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盲从《不要逢共必反》有感

          “逢共必反”和“共产党内有改革派”是两码事！

        人们（不是所有的人）之所以“逢共必反”，一是因为共产党的主张是错误的，实践证明了是行不通的。二是就中共而言，它干的坏事实在太多了，真的是罄竹难书（仅死人一项，资料载：毛泽东在江西“肃反”，10万红军惨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建政后，以政权的力量使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举其大者：50年代初期，有两千万人打成“地、富、反、坏”分子；48——55年，400万人被处决；57年反右派，55万多人打成右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多万人；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何况它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且是想当永远的执政党。所以，人们“逢共必反”是可以理解的，没有错。至于说党内有好人、有改革派，那是另一回事。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到现在，一直有好人（过去是追求自由民主者，如今是改革派），但这些人都不是决定体制、方针、路线、政策的领导。在中共体制内，好人都当不了最高（能作主的）领导。比如李达和陈望道，都是创建中共最早的发起人（中共创始人共8位，除李达、陈望道外，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这二人可不是工农兵大学生，而都是靠自己的真本领考上日本货真价值的名牌大学的）。前者从1921年2月至“一大”召开，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可是到“二大”时，他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离开中央，到大学去当教授和校长；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党。后者“一大”时，因与陈独秀的意见不合，一拍桌子，“老子不愿受他的家长式的统治，不干了！”于是，不出席“一大”的会议，也不当这个代表；不久，上海成立中共地方委员会，被选为第一任书记，因与同志意见相左，索性退党，谁劝都没用。1932年，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妥然处理了红20军反抗毛泽东“肃反”大杀“ab团”的“富田事变”，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支持毛的意见，撤消了项英的职务和原来的决议，毛乃以“开会”为名，抓捕了红20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除二人幸免于难（一是团副官，被熟人——执行任务的军副官所救；另一排长，当时在外值勤，未去“开会”地点），其他200余人全部处决。再如李慎之，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入党，57年反右，当了20年右派分子，刚得到平反，担任社科院副院长，遇上“6.4”天安门屠杀，他说“不愿当刀架在脖子上的官”，于是又掉入了底谷！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临终前回顾她的一生，痛定思痛，喊出了“我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关于胡、赵的下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这里就不说了。如今，中美贸易战，中国不断在批投降派、卖国贼，看来刘鹤此人也不坏，至少目前是这样）......这些，谁能说不是共产党里的好人呢？然而，他们能代表共产党吗？人们能因为党内有这些好人而不反对共产党吗？

       说实话，我是很悲观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欢天喜地，可是不几天就打内战了。49年共产党打过长江了，敲锣打鼓迎解放，可是接着搞土改、斗地富、肃反、杀反革命；接着又“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合作化；接着又总路线、超英赶美大越进，抓麻雀、捉老鼠、驱蝇、打蚊除四害，筑高爐、砸锅、伐树炼钢铁，农业放“卫星”、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再接着，缺粮、无炊、饿死农民四千万；国家病体稍恢复，又歇斯底里搞“文革”......根儿屁了一个主，抓了四人帮，再次唱歌跳舞开庆祝会，总想从此“雄鸡一唱天下白”，哪想到仍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现在有不少人想望今上下台，那么新上台者一定会比他好吗？我没有这个信心！回顾两千数百年历史的中华大地，都是谁家之天下？——枭雄、奸佞、流氓、泼皮、无赖也！中国人的国民性，本来就是“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近七十年，在党的精心教养下，除了口头上的“爱党”、“爱国”外，思想道德品质堕落到了最低谷， 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没有底线。你看那些个奸佞盗国者，以奸邪谄媚的手段上位，用我发财你也发财的办法营私结党、腐败治国，形成了几十个富可敌国的利益集团（据《彭博社》的报导，早在若干年前，仅王震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陈云之子陈元三人就掌管经营着总资产1.6万亿美元的国营公司——超过中国年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他们收买国内外大佬，架空国家领导，操控政治，扰乱金融，乃至绑架全国人民......真可谓无恶不作。在这样的环境情势下，推出个好人当领导——如果此人真是个好人，正派、清廉，一心想为国家、人民做些好事，铁面无私，不愿做任何利益集团的代理者，那他一定当不了这个领导。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不过，不少人还是有底线的）。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见《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汉书.东方朔传》）你不给他好处，他怎会给你卖命？！你一无靠山，二无团伙，如何开展工作？如再不肯为利益集团谋利，那就不被搞死、打残、逼退、也一定被架空。再说，好人面前多是狼，也会弄得他焦头烂额、精疲力尽——提早死掉。所以，除非出一个枭雄，老百姓还能有一个做稳了奴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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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会说我太悲观了。我是觉得，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可能推出一个或几个好人来当领导，即使推出了也干不了或干不好。必须出一个枭雄——心胸开阔、强悍而有谋略、难以被制服的英雄。这个人上台以后，仿孙中山原计划所说的——用3至5年时间作为“训政时期”。在此期间，着重做四件大事：（1）用霹雳手段，解决近几十年来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大肆盗窃侵吞国家财产的利益集团，收回被盗窃去的一切国家财富（应成立一个使用这些钱财的监督小组，不能像如今今上那样大撒币，无用功地去白给那些“穷兄弟”）。（2）收縮国际战线，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建设。“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建设好了，自然举世瞩目。（3）用大力整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检法队伍。这个系统不整顿好，法治根本谈不上。这次王林清事件出这样大的丑，充分说明了问题。（4）突出着力抓思想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这第（3）、（4）项，直接涉及下一阶段（宪政时期）能否搞好普选的问题。

        以上所述，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书生之见。年纪老了，无所事事，胡思乱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