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將上月寫的《文革中父親被關押四年多後回家》一文作了較大改動，並加入了較長的一段有關父親是怎樣度過那些被關押日子的，寫成這篇小文並附上一首小詩。在父親去世二十年後的父親節時，以此來表述和寄託心中對父親深深的懷念。

父親去世二十年後父親節的懷念

上月初，從CND網站讀到袁凌的《文革犯人出獄記》。看到文中“少數歷經劫難、背負政治壓力保存下來的家庭，其間都經歷了生死一線的危機，在物質條件被剝奪乾淨的情形下打入另冊，單單靠着人性的光輝支撐下來”，很是感慨。聯想起文革中父親被關押四年多後回家那天的情景，雖沒有像犯人出獄那麼悽慘，卻也令我難忘。

父親在文革前已被調到上海市委某部擔任部委，並負責該部下面各局的組織人事調動工作。在上海市委基本上被從三野來的人員壟斷的情況下，父親和不多的幾位原上海地下黨出身的幹部，在市委是比較孤獨和受排擠的。因這些原上海地下黨幹部參加革命的資歷較長，他們於五十年代所定的行政級別往往高於所在部的部長，但職務卻低於部長。這令一些部長們很不爽。父親擔任的負責各局組織人事安排工作，關繫到不少人的職務升遷。由於父親堅持當時的用人唯賢原則，反對拉關係、私下打招呼的用人唯親做法，頂住了一些上面來的壓力，得罪了一些從三野來的品行很差的上司。文革初期，已分散在各地的原上海地下黨幾位市委領導人，都被質疑成叛徒內奸，受到關押審查。故而原上海地下黨全體成員，幾乎都被打成疑似內奸或叛徒。一到文革衝擊到了市委各部，部里的當年地下黨人員差不多都被迅速地拋了出來。早就有“嚴重右傾”帽子被捏在人家手裡的父親，和平日裡來往較多、比較談得來的也是地下黨出身的賀叔和潘叔，被打成市委該部里的“三家村”，成為市委機關造反派們批鬥抄家關押的首批對象。

還記得那是在67年12月26日毛生日的夜晚，我當時還是小學裡的紅小兵團幹部（那時叫作勤務員），傻乎乎地參加組織了白天學校的毛生日慶祝活動後，父親晚上沒有回家，母親一夜未眠。父親這一被關押就是四年多未進過家門。我的紅小兵團幹部的職務，在父親被關押後沒多久就被擼去了。

再見到父親，已是1972年的初春。三位姐姐已在68-69年內都下鄉，去了市郊或外地農場、或在東北插隊。小哥得以沾姐姐們下鄉的光，71年被分在了上海一家店鋪工作，我也已是中學三年級的學生了。父親回家的事先，我已有了點預感，因為頗欣賞我的班主任老師向我透露，看來我父親已被定為人民內部矛盾，故而我那受父親拖累而遲遲獲得不了加入紅衛兵的身份，已有望被解決。

那天我從學校回到家，母親已得到通知提前守候在家裡。過了不久，父親被市委機關造反派人送回家來。只見父親那原先還基本上黑色占多數的頭髮已全部花白，人很瘦削，臉頰微凹陷，眼珠微凸，原本在同齡人中偏高的身材身背已微駝。特別令人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他雙手發顫。他想將一手提包打開，手卻抓不緊那拉鏈，抖抖索索地難以打開。母親上前接過並打開了手提包。當時我還以為父親是見到家人過於激動，因為我自己也激動。親愛的爹爹（我們家裡對父親的稱呼）終於回來了，我們從68-69年父母皆被關押的那些孤兒般日子，又回到了父母雙全的生活。我也終於有了加入紅衛兵的資格。

隔天到醫院問診後，父親方知自己患上了甲狀腺功能亢進/心動過速。經治療一年多後，得以康復。但後來在幹校勞動中，父親又染上了丹毒（老爛腳），此毒纏害了父親的餘生。

父親後來曾較簡單地向我們講述過一些他被關押期間的日子和事情。他在那些年裡，和上海市委最大的“走資派” 陳丕顯、曹荻秋等上百名老幹部和文藝界較著名的人士一起，被關押在漕河涇一帶文革前用作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之地。像他這樣早年曾有充分思想準備、可能會進日寇或國民黨政府牢裡的老共產黨人，但有幸從未被捕過，卻在這文革期間被關押。對自己竟會坐在共產黨的牢裡，肉體上的折磨只是其次，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才是更沉重更難以忍受的。

父親曾提到一個小細節，令我終身難忘並懷有愧疚。那是在我三個姐姐都下鄉後，小哥常留在和姑媽、叔叔同住的奶奶家。十二歲的我便自理自己的生活，也負責給在外的親人郵寄或送些東西。當時我們家的一間房被市委機關來抄家的一造反派頭目占了，他們一家三口住了進來。那頭目有一次帶話給我，要我再送一床被子到延安西路33號的市委機關，托那裡人轉交給父親。待我送到那裡後，接收被子的一女士要我寫個條，寫明送的是何物。我沒有意識到這條是會交給父親的，還以為只是那女士需要一個手寫的字條留作記錄，便在紙上光禿禿地寫了“送上被子一條”，前面沒有稱謂，後面沒有署名。沒想到盼望見到家人字跡的父親收到條後心裡空落落的。周圍還有難友調侃“看來你的小女兒是與你劃清界限了”，讓父親難過了好一陣。聽到這話，我邊向父親解釋當時沒想到條是給他的，邊心裡十分自責，竟錯過了一個給父親一點安慰的機會。以後每想起來，都有刺心般的疼痛。

97年，我在任教的美國大學獲得終身教職，並獲得該年度本校的傑出研究獎項，上了校報和本市的報紙。當我將校報和市報關於我的報導寄給父親後，父親在來信中顯得很高興。讀到父親信中“望女成鳳終如願”這樣的話語，知道自己給了父親不小的慰籍，我那對父親內疚的心理和那刺心般的疼痛才有所減輕。

回想文革十年裡，我們家經歷了聚散離合不少磨難。父親被關押四年多後回家那一幕，以及父親對他是如何熬過那些被關押日子的講述，在我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痕跡：既清楚我們曾是趙家利益集團中的一員，更認識到趙家團伙在耄年代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每想到這些，就對網上遭遇到的那些崇毛頌文革、意在禍害中華民族的禍華小丑們充滿了鄙視和厭惡，也對一尊帝將文革浩劫改稱為艱辛探索、並修改憲法走向恢復終身制等倒行逆施，懷有深度的警惕。

六十年代初的父親

《如夢令》父親

睿智清明爽朗，

好樂多識趣廣。

心意為中華，

求索富民方向。

思量，思量，

摯愛長存念想。

（註：詞裡的樂 為 yue.。父親愛好古典音樂，曾在49年前收藏了數百張唱片。文革抄家時被抄走，再也不見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