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之声》（39）

论新地形地势：资本正在怎样改造阶级战争的战场（书评）

（On New Terrain: How Capital is Reshaping the Battleground of Class War）

作者：基姆•穆迪（Kim Moody）出版：Haymarket Books, 2017, 308 pages, paper $18, ebook $9.99

书评者：巴里•艾德林（Barry Eidlin）发表于：美国团结简报及反潮流通讯  参看：https://www.haymarketbooks.org/books/1106-on-new-terrain 作者穆迪是领导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之一。著有：团结起来：“关于美国的工人阶级组织”和“美国劳工的困难与转变”。In Solidarity: Essays on Working-Class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S. Labor in Trouble and Transition.

译者：无套裤汉于2019-05-04为纪念伟大的五四革命运动一百周年而译

当前的社会主义者正在急忙中。由于社会主义观念正在受到美国人中越来越多的注意，阶级对立有激化的迹象，没有时间再空谈了。不如说，诊断当前政治及经济形势、鉴别清楚什么是新形势、什么不是、以及推荐出一个根据诊断得到的前进战略是有其迫切的必要的。

这些恰好是基姆•穆迪着手要做的——而且主要在他这本书里已经完成了。穆迪不打算使用通常的古怪掌故来让读者安心接受他的论点，而要在第一页就直截了当地进入主旨，并巧妙地用三页介绍简短有力地说出的大意——关于面临今天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挑战的主要政策。

他然后规划出为该书的续篇所写的攻击计划：

1. 评定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是如何变化的；

2. 评定资本怎样进行了改变，以及这种改变为工人阶级的反抗所提供的挑战与机会；

3. 评定美国政治是如何改变的，以及这种改变为阶级政治的复苏预示了什么。

得到的结果是：这一目光锐利、论断严格的关于资本怎样改变所作出的说明，及其对阶级冲突的未来所作的意指。

很少人比他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来提供这种分析。通过长达五十年参与和分析左翼及劳工运动，穆迪展现出一种锐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性的鉴别力。穆迪从早期参加“学生支持一个民主社会运动”（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简称SDS, 60-70年代反越战进步组织之一），到他担任一位社会主义劳工活动家以及劳工笔记（Labor Notes）杂志的创办人兼社长，再到他作为多本有关变化中的工人阶级的书籍的作者，穆迪前后一贯地推出一种清醒的、而不向失败主义屈服的分析。

将他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线索始终是关注运动的建设和工人的自我活动。虽然他永远不会对工人面临的结构性障碍进行掩饰，但他对工人阶级抵抗的不断更新和重塑让他避免了犯讥诮的错误。

在这本书中，穆迪分析的一个关键部分涉及到挑战许多关于所谓的“新经济”和“新工作世界”的普遍存在的行话。其中关键是不稳定工作和技术变革的所谓增长。 （例如参阅他的文章“有没有一个零工经济（Gig Economy）？”见“反潮流“通讯的第197期-——编者注。译者按：

       零工经济是利用网站或应用程序在网上签订合同，快速配对双方需求而获得额外收入，不受工作时间、地方及雇主限制。由于临时工作比长期工作容易获得，一个新的劳动阶级、依靠不稳定工作与薪水的阶级正在涌现。原指任何一种工作、职业、任务，在这里被赋予新意，专指利用网站或应用程序承揽的零碎工作。乐观主义者认为，这能让未来有更多企业家和无限的创意。而反对者认为，这意味着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失去了权利的工人不断寻找下一份计件工作。

　　零工经济是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两种形式。前者通常由一群能够接入互联网的个体在网络平台上完成，包括常规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任务，工作者可能来自世界各地。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两种形式。“零工经济”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有志者自主创业的主基调

　　“零工经济”能够发展壮大，依托以下几点：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非全日制工作在降低失业率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因而成为不少国家大力推广的就业形式。其次，数字革命是零工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零工经济”之所以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首先是因为这种灵活的就业形态，实际上是解放了人的时间和创造力，创造了经济机遇，激发了创业公司去涉足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探索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如何进一步推动商业模式和创新经济的发展，也是亟需思考的问题。——译者注）

通过对现有统计数据的仔细分析，穆迪迅速越过传统智慧，表明工作散工化的增长几乎没有经常宣布的那么多，而且不稳定的工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关系的持久特征。可以肯定的是，应用程序可能会让某些人更容易找到临时工作，但这仅仅是持久趋势的最新反复而已。

穆迪认为，改变了的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剥削率（译者按：剩余价值率【Rate of Surplus Value】剩余价值率是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也叫剥削率。）。简而言之，资本在每个工作日的每一分钟都能善于挤压出比以前更多的工作量。（译者按：本文虽然不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但是为了比较美中两大资本之间的关系起见稍作引申如下：

参考资料：

US: Shares

1.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W270RE1A156NBEA 及 2.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A445RE1A156NBEA

Wage share ratio of GDP of US to China = 1.047 (in 2015).

3.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Chinese-workers-share-of-GDP-reaching-US-levels2

China：GDP(2017)=12237.70 USD

4.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gdp

Est. Profit P'/GDP of China in 2017

5.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corporate-profits

以2017年为准，美国税前利润总量占当年GDP的份额P是8.4%，税前工资总量占GDP的份额W是43%[见1.及2.欧盟则为47%]；中国的对应份额分别是P'≈16.20%[见5.]及W'≈41%[与美国的工资份额大体相当，见3.]。美国资本的剥削率E=P/W=19.53%而中国资本的剥削率E'=P'/W'=39.5%。中国资本的剥削率是美国资本的一倍还多。这就说明：中国官买半殖民地资本相对于美国霸权资本来说是有较大的积累优势的，也就是为什么美霸资本大量输出到中国的基本原因之一——译者）。

其中一些来自新技术，这有助于增加工作强度和取代工人。加强剥削也使用更平庸的方法，如缩短休息时间。但是，加速生产和工作标准化相结合的方法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被称之谓“精益生产”。虽然这一行始于汽车行业，但它已经扩展到所有经济部门，其中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零售业等服务业。

这种工作重组给管理层更多的控制工作场所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够增加工人们的工作强度，还能阻止工资和福利上涨。结果是巨额收入从工人的工资被转移到企业利润上—— 通常被称作听起来中性实际上言过其实的所谓“成长中的不平等现象“ —— 同时使几乎每个人的工作更费力和更加不稳定。

新的阶级组成

工人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成见定型观念中的白人男性蓝领工人可能不像过去那样普遍，但是有大批女性和有色人种已经参加进来。

许多人在护理行业工作，这原是免费在家中做的工作，通常是由女性完成的。其他人则在快速扩张的运输和物流领域工作。还有一些人在办公室，呼叫中心，医院和零售店进行无产阶级化的白领工作。该群体约占美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再加上他们的不工作的家庭成员和失业者，总计占到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工人阶级仍占绝大多数 —— 但看起来与几十年前不同。

工人阶级居住在比以前更为不同的地方。过去的大型城市工厂可能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已被高度集中的工作环境所取代，如医院，呼叫中心和办公楼。工厂正在迁移到农业地区，而大型物流枢纽则环绕在主要城市的郊区。

这种工作搬迁本身就是过去四十年来资本大规模集聚和集中的结果。公司并购与收买浪潮巩固了汽车，钢铁，交通，媒体，娱乐，旅游，餐饮服务和医疗保健等主要行业。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迫切需要推动下，这些公司也更加资本密集，以便从投资中挤出每一分钱。

这为劳动创造了挑战和机遇。工作强度增加、工资停滞和企业权力增大等不利因素都是人所共知的。

但正如穆迪指出的那样，还有一些好处：工人往往被归入更加整合的资本密集型工作场所，这些场所很可能由脆弱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这为工人们增加影响力创造了新的机会。同样，沿着行业界的企业合并意味着将特定雇主组织起来就可以影响整个行业。

对劳工的挑战

问题是工人是否有能力利用这些机会。这里有保持怀疑的理由。

美国工会一直在努力适应这一新的地形地物，采取防御性策略，例如同意作出让步并试图与管理层“合作”，以这种不断失败的的努力来挽救失业。工会也已经按照“更大的就是更好的”这种想法进行合并。更多的有远见的追求创新，如“中立协议”，迫使雇主绕过工会选举和直接讨价还价，但这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穆迪认为，这些战略的缺失在于没有把重点放在重建劳工的最终权力来源即官方工会会员上。事实上，许多正式的恢复元气的战略，如合并及为设置中立协议进行谈判，已经把注意力从会员动员转移到了以工会领导层和干部为导向的研究与谈判上。

罢工基本上已经消失，尽管一些工人群体表明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仍然可以赢得利益。

其中大部分是战后商业工会主义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车间领导层的“战斗少数”，后者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形成了劳工的支柱。这一模式还在劳工中灌输了官僚文化，这种文化已被证明难以驱离。

尽管如此，穆迪在今天的打闹声中看到了“一般职工起来造反浪潮”的萌芽，这种反抗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前的高潮相比，更多是和改造劳工的共同纲领共享的。他们专注于以工地为基础的组织和直接行动，虽然远不是成功的可靠秘诀，但却是任何劳工思想和立场转变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劳动力的挑战并不仅限于工地。生产上的资本重组伴随着而且被政治领域的重塑而打开新局面。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上位总统宝座只是这个更露骨故事的最新篇章罢了。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州政府的增长和企业收购。随着州立法机构变得更加专业化，成为全时机关，它们成为了商业的猎物目标，商业在不断追求加剧的税收减免和其他动机中，挑动着各州互怼。

与此同时，更多的州立法机构被坚定的右翼理论家接管，他们利用因政府为招徕顾客而给公司好处以至造成的财政危机来实施紧缩措施——削减社会项目和公共部门的职位，同时又坚持攻击教师和公共部门工会是各州财政困难的缘由。伴随着工会衰落和不分共和党或民主党行政机关的怂恿下联邦政府的右倾，工人们的政治和政策上的代言人发不出声来了。

改变民主党？

但民主党人呢？撇开民主党的公司一翼不谈，活动家是否有可能接管党组织的一个部分并将其拉向更左倾的方向？这确实是几代活动家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努力一直在以失败告终。是否有理由认为这一回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呢？

穆迪持怀疑态度。虽然民主党的结构从外表看来其组织很空洞所以容易接收过来，但实际上，正因为其组织无关宏旨，所以正式组织的大部分都是空洞的。对民主党来说，重要的是它的筹款机构及其作为职业源头的能力。

过去几十年来，政治专业化意味着过去的少数权势人士非公开不民主的幕后政治谈判或决策的充满烟雾的房间和核心小集团政治的消失。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反应更灵敏的、代议性的民主党。相反，它已成为一个“专业化、资金充足、精英运营的多阶层多种经营大企业集团，而占据民主党核心的是一个永久性官僚机构。”（130）

这种结构的可渗透性要低得多，同时这种结构也是任何候选人希望当选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对立法预选会议的更加集中控制意味着即使是那些能够进行挑战并赢得席位的少数左翼候选人，在他们进入立法机关时，仍然面临着在提出任何左翼政治议程上极为客观存在的巨大障碍。正如穆迪所看到的那样，这个结果使民主党“走向死胡同”。

有出路吗？如果有的话，穆迪认为必须从“可持续的、密集的、重叠的基层网络开始，这些网络能够在需要扰乱“平常政治”时，停止公司、行业和城市的营运。简而言之，“如果在都市里不出现社会高潮，就不会出现选举上的重大进展。”（165,167）（按：下划线是译者加的。）

抵抗问题

“新地形地势”一书提供了一个挑衅性的、深思熟虑的分析：过去几十年来资本是如何重塑了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及这如何改变了那些寻求向资本统治发起挑战的人们所面临的任务。

诚然，这些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它们并非是不可能的。穆迪的分析表明：巩固资本权力的过程是如何连带产生了矛盾和危机等特点的。这反过来为有组织的抵抗创造了新的良机。

如果有挑战穆迪分析的余地的话，那正是他对这些良机的评估方面。在这里，我看到他有时过于乐观自信，而另一些时候则过于悲观。

在“太乐观”的部门里，譬如他对物流的讨论方面。

除了经常提到的论点：紧密整合的供应链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创造了可能出现的“瓶颈”，穆迪认为，这些供应链还在战略地点上创造了新的工人集中地，特别是在芝加哥和洛杉矶周边的郊区，以及延伸在新泽西州的收税高速公路上。

这当然是对的。但穆迪低估了这种新的工人权力源泉的潜在性与实现之间的差距。正如穆迪所熟知的那样，差距中的一部分与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多层化有关，这些承包商和分包商既组织也分化了后勤人员队伍。这些类型的挑战在许多组织活动中都很常见，而且远非不可克服，但任何关于组织物流的讨论都必须面对这些挑战。

穆迪所低估的另一部分与消减城市和郊区之间的鸿沟有关。他经常谈到“大都市区”或“这些区域内或附近”的配送中心。 （60）在将物流与制造业进行对比时这是有道理的，这是由于制造业往往迁移到农村地区 - 但他这个观点忽略了将城市和郊区分开的政治和地理空间。

就基本层面而言，把物流枢纽置于都市范围之外给那些可以上下班的都市工人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和运输成本，同时又把来自广大周边社区的工人分散了。

此外，美国政治制度的碎片化意味着市政府和郊区政府之间几乎没有协调，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保守。这限制了以社区为基础进行政治组织的机会。

这些挑战就是过去几十年试图组织物流工人的人所面临的，迄今为止他们的成功至今有限这一点表明了挑战继续存在。

可能的政治好机会

然而，就整体而言，穆迪对工人面临的政治挑战进行了精明的分析，解释见本书第三部分。正如他所认识到的那样，问题在于可以克服这些挑战的组织案例是很少的。

他指出了市级的一些积极案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士满进步联盟（the Richmond Progressive Alliance)，俄亥俄州（现已解散的）洛兰独立工党（Lorain Independent Labor Party），或芝加哥的联合从事劳动的家庭（United Working Families）。与此同时，他批评大多数其他尝试，其中包括最显著的是伯尼•桑德斯发起的“我们的革命”（Our Revolution），纽约的从事劳动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以及将民主党向左拉的其他尝试。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不是来自穆迪。相反，它是一个残存于受限制的美国政治地形里的一种功能。尽管如此，穆迪对这一地形的评估过于悲观。具体而言，他错过了一个可以更充分地和当今社会主义（按：指民主社会主义而非科学社会主义；下同——译者）者一起解决在选举领域面临的复杂挑战的机会。

当然，他对改造民主党人的尝试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在长达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得到了证实。同样，尽管成功的故事很有限，但重要的是突出少数在地方上成功故事，即使它们不足以进行他想要的那种彻底的政治革命。

尽管如此，人们很难摆脱2016年后选举世界中出现不同情况的感觉。正如穆迪在撰写本书时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在选举后出现的扩张这件事一直是左派的分水岭。美民社党现在拥有超过50,000名成员，这是美国几十年来看到的最接近大规模左翼力量的事情。

虽然在考虑DSA的崛起和长期前景时必须有许多防止误解的警告，但它象征着美国政治更广泛的左转。曾经被认为不在考虑之列的政策——例如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全民医保和联邦工作保障等等，现在则被视为所有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强制性的选战论点。

除了桑德斯之外，一小部分自我认同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正在竞选公职并且获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正在被人们更加认真地对待，并且享有比几十年以来更为广泛的公众支持。

这些是左派的积极发展。即使这些政策和社会主义思想有可能被淡化或被打折扣，但仅仅作为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就说明是有希望的。以前只要把观念加上“社会主义”字眼就足以将其从可接受的辩论领域中删除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很难想象没有桑德斯和其他人在民主党投票线上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选的话，这种事态的发展会是可能的。

这是否意味着穆迪对在民主党内部进行工作遭受障碍的复杂而具体的分析是大错特错了？一点也不。但这个分析确实要求认真估计存在于这种分析与民主党内的这些政治运动正在扩大观众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开放和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组织这一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穆迪的分析虽然是尖锐的，却达不到战略性估计的水平。

这是对一本精湛而又急需书籍的些微批评。对于那些准备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新地形地势上进行战斗的人们来说，很难于想得到比这本书给出更好的准备措施。

2019年1月至2月，ATC 198

译者短评：

翻译这篇书评的目的主要在于想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切身的经验，那就是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意图通过资产阶级政党如民主党来打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江山，但是仍然以失败告终而且毫无转化的可能性。这说明不在少数的美国仁人志士们普遍的经验教训——与其花费大量物质和精神投入而一无所获，不如痛定思痛立足于马恩列斯毛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武装革命斗争来得划算和具有产出效应。放弃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虽然令人依依不舍，因为它们节省了麻烦、时间、生命、牢狱之灾和易于取得成就感。但是代价是太大了，简直在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毫无意义的“事业”上，直如灯蛾扑火一般。如果您仍然热衷于这些，请看穆迪是怎样为您解除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包袱（如行得通的就是真理之类）的。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民主党问题之严重起见，兹添加附录如下：

民主党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6/revolutionary-socialism-party-electoral-strategy-independence

长期以来，民主党一直被称为劳动，公民权利和和平领域的进步和激进运动的“墓地”。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和激进的工业组织大会（CIO）所发生的事情，它逐渐被批发进入民主党政治所驯化。民主党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根本上反映资本利益的政党。

正如Lance Selfa在其着作“民主党：批判性历史”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在2008年的选举中，重要的资本部门对民主党的贡献甚至高于共和党。对民主党的贡献包括农业企业选举所占资金的45％，通信和电子部门选举贡献的68％，国防部门的52％，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55％，54健康的百分比，律师和说客的74％，以及杂项业务的55％。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虽然代表特朗普从所有来源选举的总支出总额略高于8.61亿美元，但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筹集了14亿美元。除了1964年，克林顿竞选活动超越了新政以来的任何其他竞选活动，并获得了很少支持任何民主党人的部门和公司的财政支持。毫无疑问，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特朗普，是大多数资产阶级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而且，不能说民主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只有民主党选举产生的代表才能被称为自由派；虽然自由派 - 加上一些社会主义者 - 由于2008年经济衰退、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特朗普当选总统而增加了。

就其内部组织而言，民主党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领导，正如Selfa所解释的那样，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由数百名当选的政治家，工会领袖，游说者和竞选捐助者组成，其存在主要是为了筹集资金。民主党候选人。它在制定政策或确定党的方向方面的作用相当小。从本质上讲，民主党是一个松散的基于候选人的地方和州选举机联合会。“

因此，实际上，民主党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个党派，涉及通过内部审议和决策来决定党的政策的成员。唯一类似民主党计划的是它在每次总统选举前采用的平台。即使在那时，联邦，州或地方的民主党候选人也可以自由地忽视，并且在他们竞选公职时，大多数人都会忽视他们党的平台。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那些在选举时登记为民主党人的人不会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党领袖。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2016年选举期间赢得了23个州的初选，但伯尼·桑德斯并没有最终代表和领导任何一个州的民主党。

民主党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完全不受过去许多美国左翼领导人企图“接管”的企图。与其成员直接选举其领导人的英国工党不同，他们最近当选左翼杰里米·科尔宾在民主党这不是一个以会员制为基础的政党，这是不可能的。

尽管同意以前的论点，许多人仍然认为应该支持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较小的罪恶。但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存在一些问题。从历史上看，所谓的“较小的邪恶”（即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时会变得更大，就像1964年选举中的情况一样，民主党“小恶魔”胜利的真正邪恶的巴里戈德沃特的林登约翰逊大大升级了战争。越南的美军人数超过五十万。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这样的行为可能很可能引发与朝鲜的战争，那么巴里戈德华特不太可能超越约翰逊大规模部署美国军队，使用橙色特工和战略村庄，以及在越南发动大规模核战争。苏联和/或中国。

在国内政策方面，正是美国街头爆发的黑人抗议活动，而不是约翰逊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例如1964年的民权法案。在该国普遍存在的煽动性局势中1964年，参议院共和党少数党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及其核心小组认为有必要通过加入约翰逊防止白人种族主义南方民主党人阻挠民权法案来回应黑人要求。

“较小的邪恶”政治会计一直局限于一个非常短暂的视角 - 并最终导致导致“更坏的邪恶”成功的条件。希拉里克林顿代表“邪恶的”替代“邪恶”邪恶的“特朗普，但正是克林顿自己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为特朗普提供白人民众支持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短期考虑的基础上支持“较小的邪恶”民主党人 - 赢得选举 - 忽视了他们在中长期创造的邪恶，就像克林顿新自由主义一样。

[Mark Wain 2019-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