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女儿自述

  2017年我重回上海，站在新复原的杜公馆旧居西云楼前，87岁的我，突然惊讶发现大门上方，赫然雕刻着四个字：竹苞松茂。

  “松茂”是我先生的名字，而父亲杜月笙亲手设计这杜公馆时，我和先生都还没有出生，难道冥冥之中父亲早已为我们牵下了红线？

  大家都以为，杜月笙的女儿肯定会腰缠万贯，实际上我继承的也就只是个“杜”字。我就像只小鸟，一生躲避狂风大浪，飞过千山万水，四处做窝。

  但不管我身处何处，年少时在杜公馆里的玩耍嬉戏，一直仿佛还是昨天。

父亲只喜欢一个称呼：杜先生

  见到我的人，都喜欢问我怎么评价我的父亲，是天赋异禀还是时势造英雄？

  不管外界怎么评价他，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对子女要求严苛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他6岁时，我奶奶在生产时病逝了，当时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就用席子卷起来用烂泥土埋了，后来这里长出一棵树，树根把席子连人都包起来，大家都说这是风水好。

  奶奶死后，嗷嗷待哺的姑姑只能送人。父亲14岁那年，我爷爷也病逝了。父亲彻底成了孤儿，孤儿父亲很调皮，常常惹是生非，也不好好念书，成了孩子王。后来惹事逃到浦西开始流浪，做了水果店的伙计，削得一手好梨。

  父亲后来在上海滩的传奇大家也都知道了，但对于我来说，父亲只是严厉的家长。父亲膝下共10个子女，他对家里的佣人倒是和颜悦色，对子女却很严厉，见他要预约批准，见面后主要是问读书，然后给50块老法币做零花钱。

  记得有一次我外语考试成绩不好，父亲要用鞭子责打我10下。阿姨心疼我，让我多穿两条裤子去挨打，结果父亲下手更重，还不许叫，叫一声就重打。

  父亲天资聪慧，是读书的料，只因家里太穷，只读过半年私塾，后来一直听评书自学。他对文化人极其尊重，言谈举止温文儒雅，接人待物谦卑恭敬，一年四季着长衫，最上面的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他只喜欢一个称呼：杜先生。

父亲的处世之道：广结善缘

  抗战初期，父亲还在上海。听人说，父亲那时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让上海租界里的英美烟草公司都要出钱抗日，不出钱就做不成生意。

  后来父亲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捐建医院、学校，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带着手下的兄弟跟随国民政府一路辗转到重庆，全家老小几十口却都留在沦陷的上海。

  有一次我听母亲说，父亲在重庆令她拿出钻石变卖，总共有400多克拉，资助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抗日人士。

  变卖的钱，父亲还要上海的家人亲自送到地下抗日人士的手里，如果被日本人发现，这是要杀头的。而那段时间，家里常吃白菜炖豆腐，为了哄我们小孩子，过几天就换个菜名，叫豆腐炖白菜。

  那时期，父亲与共产党也打过交道，他向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一千套防毒面具，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他又帮助新四军维持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线，给共产党的根据地运输药品和枪弹。

  父亲的处世之道就是广结善缘，认识他的人几乎都接受过他的帮助。

  在国民党的诸多高官中，父亲和戴笠伯伯关系更为亲密。他来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待在屋里，不能出来的。有一天他主动问父亲：“你的女儿怎么样？”

  我这才看到戴伯伯的真容，我真是抖啊，他那眼睛，好像一看就看穿你，很叫人害怕。

  如果他来时，正好赶上父亲在抽鸦片烟，父亲得赶紧让佣人把烟具藏到床底下，躲进屋里，让大家帮他闻袖子，看有没有烟味。如果有，赶紧喷香水，然后用湿毛巾擦脸，直到没有一点烟味。

  他怕戴伯伯怪他又抽烟。这事情很奇怪，我父亲怕戴笠，戴笠也很怕我父亲，可能是他们俩的个性都太强了吧。

  1946年3月17日，戴伯伯坐飞机失事，父亲听闻消息一下子就崩溃了。当时我们住7层楼，我父亲拉开窗子就要往下跳，看上去特别伤心，不断说：完了，完了……

  3个月后，父亲才慢慢恢复。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父亲越来越失望，动了离开上海的念头。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账”，决定离开上海。

父亲在上海坚持到最后一天

  1949年，风雨飘摇。我清楚地记得，2月6日那一天，父亲令我带着弟弟坐飞机从上海先到香港。

  那年我19岁，刚刚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通知书已拿到，还没来得及去注册。离开时我就随便带了点衣服，想着等回来再去大学报名。

  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回来的。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我拎着衣箱，出走了大半生。

  三个多月后，5月27日那一天，父亲带着家人和手下一百多口，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香港。在香港，病中的父亲与我聊起离开时的情景，感慨无比。

  那一天，上海城“解放”，父亲坚持到最后一天才离开。他说，轮船开近吴淞口，他在船上能清楚地看到大批八路（即解放军，父亲习惯了叫八路军）开进上海。

  可八路没有海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坐着船，从黄浦江上一路顺利逃离。

  父亲还在黄浦江上远远看到了岸上的申新纱厂。他对我说：“当年你奶奶就是在申新纱厂做工，一天只挣两个铜钿，后来我苦心经营，做到了申新纱厂的董事长，但现在，都只能丢掉了，我们都逃难到香港来了。”

  在香港，父亲几乎闭门不出，他担心自己被暗杀，过得战战兢兢。抗战时四处奔走患下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

  尽管父亲在上海跺跺脚地皮也要抖一下，其实是面上赚得多、里子花得更多，入不敷出。到了香港，境况更差，我们住的房子，也是父亲好友陆根基免费提供的。

  一百多人在香港，每天的生活起居费用就要六七千港币，基本是靠故旧和朋友接济，捉襟见肘。当时我已二十岁出头，父亲让我管全家的账，我天天要精打细算，才能把一大家子的开支勉强应付过去。

  当年在上海，父亲最喜欢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送的那幅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那景象，在香港是没有了的。

  我们天天盼着回上海。问父亲，父亲说：很快的，一年回不去，两年一定能回去的。抗战我们都胜利了，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后也会的。

  我们都笃信不疑。

 海那边就是浦东老家啊

  父亲从不跟我谈大事。但我猜想，他心里对共产党是有些害怕的。他不敢学师父黄金荣留在上海，把全家老小和手下的命运都押上。后来，83岁的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扫马路。

  何况，父亲常说一句话：好马不把双鞍配、一人不把二主从。

  那时大陆和台湾都在争夺身在香港的父亲，父亲也有着自己的盘算：两边都不得罪。

  父亲在上海时和法租界打交道多，他想带全家从香港移民去法国。但父亲很讲义气，不愿丢开忠心耿耿的手下，还有一些在抗战中牺牲人士的遗属。

  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父亲当时所有的积蓄，只有保存在宋子良先生那里的10万美元。

  钱不够，父亲只好放弃了移居法国的打算，说：要死大家都死在香港吧。

  有一天下午，外头来了两个人，求见父亲。父亲把他们迎进客厅，关上了门，不让我们进去。

  平时家里来客，都是我这“大小姐”端茶送水，这次我好奇怪，我就扒在门缝里偷看，两个人都是一身短打扮。两个人走后，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是那边来的人，邀请我们回去。”

  第二天，父亲对我说：“美如，今天我带你到浅水湾兜兜风，你谁都不要讲。”父亲带着我去了浅水湾的一家饭店。

  在饭店里，巧遇到了电影明星胡蝶，父亲和她寒暄了几句，就让我和司机自己吃，他到外头透透气，单独找了个能看海的地方。

  他一个人对着海坐着，足足坐了两个多小时。司机吃得很开心，他悄悄问我：“大小姐，老爷不知在想什么呢。”

  我跑去问父亲：“您在想什么呢？”

  父亲说：“我在看海啊，海的那边就是浦东老家啊。”

“我不想你们一生都在讨债”

  浅水湾吃饭回来没多久，父亲的病又加重了。出于经济原因，也考虑到安全，父亲没请护士，靠家里人几班倒照顾他。我是每天晚上六点到天亮轮班。

  那天我正在客厅照料他，突然父亲的朋友杨管北慌慌张张地跑来：“老杜老杜，出事了！出事了！”

  原来大陆来人求见父亲的那段时间，父亲托好友钱新之同时给周恩来和蒋介石写信，表达同一个意思：杜月笙先生愿意回你们那边。

  可钱伯伯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稀里胡涂地套错了信封，把给大陆的信寄给了台湾，把给台湾的信寄到了大陆。

  一切都已注定，一直在观望局势、不想站错队的父亲竟落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一直在纠结到底回大陆还是去台湾的父亲，终于下定决心：哪里也不去，留在香港苟且度日吧。

  心灰意冷、身处绝境的父亲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每天我都在床头举着氧气瓶让他吸氧。

  宋子良先生从报上得知父亲快不行了，主动打电话给我母亲，说父亲还有10万美元存在他那里，并且很快就把钱汇给我们。

  父亲按照“先外后内”的原则，分给家人和手下，我未出嫁，分到了6千。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

  父亲对我说：“美如，阿爹对不起你，没能看到你出阁，送你出嫁。”我含泪安慰父亲，随后就按他的吩咐，出门去汇丰银行，从专用保险柜里取出些“纸头”。

  从银行跑回来，把“纸头”交给父亲。父亲拖着病体，当着我们的面，一张张地把它们撕掉，那是别人写给他的欠条，欠款的不是商界精英就是政界高官。我来不及全看，只偷偷瞥到有借美元的，有借金条的，其中有个借了500根大黄鱼（金条）。

  我们守在病床前，都很错愕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父亲说：“我不想你们今后一生都在讨债，不想你们在我死后费尽力气打官司。现在兵荒马乱，借钱的人，手头哪里有钱？今后他们有了钱，若是感恩，一定也会帮你们的。”

  父亲还再三叮嘱我们，将来一定要把他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

  1951年8月16日，父亲去世。回光返照时，留下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孤儿般遥望着海峡对岸

  父亲去世后，我们孤儿寡母一大家子，只能靠变卖首饰在香港度日。还好母亲是蒋总统夫人的朋友，她向我们伸出了援手，邀请我们全家去台湾。

  后来钱新之伯伯和杨管北伯伯也到了台湾。杨伯伯有个外甥，就是后来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护送父亲灵柩，在台湾安顿下来。原以为很快就能回大陆，父亲的棺木迟迟没有下葬。后来回大陆越来越无望，1952年才把父亲葬在了台湾基隆。

  以后我们为了生活各奔东西，分居在全球各地。有嫁了阿拉伯小伙子的，有娶了白人姑娘的，如同一个小联合国。

  在台湾，蒋夫人对我们一家老小关照有加。母亲也经常与蒋总统夫妇见面、小聚。但母亲没有固定收入，还须常常拿当年父亲给她的首饰去变卖，维持家用。

  来台湾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反而安全多了。大陆那边一时难以顾及，打不过来，我们全家难得过了几年兵不荒马不乱的太平日子。

  我们是原乡人，虽然台湾不是上海，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只要太平，心安处，就是家。

  我25岁时，为了躲避追求者，和朋友们跑到嘉义去玩，在那里的一次露天舞会上，我认识了飞歼击机的飞行员蒯松茂，和我同岁。

  蒯松茂祖籍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家境小康，抗战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们年幼的兄弟几个，一路逃难到大后方的四川，投奔在国民革命军当空军的大女婿和大女儿。

  那时候，国民政府效仿苏美空军预校模式，在成都灌县开办了空军幼年学校，招收小学或上初中的孩子，培养飞行员。蒯松茂13岁时自己去报名，被学校录取，做了少年学员。

  跟我这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比，蒯松茂的少年是悲惨的，国家动荡不定，他们也跟着吃苦。他说很多同学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连寒暑假也只能在校园里度过，学校经常被日本人轰炸，不比共产党长征时吃的苦头少。

  他永远都记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晚上。空军幼年学校放暑假，他回到成都北门外的家中，晚上与同学到电影院看电影，放映到一半，屏幕上突然打出一行字：日本无条件投降！

   顿时，电影院里所有人都跑出来，大家把帽子抛到半空上，一路跟着人流，跑到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上，那里人山人海。人们笑呀笑呀，不认识的人彼此拥抱，不由分说把大街上的几个美国士兵抬起来，抛到半空中，接他们，再抛到半空中…….

  1949年，蒯松茂随军队撤到台湾，驻防在嘉义空军基地。他的母亲和兄弟都在大陆，生死不知，音讯全无，他如同孤儿般遥望着海峡对岸，就像当年我父亲，隔海遥望着海那头的故乡上海浦东。

蒋总统夫妇送我们新婚贺礼

  我们相恋时，蒯松茂还很穷，他坦率告诉我母亲，自己所有的积蓄只有一千美元，还是被派到美国空军受训一年、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

  更要命的是，他是歼击机飞行员，大陆那边“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这边也一定要“反攻大陆”。解放台湾也好，反攻大陆也好，都是随时要打仗的，战场上枪炮子弹不长眼睛，要是机毁人亡，一点不意外。

  母亲没有阻拦我嫁给一个随时可能会阵亡的军人。她对蒯松茂说：婚礼你别管了，不用你出钱，一切我来筹办。

  1956年，我们结婚。蒋总统夫妇得知后，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还送了两床绣着龙凤图案的大红被面和一套西餐具，这套床品我一直珍藏着。

  婚后我搬到先生的驻地嘉义，先蜗居在日本人留下来的一室一厅里，后来才搬到空军的眷村东门町。军眷宿舍地点很偏僻，条件很简陋，我放下大小姐的身段，学会了煮饭做家务。

  我母亲和外婆都是京戏名角，我自己也爱唱京戏、听京戏。一个人在家时，我常常把收音机频道拨到大陆那边的电台，听各种流派的京戏。

  有一天，我正在家听得入迷，跟着收音机哼唱，先生回家撞到，大惊：我在嘉义空军基地就是管偷听敌台的，太太怎么还能听敌台？绝对不允许！赶快关了！再不能听了！被人知道，第一个就要抓你！

  我吓得赶紧关掉，不想给先生带来麻烦，只好忍痛不再偷听。可背地里更加思念大陆的故乡，想念远在大陆的外婆筱兰英。我小时候，慈爱的外婆总抱着我们姐弟哼京戏。

  1949年，外婆没有随我们逃难，留在大陆，住在北京草厂六条的胡同，直到她高龄去世，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她老人家。

  蒋总统也爱看京戏，可他发誓：反攻大陆不成功，不进戏院。蒋夫人为哄他开心，就想出折衷办法：请京戏演员到总统官邸来唱，这样蒋总统还是没进戏院，不算违誓。

  当时台湾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标语“勿忘在莒”，意思是不忘故国，据说蒋总统的办公室里也挂着这四个字。

  先生这些飞行员，不止一次被告知，随时做好反攻大陆的准备。

  有一次，他与其他飞行员半夜接到军令，要求立即上飞机“反攻大陆”。他人已上了驾驶舱，美军顾问匆忙赶到总统府阻止，说如果台湾方面一意孤行要打，美国不会提供后续军援。美国是担心台湾轻举妄动会引起连锁反应，苏联卷入，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先生也明白，反攻大陆根本不现实，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后勤援助，比如加油机的配合，所有的战机都会有去无回，因为大陆太大、纵深太长了。

我做起中餐馆老板娘

  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爆发，先生开着战斗机参加金门炮战。炮战打完后，上头有指示，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先生开飞机在沿海巡逻或者掩护补给舰时，常与大陆那边的飞行员在空中相遇，大家在空中心照不宣，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

  婚后没几年，先生从一线飞行员转到台湾驻约旦大使馆，做了空军武官。1969年，我带着孩子也来到约旦随任，那时正赶上约旦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爆发战争。

  当时觉得好奇怪，每天一到中午11点钟，枪炮都没声音了，下午5点钟也没有。后来才知道两方面的军人都去喝咖啡去了。咖啡喝完了，砰砰砰又打起来了！

  在约旦做外交官夫人，与皇亲国戚交往不少。有一次，王太后的法语翻译临时有事，我就临时充当了她的翻译。那些外国外交官没想到我一个中国人能把法语说得这么地道，问我是不是从小生活在法国。

  他们不知道，我是当年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杜月笙的女儿。

  这时我就无比思念父亲，想起小时候他打我逼我学法语、学英语，想起他的话“既要识字，也要识人”。

  约旦国土狭小，绝大部分都是沙漠，别的中东国家都是富得流“石油”，可它没有。这个“上帝的弃儿”四周又被强敌环绕，全靠国王侯赛因长袖善舞，夹缝中求生存。这么个小国，竟然在多年的中东乱局中闯出一片安宁。

  侯赛因国王，很像上海滩时代的父亲。

　  1976年，约旦与大陆建交，台湾使馆撤了，先生要奉调回台湾。可我们已经喜欢上了约旦，喜欢上了国王一家，不想回台湾。先生就办了退役，留在约旦。

  国王侯赛因家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有一天，国王与先生闲聊时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首都都有中华菜馆，中国菜真好吃。国王的弟弟哈桑王储也对我们说，世界到处都有中餐馆，约旦却没有，不如你们在约旦开个中餐馆吧。

  就这样，我卸下了外交官夫人珠宝首饰，文君当垆，荆钗布裙，做起了中餐馆老板娘。为了筹足到开餐馆的本钱，我们一次性提取了台湾的全部养老金。

  1979年，约旦的第一家中餐馆“中华饭店”开张。以前我对美食只会吃和批评，现在我硬着头皮上阵，和先生既当老板又当杂工，既当厨师又当跑堂，既做采买又做账房，睡过地板，白手起家，苦心经营，甚至先教当地人用筷子。

  在约旦开了近三十年的中餐馆，皇亲国戚是常客，大陆来访的官方代表团，听说杜月笙的女儿在这里开了家餐馆，也总是很好奇，要来光顾下，还要合影。

  大家的要求，我都是有求必应。看到他们，我觉得很亲切，好像大陆就不遥远，年少时在大陆的时光也不遥远。

父亲冥冥中为我们牵下红线

  忆及年少芳华时，曾是惊鸿照影来，可我们杜家人，怎么敢回去？

  两岸解禁后，两边的交流越来越多，但我们却一直忙于餐馆营生，迟迟未能回家。直到2001年，我才首次回到上海，这次我还办了台胞证。

  2005年，先生又带着我，回到他的故乡安徽，给亲人扫墓。

  先生远赴台湾时，婆婆跟着先生的四哥流落到长江北边的小城安徽枞阳。直到1973年去世，老人家一直饱受思念和惊吓，至死再也没有见过海峡那一头的儿子，更别说见过我这儿媳。

  先生离家时，还是英俊少年，回乡时，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黄土！母子已天人永隔。在枞阳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亲草萋萋的坟头，烧纸，痛哭，我也在这从未谋面的婆婆的坟前下跪，磕头。

  万水千山，渡尽劫波，笑泯恩仇。所有的颠沛流离，都由江，走向海，所有的离合，都由动荡，归于平静。

  杜家的后代散枝落叶在全球，我和先生已四世同堂，三个孩子文鹏、文琦和文瑞，无论在世界上走得有多远，但每年过年，他们依然回来，按中国的老礼，向我们磕头。

  而年近九旬的我们，回到了台湾定居，但常回大陆，我们去浦东看过杜家祠堂，去过北京逛琉璃厂，去过前门老舍茶馆听京戏，还去成都看阔别七十多年的空军幼年学校……

  而2017年年底那一次我们去上海，在复原到嘉定的杜公馆旧居西云楼前，我和先生惊讶地发现，杜公馆大门上方，赫然雕刻着四个字：竹苞松茂。

  这房子是父亲在上海滩刚发达时亲自设计建造的，当时我和先生都还没有出生，我想起父亲过世前，为没能看到我出嫁而难过，原来他冥冥之中早已为我们牵下了红线。

  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江又一江，四海漂流，我们终于可以在夕阳下享受故园的祥和静美。只是父亲要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的遗愿，至今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