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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當時大陸官媒很是熙熙攘攘了一番，被稱為 “廖公不計前嫌，虛懷若谷，令萬民仰慕，讚譽不絕，而致蔣信亦成為中共開拓和平統一大道的一座輝煌的里程碑。從寫作角度評價，致蔣信堪稱上品佳作。析事論理、表情達意、布局用語及格式規範等皆恰到好處，令人嘆服。” 但後文如何，就沒有人提了。事實上，當時的蔣夫人宋美齡也是回了一封公開信給廖承志的，但內容實在太尖銳了，大陸也就只好裝作不知道了。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

經國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攝。

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余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深情，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

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說，實相悖謬。侷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瞭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

孫先生手創之中國國民黨，歷盡艱辛，無數先烈前仆後繼，終於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光輝業跡，已成定論。國共兩度合作，均對國家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事雖經緯萬端，但縱觀全局，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責難謝。雙方領導，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所謂“投降”、“屈事”、“吃虧”、“上當”之說，實難苟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台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

近讀大作，有“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之語，不勝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於慈湖，統一之後，即當遷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廬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誠哉斯言，盍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

否則，吾弟身後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覆音。

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順祝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982年8月17日，宋美齡致廖承志公開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經國函，已在報章閱及。經國主政，負有對我中華民國賡續之職責，故其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乃是表達我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及中國國民黨浩然正氣使之然也。

余閱及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余與令尊仲愷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廣州大元帥府，得曾相識，嗣後，我總理在平病況阽危，甫值悍匪孫美瑤在臨城綁劫藍鋼車案後，津浦鐵路中斷，大沽口並已封港，乃只得與大姊孔夫人繞道買棹先至青島，由膠濟路北上轉平，時逢祁寒，車廂既無暖氣，又無膳食飲料，車上水喉均已冰凍，車到北平前門車站，周身既抖且僵。離滬時即知途程艱難，甚至何時或可否能如期到達目的地，均難逆料，而所以趕往者，乃與總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處，更予二家姐孫夫人精神上之奧援，於此時期中，在鐵獅子胡同，與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欽佩者，乃令堂對總理之三民主義，救國宏圖，娓娓道來，令余驚訝不已。蓋我國民黨黨人，固知推翻滿清，改革腐陳，大不乏人，但一位從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國女子而能了解西方傳來之民主意識，在五十餘年前實所罕見。余認其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義信徒也。

令尊仲愷先生乃我黃埔軍校之黨代表，夫黃埔乃我總理因宅心仁恕，但經多次澆漓經驗，痛感投機分子之不可恃，決心手創此一培養革命精銳武力之軍校，並將此尚待萌芽之革命軍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將校長之職，委予先總統，以灌輸革命思想，予黨代表委諸令尊，其遴選之審慎，自不待言。

觀諸黃埔以後成效，如首先敉平陳炯明驍將林虎、洪兆麟後，得統一廣東。接着以北伐進度之神速，令國民革命軍軍譽鵲起，威震全國，猶憶在北伐軍總司令出發前夕，余與孫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參加黃埔閱兵典禮，先總統向學生訓話時，再次稱廖黨代表對本黨之勛猷（此時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雖未及冠，已能體會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先總統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諒今時尚存之當時黃埔學生，必尚能追憶及之。余認為仲愷先生始終是總理之忠實信徒，真如世侄所言，為人應“忠孝兩全”，倘謂仲愷先生乃喬裝為三民主義及總理之信徒，而實際上乃為潛伏國民黨內者，則豈非有虧忠貞？若仲愷先生矢心忠貞，則豈非世侄有虧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為不任事與不足之意），則廖氏父子二代對歷史豈非茫然自失，將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謂“文化大革命”斗臭、鬥垮時期，聞世侄亦被列入鬥爭對象，虎口餘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認為聊可自慰。

日本讀賣新聞數年前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歸納，總結出一“正式”統計數字，由1966年開始，到1976年10年之內，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萬人，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雲南內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飢餓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思，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太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或謂我總理聯俄容共鑄成大錯，中國共產黨曲解國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斷章取義，以國父容共一詞為護身符，因此諱言國父批牘墨跡中曾親批“以時局誠如來書所言，日人眼光遠之人士，皆主結民黨，共維東亞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則另有肺腑也；現在民黨，系聯日為態度。”此一批示顯見：（一）總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將來之企圖；（二）批示所書“現在”民黨當以聯日為態度，所言亦即謂一切依國家之需要而定。聯日聯俄均以當時平等待我為準繩。當時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總理乃以革命成功為先着，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世侄在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時大陸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污普遍，賄賂公行，特權階級包庇徇私，萋萋迭聞：“走後門”之為也牲牲（注“牲牲”眾多也。）皆是，禍在蕭牆，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終生為蟒螫所利用，隨時領導一更，政策亦變，旦夕為危，終將不免否？過去毛酋秉權，一日數驚，鬥爭侮辱，酷刑處死，任其擺布，人權尊嚴，悉數盪盡，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來歸，以承父志，澹泊改觀，養頤天年，或能予以參加建國工作之機會。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決不必削髮，以淨餘劫，回頭是岸，願捫心自問。款款之誠，書不盡意。

順祝安謐
民國71年8月17日
宋美齡

宋美齡致廖承志公開信後的第三年，74歲高齡的蔣經國在台灣再度當選連任總統。蔣經國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眾人都沒想到的一條新路。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戒嚴令，並開放黨禁，開放報禁。此言一出，令島內民運人士迫不及待地於9月28日集會，民主進步黨成立。反對黨公然成立這還了得？情治部門立即呈上反動分子名單，蔣經國未批，他淡淡地說道:“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蔣經國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Graham女士時，告知台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10月10日，蔣經國在“雙十節”發表要對歷史、對10億同胞、對全體華僑負責的講話後，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民主憲政之門。馬英九在聽到蔣經國親口說要開放黨禁、報禁時，當即被一股“我們正在創造歷史”的電流擊中，但國民黨要人則紛紛質疑，“國策顧問”沈昌煥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分明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這些只是為台灣結束黨權世襲、一黨專制提供了法律、理論基礎，蔣經國實施的軍隊非黨化、取消學生三民主義的政治考試、剝離政府部門的專職黨職人員等措施則是結束黨權世襲、一黨專制的實際行動。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結束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制”的局面。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因心臟病逝世。而他所開創的歷史性變革以巨大的慣性繼續向前。

馬英九在《懷念蔣經國先生》一文中對蔣經國的評價也許最為平正:“我們可以說經國先生是一位威權時代的開明領袖，他一方面振興經濟、厚植國力，一方面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歷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歷久彌新。”

《亞洲時報》方德豪寫的評論說得好:“雖說蔣介石是獨裁者沒錯，但這段歷史早已過去，蔣家王朝最後一名強人蔣經國也把台灣民主化了；民進黨不斷重提歷史傷痕，對社會的族群融合可謂是毫無幫助”。“眾人皆知馬英九屬蔣經國隔代欽點的接班人，是國民黨的太子黨，但他卻選擇了族群融合，……馬英九深耕台南，把兩岸政策向中間路線靠攏。他的調整，符合了台灣民眾渴望維持現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期許，切合到主流民意的最大公因數。所謂此消彼長，民進黨這一敗，實在是歷史的必然。” 方德豪還說:“從民主政治發展的角度，台灣這次選舉說明了一點:只要有適當的條件（如言論及新聞自由，理性及教育素質良好的選民），民主選舉是可以很好的制約和調節極端的政治路線的。台灣的選民，這次就用它們的選票說明了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作用，即民主可以有利於社會穩定；而這個證明，恰恰是發生在華人的社會內的。中華民族，絕對是有能力和應該推動民主，也是應該培養發展民主政制條件。” 他說得很有道理。

蔣經國兒媳蔣方智怡稱蔣經國晚年開放黨禁、推動台灣“民主化”並非形勢所迫，而是順時而為。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不是蔣經國的開放黨禁使國民黨衰敗，而是挽救了本來已在衰敗的國民黨。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的威權統治，轉為真正依靠民心、立黨為公的政黨，也才能更健康地生存下去。當初蔣經國順應歷史潮流，人民自然不會忘記他，誠如廖承志所言：“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蔣經國本人“可謂忠孝兩全”。

在蔣經國身上有許多優良品質，但最重要的，還是他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