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之五：博导，缺乏道德 就在大家说，考分应该已经公布之后又过了一个月，小崔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成绩。 他问H教授是怎么回事，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经济系问一问。 教授说，问了估计也没什么帮助。在系里面，没有人敢挑战G教授。他犹豫不决，应该有他自己的考量。宋老师说，教授之间，也不会相互制衡，也制衡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虑。看来你还得等，再等等吧。 H教授说话一直很谨慎，这次更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小崔也早已经习惯了话中有话， “听话听声，锣鼓听声” 的中国古训，虽然依然觉得很别扭。自工作以来，随着面对的环境变化，他慢慢的变 “成熟” 不少。虽然觉得很累很缺乏效率，但他没有选择，必须随大流。 离预定的发榜日期过了两月有余。有一天在教授家里，H教授带着一脸无奈的表情对小崔说：这次只有你一个考生，G教授决定不招。 从脸色，小崔已经看出，这个决定的分量不轻。花了这么长时间居然做出了这种决定，这么样的一个逻辑，让他开始瞧不起G教授的智商：这是个什么逻辑？就是因为没有竞争者？G教授知不知道，他的那些弟子，为什么不敢和我面对面竞争？他们有竞争优势吗？就说这两门数学，对于科班出身的是小菜一碟，可对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那可是难上的高山。搞数量经济学，那些人能不能读懂基本的英文文献？我谈的不是英文，是其中的数学？能不能读懂我写的那本书？除了前言？数量经济学需要的数学，可比他考的线性代数难多了。现在的研究者，都在用微分拓扑，用不动点定理。我都怀疑，G教授自己读不读得懂微分拓扑中的不动点定理。想和我竞争，他们充其量在政治和英文上可能有点优势，一点点罢了。 小崔最近在修读一般均衡理论的文章，和一位来自上海，有着类似数学背景的同龄人邓恺峰。在数量经济学的研究上，邓恺峰比他走的远很多，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一般均衡的。论文写出后他想找个明白的人谈谈，给自己提点意见，结果，整个中国找不到一个懂的人，最终他的硕士论文全票通过，其中却没有一个人真的读懂。在这点上，小崔的经历也基本类似。 小邓用的是实分析里的不动点定理证明的，属于古典的证明方法。最早的证明出现在五十年代，由当时三十出头的M教授证明出。三十年后的中国，居然找不到一个能读懂这一关于市场经济最基本理论的人。随后不久加州的两位年轻教授合作，在抽象得多的数学层面证明了更加一般化的定理，将M教授的成果向前大大的推进了。 七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随后，经济学界又在对策论，计量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新结论。国内，则出现了一本非常畅销的控制论经济学，出自一位工业控制论领域的权威，自己并不懂经济学。随即不久成为经济学的经典。 中国人强调控制。西方人强调理解，从数据中寻找运行规律，寻找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的均衡。国家文明的差异，在细枝末节也能表现的很明显。 在人民大学，只有小邓和小崔两个年轻人在折腾真正的西方数量经济学，两个小伙子的努力早已经被G教授等人看在眼里。小邓关注的是基础性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成果。小崔关注的是最新进展，最近二十年的成果。小崔意在改变，小邓选择放弃。实际上在G教授的名额中，最适合的就是这两个人。小邓曾经上门拜访过G教授，想听听他对自己论文的意见，结果发现是对牛弹琴。原本说好的，两个人一起考，竞争那个名额。可是，小邓在最后时刻选择放弃，直接申请留学。在小崔等待G教授给出结果的时候，小邓已经去美国读研。 小崔语无伦次的唠叨了一大堆。H教授和宋老师都听的稀里糊涂，一头雾水。他最终还是不能改变什么：G教授却坚决的不接收他，宁愿放弃两个博士招生名额，虽然他是唯一的考生！ 宋老师安慰他说：G教授估计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放弃招生，他自己的损失也不小，经费没有，助手没有，项目也会泡汤。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和他亲自谈谈。他应该就住在附近。我有什么让他为难的？政治上自己一直很清白，言论上也没有讲什么出格的话，就是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他害怕什么？担心何在？ H教授说，我给问问，下次告诉你。 小崔每天都有机会见到宋老师，传达信息很方便。又等了好几天，还是没有消息，实在是忍不住，小崔直接去宋老师家，当面问H教授。 H教授说，我问了，也劝过几次。G教授说不想见，也没有必要见。 他没有说，自己很忙没有时间见？小崔问，带着讥讽。 他们之间是老哥们，没有必要找借口。G教授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宋老师说。 类似的话讲了好几次，结果一样。固执的小崔，原本想在校内拦住问问，后来还是放弃：强扭的瓜不甜，也没有意思。 小崔觉得不公：放弃是我的权利。你拒绝，应该有个理由吧。名额取消了？政审不过关？还是他自己被取消了博导资格？ 也是。他的资格还在，你在政治上也没有问题。又没有谁说，读博士必须是党员。G教授确实是应该给个说的过去的理由。宋老师既是给丈夫讲，也是为小崔打抱不平。 G教授和H教授是几十年的好友。也带着博士生的H教授，有天问小崔：愿不愿意改专业。在国内搞学术，专业间事实上也没什么差异，大家都是什么都搞。如果你愿意改，他可以直接录取。至于名额，他可以特别申请从G名下转一个。这种校内专业调剂，也不是很难。 差别就是将资金拨到不同的账户。宋老师加了句。 小崔拒绝了。他说，这不是专业不专业的问题。G教授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也是在侮辱他自己的人格和智商，侮辱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智商。 又拖了一段时间，在小崔一再的催促之下，见实在是拖不过去，G最终给出了一个理由：《资本论》概论考试不过关！ 这是个奇葩的理由！不过关，那么请问，我考了多少分？是五十九分还是六十一分？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G教授也没说。大概是三十几分吧。H教授说。 这就是今天中国最厉害学者的水准，连个分数都只能是大概而且还不能让人见。虽然心里在这么想，嘴里却留了点人情。小崔说：不可能，至少应该有八十分。我可是花了很多时间精读过，我对《资本论》的理解不会低于G教授。我要求公开判卷，甚至是重新公开考试、答辩。人民大学有那么多的《资本论》研究专家，你们经济系有那么多熟悉《资本论》的同事，个个都大名鼎鼎。对于这种照本宣科的考试，不难评判成绩。我就想要个公平，也想知道自己差在哪？ 这话一出，帮助他说话的H教授并没责怪，只是摇头带着无助感。站在身边的宋教授，则一个劲的安慰：未来路很长，不在乎这一站。 小崔说这些话是有底气的：他认真的读过G教授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章和翻译出版的所有书籍。对于G教授的学术背景有非常充分的理解。G教授从来就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文章，而小崔自己，不久前刚刚发表两篇关于资本论的论文，基于数量分析，还是在非常权威的学术杂志上。宋老师看过，也推荐给H教授看过，他们都非常喜欢。 不过G教授说，你应该留学，他愿意为你推荐！H教授加了句，让小崔听的莫名其妙。 真的奇葩！他招生，两个名额，我报考，吓跑了所有的校内竞争者。我够格，他不招，也不见，还说我资本论水平不够。我考的西方经济学，资本论水平有多重要？他不是说数量经济学为专业吗，还特别考了两门数学。现在说为我推荐，什么意思？我不稀罕他的推荐，我想要的话我自己能够搞掂，不需要他的假慈悲。 这件事，让他的情绪低落了一段时间。不是因为落考的悲伤，对于征服考试，从来就不是他值得忧虑的问题。而是对不公平的愤慨：为人师长，应该是道德的楷模，做人怎么会这样？ 没有人能说动固执的G教授。小崔实际上也不再在乎，就此更深的认识了这个学校，这个社会，远没有昔日想象的那么美好，公正和公平。 为此，热心的赵院长，在知道实情后，将他的作品推荐给自己在北大经济系的朋友，自己的邻居，国内数一数二的西方经济学大拿L教授看，几天后院长给他带来一封出国推荐信。 在文革期间，人民大学关闭，校区被二炮占据。留下来的不多教师有好大一批转到北大。像赵院长这种政治资历比较高的，和北大教授享受同等的待遇，成为北大老师。人民大学复校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由于经费有限，住房奇缺，好多像赵院长这样的老师还一直住在北大校内，占着属于北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二炮人则占据着大量属于人大的空间和资源。 小崔知道，为了帮助自己，院长是用心了。在学术界，他的邻居L教授的名气比G教授还大。G教授是留美博士，很早回国效力，在文革期间吃尽苦头，为人老实胆子小，出名主要靠的是他的翻译能力。L教授是北大本科毕业，后来留校在图书馆工作，靠着自学成才，非常能写，也没有G教授在文革期间的那种苦难经历，胆子也大很多。不同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回到宿舍，小崔打开信封，看着一张薄纸上用毛笔写的几行不痛不痒的文字笑了笑，放在抽屉里再也没拿出来。看着这清汤寡水的文字，他的孤单和无聊感越来越强：他必须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从激情满怀到失望至极，三年时间，并没有太大的距离。走出象牙塔的小崔，没有想到世界居然如此复杂，人际关系居然可以如此的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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