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滋病魔最猖獗的六個年頭裡，河南省社科院研究人員劉倩許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上的村莊，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體驗到百姓對生命的珍惜，對死亡的敬畏。而死者的名單，長得沒有盡頭……


　　老高按：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劉倩的“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文章第三篇《艾滋病人的葬禮》，我讀了不止一遍兩遍。讀來感到心情沉重，但說來奇怪嗎？我同時又感到心裡溫暖。
　　沉重，是看到病魔死神的力量實在強悍無情，無法抵禦，這麼多淳樸的父老鄉親接連倒下，被送進一半乾、一半濕的墳墓；溫暖，是看到病魔死神無論怎麼厲害懾人，終究摧折不了伉儷情深、手足血濃，驅打不散親朋扶攜、鄰里守望、代代相傳、團結赴難的情義，甚至還更激發人們挑戰命運、追求幸福的豪氣和堅韌。
　　劉倩女士去艾滋病疫區的調研，結束於2009年——她受到各種阻攔限制，調研難以進行。一晃十年過去了，那一波由於賣血導致的艾滋瘟疫大流行，想必高峰過去，進入尾聲——染病者恐怕絕大部分已經死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杜甫《石壕吏》），艾滋村倖存者的生存狀態有什麼樣的變化？今天還會有劉倩這樣的熱心者、勇敢者接棒，冒着感染絕症的風險，頂着強權禁錮的壓力，繼續前往死亡地帶，探知和披露真相嗎？
　　劉倩的專欄文章沒有結束。我期待着下一篇、再下一篇。


　　艾滋病人的葬禮——中原血禍·田野手記之三

　　劉倩，《內幕》月刊


　　《內幕》編者按：從2004年夏秋時節開始，本文作者以河南社科院研究人員的身份，有機會進入河南艾滋病疫區做調研，多次往返於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莊，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一次次行進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見證了一場慘絕人寰的世間悲劇。關於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真相，從來就沒有真正公開過。作者要向世人講述這裡曾經發生過的故事，驅使她寫下來的動機非常單純：為了那些生命不被忘卻，為了那場悲劇不再重演。爲此本刊特開闢“中原血禍·田野手記”專欄，請作者每月一篇。這是第三篇。

　　在艾滋病疫區，我親眼目睹不幸的人們一個個死去，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
　　2005年12月的一天，一早接村主任李衛華的電話：老四不行了。

　　老四昨夜走了

　　趕到老四家，一進門，兩個帶孝的孩子沖我當院跪下。當屋一口黑色棺材：老四昨夜走了。趕快扶起孩子。剛起身，卻見另一個更小的、才剛剛蹣跚學步的小小孩童，也沖我單膝跪下，一臉稚氣地嚴肅地仰面望着我，真是令人心驚心痛！身不由己也跪下了，一把將孩子抱住。忍不住眼淚就下來了。孩子的奶奶老三家媳婦趕忙過來扶起我們，說，這孩子送他四爺哩，見人跪多了，學哩……說着背過臉去拭淚。這孩子是老四的三哥家的孫子，老三早己不在了，是村里最早死去的艾滋病人之一。

　　老四家一片悲悽。

　　老四是六弟兄中第二個死去的艾滋病人。現在除了已經去世的老三之外，老大、老二、老五、老六，都來為兄弟送葬，他們都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老五一邊燒紙一邊哭泣。80多歲的老母親躺在床上，向我訴說老四臨終情景：“……他脖梗硬着，動彈不了，眼看着一口痰憋得出不來氣，我就給他擦嘴，想叫他多喘一口氣。他一口咬住我的手指頭，死活不鬆口，咬撕下去一條肉，到白集鎮醫院縫了十來針。……他那脖梗咋就又能撲愣了呢？他難受，他捨不哩走……”老人給我看她包裹着的手指，斑斑血跡透過棉紗。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感染艾滋病毒？似乎沒有人顧得上考慮到這個問題。老四在外打工的女兒沒有來及趕回來。前幾日因為父親病危回來過的正讀研究生的大兒子已經回學校了，家人說：孩子才走，沒有再對他講，怕耽誤他學業。
　　東南地四個人正在打墓，遠遠望去，打墓人身小如蟻，但目標清晰，冬日空曠的麥田裡，只有這四個人。還有散落在各家各戶責任田裡的墳頭，格外扎眼。為我領路的村民李獻彬說：“就他幾個能幹得動了，每次打墓就他們幾個人，村里沒有勞力。小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幹。抬棺的都是些上年紀人，年輕些的人身體都有病毒。”
　　——你呢？也有艾滋病嗎？問他。
　　“沒有艾滋病，但是有乙肝。沒賣過血，因為驗不上，賣血時候查出來乙肝。”
　　——不是說乙肝血更貴嗎？又問他。
　　“乙肝血也驗不上，達不到人家的指標……”他很熟練地說出一串乙肝血指標要求， 就像當地艾滋病人熟練說出一串有關艾滋病的檢查指標。然後問我：“國家光管艾滋病，不管乙肝麼？我這乙肝病也是不能乾重活哩！困難哩很，不然也不會想着去賣血，還賣不上……”
　　李獻彬給我指看一片片墳頭，說：“都是這幾年死的，都埋在各人的責任田裡，原來這莊稼地里哪有墳哪？這些、這些，那裡、那裡，都是艾滋病死哩！……外邊記者來了不知情，拍照的是老祖墳，這些才都是艾滋病新墳。”
　　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李獻彬實際也賣過血，賣“單采”，也賣“全采”（“單采”是只賣血漿，其它成分回輸給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的幾率，比不須回輸的“全采”高），“後來不用化驗了，‘胡采不驗’，沒有感染艾滋病是他運氣。”而此時的李獻彬卻似乎因為不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懊惱——在貧困疫區，不止一次遇到這種情況，賣血者為沒有感染艾滋病不能享受“艾滋病待遇”而遺憾。
　　走到跟前才看清四個打墓人中有村主任李衛華的弟弟李勇。他依然那麼一副玩世不恭的調皮姿態，一邊挖土一邊對我笑說：“劉老師來看我們戰天鬥地……”大概看我表情太嚴肅了，他神情也黯淡下來，說：“俺人已經習慣了……”
　　剛挖開的墓坑留着半邊墳頭，墓穴里，已經有一口棺材在等待着，棺材裡躺着的是老四的媳婦，她已經在這裡沉睡了五年，現在，她的丈夫就要來跟她團聚了。都說老四家人品好有文化，賢德友愛，中學畢業，都為她惋惜：“只賣了半個血，舍了一條命。”

　　農民夫妻先後逝去，牆上遺留下愛的表白。

　　半邊干、半邊濕的新墳群

　　這一天，風很大，順風，遠遠聽得村子裡老四家下葬前的儀式正在進行着：喊魂、開棺、開封、起靈、摔老盆……又見遠遠的，送葬隊伍緩緩走向墓地。前面有人漫撒紙錢開路，女眷們哭天搶地，男人們默默前行。道路泥濘，這支黑白相間的隊伍走走停停，漸行漸近哭聲雷動，驚心動魄。下葬時，老四的兒子在父母的墳墓前長跪不起，陪伴一旁的嬸娘說：“可憐孩兒們，正該成媒時候沒有了爹娘……”
　　送葬歸來，一個滿臉溝壑的老婆婆候在村頭，仰臉問道：“幾個孩子沒爹沒娘了，咋着（怎麼辦）哩？奶奶八十多了，日子咋過哩？”（田野手記20051210）

　　劉倩拍下了第一張艾滋病疫區送葬現場的照片：《血殤》。

　　在李老四的葬禮上，我拍下了第一張艾滋病疫區送葬現場的照片。照片上，年輕的村主任駕轅，雙目緊閉，任憑送葬的人群簇擁着棺木前行；老五似乎已經傻了，木然跟在他四哥的靈柩之後，老五妻小美走在送殯隊伍的前邊迎着寒風淚流滿面。就這樣，中原冬季的曠野上，男女老幼一群人驚天動地哭號着行走在茫茫蒼穹之下，那場面至今令我震撼。我給照片命名：《血殤》。

　　下葬時，老四的兒子在父母墳墓前長跪不起。

　　老四墳墓不遠處，小路的北邊，也是一座新墳——埋葬老四的前一天，2005年12月9日，我們剛剛埋葬了他的鄉鄰李建軍。
　　李建軍死在我看望他之後的第三天。當時他靠在老母親的懷裡。他病發咽喉，發聲已經很困難，他兩眼直瞪瞪地望着我，迸出一句喑啞的話：我捨不下孩子！建軍的妻子已經因艾滋病兩年前死去。昨天埋葬李建軍的墳墓，也是半邊土干、半邊土潮濕着，標示出是夫妻合葬的新墳。
　　李建軍去世時30歲剛剛出頭，在他的葬禮中，他6歲的兒子小雲鵬盡人子之孝。第一天這小小人兒眼淚汪汪跪在父親靈柩前為弔唁的人們叩頭，第二天在長輩的幫扶下為掩埋父親培上第一杴土。
　　李老四和李建軍，兩家都是“合葬” 。夫妻合葬一座墳墓是當地風俗，先逝者的墳墓已留有後逝者的位置，埋葬後逝者時，只挖開原有墳包的半邊，將後逝者葬入。李老四和李建軍，他們的妻子都已先他們而去，她們都在地下等待與丈夫的相聚。他們和她們，身後都留下年邁體弱的親娘，和未成年的兒女。
　　就是這一年的冬季，我在尹莊第一次看到人們挖開已經埋葬了一口棺木的墳墓，把另一口棺並排放下，再用木楔使他們“牽手”。重新封起來的墳墓半邊干、半邊濕，彷佛一對對夫妻在訴說他們陰陽兩界悲慘的故事。舉目望去，周遭連成一片的墳墓間，乾濕各半的墳墓不止一座兩座，不知又有多少孩子沒有了爹娘？

　　李建軍6歲的的兒子向弔唁者叩頭。

　　手足情深

　　在李建軍的葬禮上，遇到李建軍的弟弟李擴軍。李擴軍在廣州當兵，趕回來為哥哥奔喪。李擴軍說：
　　5號接到家裡電話，是堂哥打來的——還欠堂哥5000多元錢，這次哥哥治療又花了1萬元，沒有錢又借堂哥的，才跟我說——我才知道哥不行了。我5號接到電話，7號下午4點趕到家，就是前天晚上回來的。哥哥等着我回來，我回來的第二天上午哥哥就走了。這次哥說：“以後孩子拖累你了。”兩年前嫂子走時說：“兄弟，實在不好意思，把你花空了。”嫂子死在廣州，我在廣州當志願兵，哥嫂一家來廣州賣水果，他們發病治病沒少花錢。這幾年大約補貼哥哥3萬元。嫂子病在廣州，最後治病花了8000多。我老婆說：“你對你哥比對我還好。”我說：“那沒辦法，他是我哥。”我守我哥一夜。我媽讓我去睡一會，我不去，我就是回來守哥哥他哩！坐一路車，火車、汽車、小三輪，實在太累了。我在手上拴根繩子，要我哥拉着，我說我要睡着了你就拉我。我一直守在床邊。現在我哥不在了，他終於解脫了。
　　我不能忘了哥哥，給我寄過500元，雖然我當時又寄回去了，因為知道實在家裡太窮。那是1993年，我考上了徐州空軍後勤學院中專班。家裡的老宅可以說是全中國最爛的。我父親1989年死於冠心病，家裡吃了上頓沒下頓，窮得很。1985年蓋房子，一頭驢賣了160元買瓦，還差60元買不起磚，蓋成土坯房，3間，之後又蓋了偏房，我當兵前就塌了，倒掉了。我上高中一年後當兵。我初中時是重點中學前三名，88元學費全免，一位老師替我說話，學費免了，我感激他一輩子。但當時我什麼都沒說。當兵後考軍校，前幾名。現在是七級軍士，業餘在廣州中山大學學習法律，我要報考律師，我一定能考上，一定要考上。
　　在廣州有幾個老鄉朋友，過去常一起聚聚。自從嫂子在廣州生病，電視台採訪之後，大家都知道了，他們都不與我聯繫了——艾滋病，都害怕。現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老母親帶走，她高血壓、心臟病，我要照顧她。但她走了，這幾個孩子怎麼辦？都帶着我負擔不起，我這幾年沒有積蓄，我自己還有一個小孩。臨走時要給幾個孩子作艾滋病檢測，起碼以後讓他們到舅舅家去人家放心。（田野手記20051209）
　　在李建軍的葬禮上，李擴軍看我在抄寫禮單，就說，劉老師需要就把禮單拿去吧。禮單寫在小學生寫大字的練習本上，上面記錄着鄉鄰們送來的5元、10元的禮金。之後，擴軍又找我抄禮單，他說：“人情要記下，日後好還禮。”李擴軍要回部隊了，又說走前還要和竇樓村的舅舅一起給三個孩子作艾滋病檢測，一個月前已查過一次了，都沒事，再查一次好放心，“我放心，舅舅家也放心，以後孩子們好去玩。”
　　後來，聽說擴軍轉業了，本來想回到縣裡謀一份差事，離家近些，好照顧家事，但是終於沒有謀到，“現在都靠關係靠錢，咱沒有關係也沒有錢。”於是又回到南方打工。
　　2008年初春，我又在村里見到李擴軍，他回來給母親奔喪。他說，冬天冷，今年接母親到廣東惠州去住，生病了住當地人民醫院治療，花1萬多元，那邊看病太貴。實在是拖不起了，才花5000元包個車送母親回來看病。回來看病又花1萬多，一共花了3萬多，“一年掙的花完了。”家裡沒人了，孩子們太小，母親回來住姐姐家，農曆二月十五病重，“不中了”，才從姐姐家送回來——人臨終得回自己家，總不能死到別人家。回到家，當晚咽氣。十六埋了。“解脫了，”李擴軍又說。
　　他要接哥哥的兒子小雲鵬到他那裡上學，“這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在這裡逃課，上網吧，接到那邊看緊點。”當時李建軍兩個孤兒冉冉和雲鵬已經收住在村裡的“希望家園”。李擴軍說，實在負擔不了，冉冉就留下了，拜託劉老師費心。我說有可昆兩口子負責，孩子們照顧得都很好，你就放心吧。
　　李擴軍說：“還想繼續考律師，大專證交到中山大學法律系辦自學考試本科證，搞丟了。想繼續考，但是現在生活負擔重，淨顧着開車打工掙錢，精力不比從前了。”（田野手記20080325）
　　尹莊人很重親情，很多弟兄們都像擴軍建軍兄弟這樣重手足親情。在這裡倖存者撫養照顧不幸去世的兄弟們的遺孤，天經地義。
　　——這都是後話。

　　生死患難中最講情義

　　在艾滋病疫區，死亡已成常態。第二年，2006年春節前夕，我又連續參加村里兩場葬禮。
　　1月26日一大早，李衛華來說：小灘李朱老五死了。朱老五死得很急很快，眼看着一個人身體很棒，一發病，說不中就不中了。有人說跟“7.15”事件中“被抓一傢伙”有關係，受驚受涼了，這是發病的誘因。村醫則說，都怨他沒有好好服用抗病毒藥。“朱老五兄弟5個，除老大兩口，其他弟兄妯娌8個人都賣血感染艾滋病，老三夫婦、老四夫婦都死了，各有兩個孩子由老五收養，現在老五一死，等於三家孩子都沒‘偎頭’了。老二家太難，自家都難顧住，他兩口都是艾滋病不用說，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兒媳也艾滋病，兒媳死罷了，又來一個還是艾滋病。”

　　年幼的女孩沒了“偎頭”，成了孤兒。

　　朱家最小的兄弟朱老五，死亡時36歲。就在此時此地，我第一次聽到中原民間那個令人心酸心碎的詞語：“偎頭”——朱老五的英年早逝，不單使他自己的一雙兒女沒有了父親，還使他原先扶養照顧的已經先他而去的三哥嫂、四哥嫂家的幾個孩子，也沒了“偎頭”。
　　第二天，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這年沒有年三十），我又和村民們一起埋葬了他們的鄉鄰李繼臣。李繼臣兄弟4人，當年全是獻血員，3人感染艾滋病，只有老大年紀太大隻賣過全采沒有賣過單采，沒有感染艾滋病。李繼臣是三個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個。這時候為李繼臣送葬的兒子撫棺呼嚎痛哭不已，兒子和父親一樣，也賣血感染了艾滋病。
　　這年冬天，尹莊村最年長的李郭氏也去世了。有人說她享年98歲，有人說100歲，回來奔喪的大女兒已經80多歲，她說自己的母親106歲。想來，如果沒有艾滋病，這裡原是長壽之鄉。李郭氏四世同堂，現在除了她的因艾滋病已經死去的兒子，所有孫男弟女都來為她奔喪。李郭氏這些送葬的後人中，老二孫子像他父輩中的老二叔一樣，因為窮娶不起媳婦，叔侄二人都賣血感染了艾滋病，二叔已經死去，在老祖母的葬禮上，這個一輩子打光棍的孫子，顯得格外孤獨落寞。

　　因為艾滋病人太多，喪事太多，出殯都不待客了。

　　李郭氏用一個孫女“轉親”為大孫子換回一個孫媳婦。現在這個為大哥換回嫂子的李郭氏的孫女，也回來為奶奶奔喪。她跟我說，奶奶娘家人很多，待不起客，晌午人家都沒來。現在來人不多，過一會人就多了。村主任李衛華向我解釋說：咱村出殯都不待客了。
　　——為什麼呢？
　　艾滋病人太多了，艾滋病牽連的戶數也多，待不起客，所以就都不待客了。大家也都理解這個事，都同情艾滋病村艾滋病病人困難，來，都是幫忙。
　　——來打墓的也不招待了？
　　也不招待。一個時期一個時期的情況，……改革了麼！
　　“禮錢能收千把塊錢，不夠辦喪事，出殯需要2000多元。對他們家是很大負擔了。”旁邊一位村人說。
　　雖然不待客了，但“禮數得到”。得等娘家人都到了才能出殯，這是這裡“出殯埋人的規矩”。來客中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說是娘家人，他說：“亡人了，得來人。年輕人都打工去了，他們忙，我就來了。”
　　葬禮開始了，孫男弟女跪倒一片，李郭氏80多歲的大兒子哀哀哭號着“我哩個苦命的親娘哎——”一跪三叩首。墓葬前，一個小小的民間喪葬儀式隊，舉行一個簡單的喪葬告別儀式，頷首屈身向死者默哀致意，跪拜叩首一絲不苟，表達了民間百姓對生命的珍惜、對死亡的敬畏。

　　村子裡強壯勞力已經不多，每次送葬幾乎是全村出動。

　　生死患難中最講情義。許多家庭只剩下老幼婦孺，人們相幫相扶着才能把日後的光陰走完。沒有賣過血的村主任，一下說不清經自己的手埋葬了多少因為賣血死去的鄉親，他說：“我們村的紅白事我都到場，埋人需要抬棺材，像過年這時候年輕人都回來了還好些，特別到天熱時間，身體好些的都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有病，不能出力，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不能出力，一出汗就容易發病。我們這些沒有感染病毒的健康人就為死去的人打墓，抬棺材，下葬。”村子裡三、四十歲的強壯勞力已經不多，每次送葬，幾乎是全村出動，“到場的人不少，能出力的人不多，到場是盡心意，每次抬棺打墓的力氣活，差不多都是靠那幾個人。”
　　每逢發喪，村民小組長都會在村里吆喝：“埋人哩，老少爺們都來搭把手吧……”無論力氣大小，能到場的都會到場，一起把先走的人“送到地方”。退休老教師朱恆昌手把手教授年輕的孝子送葬的規矩，認真登記鄰里鄉親送上的5元、10元“祭禮”，年長者幫年幼的孩子鏟下第一杴土，把年輕的父親或者母親安葬。

　　葬禮桌前，人們向本文作者講述着一個個悲慘的故事。

　　“人間恰遇英明主……”

　　那天村口碰到放羊的老教師朱恆昌。他喚住我，送給我一首寫在香煙盒紙背面的詩：
　　　　贈訪者
　　科學滯後頑疾先，
　　艾滋猖獗人命慘。
　　新墳連着新墳起，
　　遺棄老小哭蒼天。
　　人間恰遇英明主，
　　派來天使訪災難。
　　安得玉宇塵埃淨，
　　萬民頂禮頌德衍。

　　祭禮單和鄉村知識分子的贈詩。

　　這首詩顯然是贈給我這個“天使”“訪者”的，一番心意我很感動。但是，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認定是“英明主”派來“天使”。詩的前半部描述“艾滋猖獗人命慘”很真實很具體，他把原因歸咎於“科學滯後”；後半部把解救災難的希望寄予“萬民頂禮”的“英明主”的“德衍”。
　　朱恆昌當了一輩子鄉村民辦教師，大批民辦教師轉正時，他沒有錢也沒有關係，直到退休也未能轉正，至今身份依然是農民。但這不妨礙他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角色，他是這裡鄉村民間文化的實際傳承人。他的這種觀念認知，在河南民間社會很有代表性。
　　河南地處中原，歷史上長期處於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忠君惟上的正統觀念在中原民間社會影響很深，流行至今的“反貪官不反皇帝”正是這種正統觀念的反映。這裡的百姓是很崇上的，百姓對官，又恨又怕又離不了，再苦再難再冤屈，他們相信有一個“青天”是好的，“會還我們一個公平公道”。因此才會有一次次上訪告狀、包圍地方政府機關要求“答覆”、種種面臨死亡絕境的呼救。但是，這一切卻往往被看做是喪失理智的“對抗”行為。民和官的關係“糾纏”得太緊太深，是中原社會文化中一個很大的特點。
　　從2004年那個寒冷的冬季，到2009年炎熱的夏天，六個年頭的時間裡，我許多次往返於這個中原大地上的村莊，一次次走在送葬的隊伍中，和鄉親們一起埋葬他們死去的親人。期間去世的有李建軍、李繼臣、李老四、朱老五，還有李長春、李獻臣、李中臣、李留安和留安妻、李松才和他的哥哥、顧艷萍、閻秀榮、花榮、玉花、老歪李鐵印和他的哥哥、朱老五的哥哥朱老二、孟憲友和他的兩個兒子、陳賡兵團的老兵和他的妻子、李春營上吊自殺的父親、李老四的母親、李建軍的母親、孟昭周、王化學……。

　　本文作者行進在鄉間送葬的隊伍中。

　　走在鄉間送葬的隊伍中，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體會到一種“歷史感”，我清晰地意識到我正在歷史中行走，我正置身於一場人間災難，一場人類的大事件。行走中我一遍又一遍追問：歷史到底在訴說什麼？我一遍又一遍思考：人類到底在期盼什麼？同時追問自己：你到底為了什麼？
　　（照片均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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