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我还是一名少年，即从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布告上，知道了该委员会文化部长彭柏山的大名。读高中时，读了《包身工》，知道了老作家夏衍，后来又读了他的其它一些作品。1998年1月初，我写了一篇《柏山忠魂何处觅》的文章，刊于《文汇读书周报》。这年清明，我回盐城为父、母扫墓，途中，顺道瞻仰了郭猛烈士纪念碑。我收藏有新四军军部政治部1943年1O月编印的《革命烈士纪念文集》书中刊有彭柏山写的《忆郭猛同志——用战斗作纪念》，读罢不禁感慨万千，我在文末写道，“可是，又有谁会为他的出生入死、军功卓著、后蒙冤而死的战友彭柏山立纪念碑呢? 我看柏山还不如当年与郭猛一起战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呢! 呜呼，柏山忠魂何处觅? 思之不胜感喟，又何言哉。”文章刊出，文坛前辈、彭柏山生前好友王元化先生读后，很感动，打电话给柏山女儿电影导演、作家彭小莲，要她看我的文章，并给我写信。后来我去上海，小莲与其姐诗人小梅，陪我去龙华烈士陵园，瞻仰了柏山与夫人的埋骨之所，我向这位文坛前辈，也是革命前辈，深深鞠躬。后来，其夫人朱微明(翻译家，也是新四军老战士)的遗著《往事回想》，是我推荐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凡事均有来龙去脉，我并非是夏衍与柏山纠葛中忽然杀出的程咬金。

死者未瞑目，生者有其责

朱微明

为柏山平反、昭雪和骨灰安放仪式，随着令人心酸的哀乐声结束了。在骨灰安放仪式的大会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同志和战友们(包括我自己)，都恳切地祈祷：“柏山同志，安息吧……”

当天深夜，我独自静静地默坐在暗夜里，四周的一切是如此的空寂……。突然，我朦胧地看见柏山的身影踽踽地向我走近，他那憔悴的面容，忧郁的眼睛……啊!柏山未能瞑目!

从1979年开始，上海党组织对柏山的冤案就进行严肃、认真、全面的复查，夏衍同志理应知道这一情况的。我一直寄予殷切的期望：夏衍同志对死者能说几句如实公正的话，然而就在1979年5月，夏衍同志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见1980年《文学评论》第1期，以下简称《往事》）一文。我在该年春节前夕，读罢它后，那创痛的心犹如撒下了浓缩的盐末，剧烈地抽搐起来。天啊!怎么能这样!……

（一）柏山果真“被捕自首”了吗?

《往事》中写道：“……甚至于连在鲁迅答徐懋庸那封信中也提到了一个青年人被关在南京。而这个人，现在谁都知道，就是彭柏山。”接着又写道：“……这也很清楚，那是彭柏山被捕自首以后……。”

我不知道夏衍同志是否真的密藏足以证明“彭柏山被捕自首”的材料(至今未见他公之于世，似乎也未提供给有关党组织)，还是根据“史无前例”中创造的逻辑：“地下工作者必然被捕，于是必然叛变自首”而推断出来的，倘若是这样，那么夏衍同志自己也是难以逃脱这一逻辑的。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夏衍同志转引鲁迅的《答徐信》一文的那段话时，进行了大有出入的篡改。鲁迅的原文是：“……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牢中，死活不知么?”（见《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入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第541页）鲁迅这里所指的青年，确实就是柏山。

柏山是1934年11月在上海被捕的，后来关在苏州盘门外伪江苏直辖陆军监狱里，被国民党反动派判五年徒刑。

事实上，柏山只坐了三年左右的牢，其原因是：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同年8月1 5日，日本军国主义的飞机在苏州上空扔了炸弹(见柏山著《苏州—炸弹》，收在《三个时期的侧影》一书中)，这对国民党反动派管理革命的政治犯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国民党迫于形势，才无条件释放了政治犯。因此，柏山和其他难友于是年8月中旬回到上海，继续为党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工作。时隔一年，1938年秋天，又由上海地下党分配去皖南新四军，第二次投笔从戎。

这就是柏山被捕前后的事实经过，这与夏衍同志所写的“被捕自首以后……”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

（二）柏山被迫害以致含冤而死

柏山在新四军历时十五年左右，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搏斗、激烈战斗的十五年。特别是1945年暮春季节，组织分配他去江南前线，在苏浙军区一纵队一支队任团的副政治委员，他从团直至师、军，整整七个年头，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在陈毅、粟裕两位司令员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尽他所能，参加了我军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各项领导工作，对于工作中的功过，当时与他共事的战友都尚健在，他们当能作出公允的评价。

全国解放后，华东局在1952年春将柏山同志调至上海，担任华东文化部的领导工作；1953年春，调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领导工作。1955年5月，由于大家熟知的“胡风事件”，柏山不幸遭株连，受到极不公允的审查。一年半后，以莫须有的罪名，作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的处分。尽管如此，柏山对党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他忍辱负重，转徙青海、福建、河南诸地，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殷切地冀望着，同时也相信党一定会把他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终有一天能回到母亲——党的怀抱。然而，他终究没有逃脱魔爪，在备受摧残之后于1968年4月3日，他那旧伤新创的心停止了跳动。

（三）历史和现实

由此我不得不想起，夏衍同志诬陷“彭柏山被捕自首以后……”也非今日始。早在1957年8月，在全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夏衍同志那有名的“爆炸性发言"中，就这样说了。在这之前两年，他和一批同志一起，已被剥夺了发言权了。1967年秋，江青一伙把柏山诬为叛徒，而他的材料来源就是出自夏衍同志的“爆炸性发言”。而江青等人又用这一诬陷来批判所谓“四条汉子”。历史真会开玩笑，本来是用来射向别人的流矢而最后又穿入自己的肉体。当然，幸运的是，历史终于翻过那可怕的一页，而我终于揣摩出一点道理来了，夏衍同志始终有一个“不能忘却”的大目标，柏山的悲哀大概就因他曾是伟人旗下小小兵，而且始终虔诚不肯背叛。要不然，又作何解释呢?

（四）鲁迅是如何培养、帮助柏山的?

柏山早年在上海参加“左联”，进行革命工作，他是在鲁迅先生直接培养、帮助、鼓励下从事创作活动的。柏山被捕后，关在苏州牢中，化名陈友生，和鲁迅先生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直到鲁迅先生逝世(《鲁迅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了彼此通讯的年月日)。鲁迅先生在政治上、创作上、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帮助、支持过柏山。同号子的难友黄浩同志，患中耳炎，脸肿得厉害，缺医少药，濒于死亡。柏山写信向鲁迅先生求援，鲁迅先生要胡风两次寄药到苏州牢中，黄浩同志才保住了生命。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任何一个革命青年，总是伸出热情的手予以帮助的。

1936年6月，鲁迅先生将柏山所写的短篇小说《崖边》介绍给日本《改造》月刊《中国杰出小说》专栏刊载，这篇小说前有胡风写的作者小传。继而是收集了柏山发表了的五篇短篇小说，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于是年8月出版，书名《崖边》，所得稿费，按月由胡风寄五元钱往伪陆军监狱，给柏山买书，或改善伙食的费用。

我和柏山是1941年冬经组织批准在苏中根据地结婚的。1943年冬，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近得《鲁迅三十年集》，往往回溯过去，那当日暗云密布的天空，如在目前；沉重的心情，俨若冻馁的寒鸦。”他又写道：“我永远不能忘怀鲁迅先生在苦难中给予我的温暖，在寂寞中给予我的热情，在黑暗中给予我的光明，在绝望中给予我的希望……”这反映了柏山对鲁迅先生的感情多么深厚!

朱微明同志的这篇文章揭露了夏衍同志对彭柏山的诬陷，而且在彭柏山被上海市委隆重平反(由市委第一书记王一平同志亲自将党旗覆盖在鼓柏山骨灰盒上。)后依然在《……往事》一文中，继续诬陷“彭柏山被捕自首”。真是岂有此理，太霸道了! 朱微明很气愤，曾将此文寄给刊出夏衍《……往事》的《文学评论》。此刊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在文学界很有影响。当时该刊的主编是文学研究所所长谢觉民先生兼任的。谢先生是位老作家，我与他熟悉，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与他都是中国社科院的作家代表，分在一个小组。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朱微明的文章，他说因为夏衍是文化部领导，也是老熟人，他曾致电夏衍，告知朱微明文章内容，夏衍说“不要发表!”他也就没有发表。夏衍是文坛前辈，“文革”中受迫害关在秦城监狱多年。但难道凭此就可以任意诬陷彭柏山，并封杀柏山夫人朱微明实事求是的文章么? 显然不行。任何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高，都必须在历史评判台上，接受理性的评判。

人所周知，鲁迅曾痛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人是“四条汉子”。解放后，周扬、夏衍等都大权在握，把鲁迅的朋友冯雪峰、学生萧军等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他们不敢挑战鲁迅，却向鲁迅的弟子鸣鞭，不过是玩的“清君侧”的老把戏，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周扬在“文革”结束，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公开向被迫害的“胡风案”相关人士及家属道歉，甚至痛哭流涕，这与夏衍的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