，解除其武裝。南京事件主謀者共產黨員林祖涵逃往九江。南京市孫文主義學會成員遂包圍了為中共所把持的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逮捕了隱藏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分子。
　　四、由於中共為奪取上海政權，一是在軍閥駐滬軍隊已經表示向北伐軍投降、上海即將和平解放之時，曾搶前發動三次暴動，並自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這個市民政府“就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蘇維埃、巴黎公社。”；⁵¹ 二是決由陳獨秀、羅亦農等推動“武力進攻蔣軍”，並驅使工人糾察隊襲擊租界，以再造南京事件，意在激怒列強，挑起國際事端，並認為“此一決鬥，實比對直魯軍閥還有更重要的意義”（當第三國際為保存中共實力來電制止這一行動時，中共領袖羅亦農曾狂憤地將電報摔在地上 ）；⁵² 三是煽動工人罷工鬧市，無了無休，使滬上商人“自國軍臨滬以來即處於憔悴呻吟之下”，⁵³ 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級工會不僅自持武裝，並且擁有一支兩千人的武裝力量，實際上已造成另有一個上海政權的存在；因而，在國民黨中央監委已一致決定“清黨”以後，四月十二日晨，駐滬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即在白崇禧指揮下，解除了上海各處工人糾察隊武裝，逮捕了中共上海總工會主席汪壽華。十三日，中共上海總工會召開市民大會，發表“全面罷工”宣言，並於會後持槍武裝集合進攻寶山路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迅為第二師彈壓。中共叛亂武裝當場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魯匪軍特遣證章。隨後，國民革命軍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總指揮部 —— 上海總工會。化名伍豪的中共領袖周恩來被捕後，因在兩家大報發表“伍豪脫離共產黨啟示”而被開釋。此即為中共恨之入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歷史的事實是，中共明明要政變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革命新政權，卻將國民革命軍為保衛新政權而撲滅政變的不得已手段，不僅垢之為“政變”，甚至反污為“反革命”，此亦無非是中共一己的“邏輯”，即政治的謊言罷了。
　　五、當南京、上海已經進行“清黨”之時，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遂聚首南京，在蔣介石主持下於四月十五日舉行談話會，議決“以南京為國都，取消不合法之中央黨部（即武漢黨部），取消漢口偽政府，取消跨黨分子黨籍等八項方針”。後又於四月十七日舉行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國民政府於本月十八日開始在南京辦公”，推舉胡漢民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
　　六、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原江蘇省議會舉行成立大典。由蔡元培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向代表國民政府的胡漢民授印。胡漢民發表演講，呼籲“一致擁護蔣總司令，以鞏固國民革命陣營”。同日，由國民政府發表“告國民革命軍將士文”，要求為完成北伐而“猛進”，並表彰蔣介石領導北伐的歷史功績。蔣介石遂發表“告全體將士書”，稱“中正身負黨、國重任，自當率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一致效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真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漢口共產黨所操縱的偽國民政府”，並於五月再度宣誓出師北伐。
　　七、南京國民政府為清除反對國民革命的蘇俄和中共勢力，乃發表對共產黨幹部及附共分子的通緝令，通緝陳獨秀等共產黨員一百九十七人。並於五月十日成立“清黨”委員會。由是，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安徽、四川各省遂同時實行清黨。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欲將蘇俄和中共驅逐出國民革命陣營的“清黨”決策，終於在蔣介石的堅決發動和堅持下，付諸實行了。
　　應該提及的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之所以能夠取得迅速的勝利，中國國民黨的清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重建之所以能夠順利進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戴季陶先生曾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對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面對着蘇俄和中共大肆宣傳俄國的共產革命，加速誘逼中國的國民革命，大張旗鼓地搶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甚至公然地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戴季陶先生為捍衛三民主義而批判馬克思主義、肯定中國國民革命而否定俄國共產革命、保護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曾在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澄清和建樹。這對於捍衛中國國民革命的三民主義思想基礎和民主建國的根本目標，以堅持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並在“共信”的基礎上建立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軍內部的“互信”，凝聚全國北伐打倒軍閥的革命武裝力量，反擊蘇俄與中共對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革命、特別是對偉大北伐戰爭的反對、誘逼、離間、破壞和背叛，直至決心將蘇俄和中共的勢力清除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均起到了極為重大的作用。確實功不可沒。

第五、蔣介石發動清黨和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的巨大歷史意義

　　一、於中國國民革命存亡絕續的歷史關頭，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以“竟辛亥之功”就要功虧一簣的危局之下，是“清黨”的決策和行動，才挽救了北伐，挽救了國民革命，消除了中國國民革命再一次被誘逼為共產革命的巨大危險。
　　二、清黨與重建中華民國南京政權，不僅有力地恢復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而且使得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有了新的和自己的領導中堅，中國人民從此有了自己的國民政府，從而引發了漢方真正國民黨人與國民革命軍將士對於蘇俄、中共和國民黨親俄護共派，特別是對“俄國政府”的反對、反叛，直至分共的實現。從而為推倒武漢“俄國政府”，結束寧、漢分裂局面，贏得護國、護法的勝利，繼續北伐打倒軍閥，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
　　三、在相當程度上清除了乘“聯俄容共”而寄身於國民革命陣營的中共黨人，驅除了凌駕在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人民之上，欲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俄式共產革命，欲移植俄式共產專制制度於中國，並已給中國國民革命製造了巨大危害的蘇俄顧問，從而揭穿了赤色帝國蘇俄欲把中國變為其附庸和奴隸的野心，為其後十年公開剿除蘇俄指揮中共武裝叛亂和叛國，留下了思想和行動的有力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