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盲從《不要逢共必反》有感

          “逢共必反”和“共產黨內有改革派”是兩碼事！

        人們（不是所有的人）之所以“逢共必反”，一是因為共產黨的主張是錯誤的，實踐證明了是行不通的。二是就中共而言，它干的壞事實在太多了，真的是罄竹難書（僅死人一項，資料載：毛澤東在江西“肅反”，10萬紅軍慘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建政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舉其大者：50年代初期，有兩千萬人打成“地、富、反、壞”分子；48——55年，400萬人被處決；57年反右派，55萬多人打成右派分子；“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多萬人；葉劍英說，“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何況它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而且是想當永遠的執政黨。所以，人們“逢共必反”是可以理解的，沒有錯。至於說黨內有好人、有改革派，那是另一回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到現在，一直有好人（過去是追求自由民主者，如今是改革派），但這些人都不是決定體制、方針、路線、政策的領導。在中共體制內，好人都當不了最高（能作主的）領導。比如李達和陳望道，都是創建中共最早的發起人（中共創始人共8位，除李達、陳望道外，還有：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俞秀松、楊明齋），是中共“一大”的代表（這二人可不是工農兵大學生，而都是靠自己的真本領考上日本貨真價值的名牌大學的）。前者從1921年2月至“一大”召開，一直代理着“總書記”的職務，可是到“二大”時，他決定“還是專心去研究理論為好”，離開中央，到大學去當教授和校長；23年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發生分歧，自動脫黨。後者“一大”時，因與陳獨秀的意見不合，一拍桌子，“老子不願受他的家長式的統治，不幹了！”於是，不出席“一大”的會議，也不當這個代表；不久，上海成立中共地方委員會，被選為第一任書記，因與同志意見相左，索性退黨，誰勸都沒用。1932年，項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妥然處理了紅20軍反抗毛澤東“肅反”大殺“ab團”的“富田事變”，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支持毛的意見，撤消了項英的職務和原來的決議，毛乃以“開會”為名，抓捕了紅20軍軍長、政委以下，副排長以上所有幹部，除二人倖免於難（一是團副官，被熟人——執行任務的軍副官所救；另一排長，當時在外值勤，未去“開會”地點），其他200餘人全部處決。再如李慎之，為追求民主自由而入黨，57年反右，當了20年右派分子，剛得到平反，擔任社科院副院長，遇上“6.4”天安門屠殺，他說“不願當刀架在脖子上的官”，於是又掉入了底谷！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臨終前回顧她的一生，痛定思痛，喊出了“我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關於胡、趙的下場，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這裡就不說了。如今，中美貿易戰，中國不斷在批投降派、賣國賊，看來劉鶴此人也不壞，至少目前是這樣）......這些，誰能說不是共產黨里的好人呢？然而，他們能代表共產黨嗎？人們能因為黨內有這些好人而不反對共產黨嗎？

       說實話，我是很悲觀的。抗日戰爭勝利了，歡天喜地，可是不幾天就打內戰了。49年共產黨打過長江了，敲鑼打鼓迎解放，可是接着搞土改、斗地富、肅反、殺反革命；接着又“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合作化；接着又總路線、超英趕美大越進，抓麻雀、捉老鼠、驅蠅、打蚊除四害，築高爐、砸鍋、伐樹煉鋼鐵，農業放“衛星”、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再接着，缺糧、無炊、餓死農民四千萬；國家病體稍恢復，又歇斯底里搞“文革”......根兒屁了一個主，抓了四人幫，再次唱歌跳舞開慶祝會，總想從此“雄雞一唱天下白”，哪想到仍然是“黑雲壓城城欲摧”！

       現在有不少人想望今上下台，那麼新上台者一定會比他好嗎？我沒有這個信心！回顧兩千數百年歷史的中華大地，都是誰家之天下？——梟雄、奸佞、流氓、潑皮、無賴也！中國人的國民性，本來就是“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近七十年，在黨的精心教養下，除了口頭上的“愛黨”、“愛國”外，思想道德品質墮落到了最低谷， 唯利是圖、貪得無厭沒有底線。你看那些個奸佞盜國者，以奸邪諂媚的手段上位，用我發財你也發財的辦法營私結黨、腐敗治國，形成了幾十個富可敵國的利益集團（據《彭博社》的報導，早在若干年前，僅王震之子王軍、鄧小平女婿賀平、陳雲之子陳元三人就掌管經營着總資產1.6萬億美元的國營公司——超過中國年經濟產出的五分之一）。他們收買國內外大佬，架空國家領導，操控政治，擾亂金融，乃至綁架全國人民......真可謂無惡不作。在這樣的環境情勢下，推出個好人當領導——如果此人真是個好人，正派、清廉，一心想為國家、人民做些好事，鐵面無私，不願做任何利益集團的代理者，那他一定當不了這個領導。因為人都是自私的（不過，不少人還是有底線的）。古人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見《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漢書.東方朔傳》）你不給他好處，他怎會給你賣命？！你一無靠山，二無團伙，如何開展工作？如再不肯為利益集團謀利，那就不被搞死、打殘、逼退、也一定被架空。再說，好人面前多是狼，也會弄得他焦頭爛額、精疲力盡——提早死掉。所以，除非出一個梟雄，老百姓還能有一個做穩了奴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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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有人會說我太悲觀了。我是覺得，根據中國目前所處的具體情況，不可能推出一個或幾個好人來當領導，即使推出了也幹不了或干不好。必須出一個梟雄——心胸開闊、強悍而有謀略、難以被制服的英雄。這個人上台以後，仿孫中山原計劃所說的——用3至5年時間作為“訓政時期”。在此期間，着重做四件大事：（1）用霹靂手段，解決近幾十年來打着“改革開放”旗號，大肆盜竊侵吞國家財產的利益集團，收回被盜竊去的一切國家財富（應成立一個使用這些錢財的監督小組，不能像如今今上那樣大撒幣，無用功地去白給那些“窮兄弟”）。（2）收縮國際戰線，集中力量搞好國內建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4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大國建設好了，自然舉世矚目。（3）用大力整頓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公檢法隊伍。這個系統不整頓好，法治根本談不上。這次王林清事件出這樣大的丑，充分說明了問題。（4）突出着力抓思想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這第（3）、（4）項，直接涉及下一階段（憲政時期）能否搞好普選的問題。

        以上所述，也許是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書生之見。年紀老了，無所事事，胡思亂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