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馬屁[1]
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遭批，“左”禍繼續泛濫，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也因此成為中國經濟災難深重的一年。當年的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光山（信陽地區的一個縣）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1998年鄧力群回憶說：“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書室的負責人之一）從信陽調查回來，對我講：老鄧啊，問題真嚴重啊！說時神色慘然！後來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及軍隊的負責幹部參加，共共7078人，故稱“七千人大會”。其規模之大，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沒有過的。當時形勢，“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形勢，中央在進行調整工作時又遇到了困難，幹部群眾的思想比較混亂，糧食問題又是火燒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赫魯曉夫的壓力。1月27日，劉少奇發表講話，即，影響巨大的《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一篇講話，力圖把失控的火車頭的方向扭一扭，當然沒有成功。這一篇講話，也影響到了劉少奇本人的命運，這已是人所皆知了。下面是劉少奇講話：
關於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 這是因為1959年、1960年、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產的。由於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是減產，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夠。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 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但幾年來在執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夠。
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還看不那麼清楚，不那麼明顯，……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積累，……將來要實行機械化，這些一大二公的好處，要再過若干年，才能比較明顯地表現出來。……對於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不能只根據現在的情況去斷定，而應該看它將來的發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們說，人民公社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旗幟，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也會採取這種組織形式。……現在看來，人民公社還是應該辦的，問題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鋪開，不要搞得太急。應該經過典型試驗，……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廣，……我們辦人民公社的主要經驗教訓，也就在這裡。
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在回答關於彭德懷的問題時，劉少奇一方面堅持“彭德懷的問題是由於長期以來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一方面也說到：“從那封信的表面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
吳法憲是這樣描寫的：
大會開始階段，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稿。在這之前，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曾親自帶人到農村蹲點，了解到了一些實際情況。然後，由劉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幹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縣委的一些負責人參加，認真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草擬了這份大會討論的書面報告稿。這個稿子，並沒有對許多真實情況進行全部揭露，沒有說得那麼嚴重，對很多問題都留有一定的餘地，但大部分情況都講到了。特別是報告稿說，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主要原因。雖然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不只一個，但“人禍”占了七分，“天災”只占三分。報告稿同時還認為，我們在工作上存在一種急躁的情緒，農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中國的皇帝—老毛，聽了這一篇講話，感覺如何？讀者諸君應該不難想象。吳法憲是這樣描寫的：
但接着毛主席表態說：“從六一年十一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面開了一個人大，這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的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卻完全相反，來了個一片黑暗，沒有前途。這樣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呢？”
這幾句話，一下子就震動了所有到會的人。接着他又說：“這個稿子只看到一點現象，沒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寫一個。重寫的稿子，中央不參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參加起草，由下面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大家來寫。”
毛澤東這樣一表態，大家又相繼發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和提議。就這樣，毛澤東的提議得到了通過。這就當場給劉少奇一個下不來台，因為原來的稿子，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來了一個不吭聲，一句話也沒說。
於是，劉少奇只能退一步，或者說“負隅頑抗”，如同吳法憲所說：
一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將經過修改後的報告稿正式提交給大會討論，同時又對這個書面報告作了補充說明。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已經沒有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說法，但他在講話中仍然堅持說，他在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這不，機會到了吧，老毛已經發出了召屁令，就好像古代主帥發出號令：“前面那廝，甚是無禮，誰與我砍了那廝？”林彪當然心領神會，此時不拍，更待何時？丈夫功名，在此一舉。於是躍馬橫刀，一馬當先，衝出陣去。如果老毛此時有詩興的話，“誰敢橫刀立馬,唯我林大元帥”是免不了的。吳法憲描寫了那時的陣勢：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於一月二十九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那一天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並親自宣布，“請林彪同志講話”。林彪的講話很長，講了總有兩個小時，而且越講越有勁。
這“越講越有勁”，形象點說，就是：林彪殺得興起，把一杆鈎子槍舞得滴溜溜地轉，呼啦啦地響，槍槍只往對方心口戳去，把個主帥護得鐵桶一般，針插不入，水潑不進。這就是影響同劉少奇講話不相上下的62年馬屁。不僅影響到了共產黨的政策走向，影響到了億萬人民的命運，而且影響到了林彪本人的地位變化，若干年後的副主席，接班人，可不是憑空掉下來的。此等場景，不可錯過。諸位請聽：
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林彪在這裡有意迴避了是毛澤東的創造-引者）……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我們應該採取這條路線，應該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夠多、能夠快、能夠好、能夠省的。我們需要鼓足幹勁，能夠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游，能夠力爭上游。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幹勁的做法，不爭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費的做法。……總路線本身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各個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們抓到一個方面，丟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
關於大躍進，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所謂大躍進，是從比較來說的。我們不能以一種主觀的過高的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不是大躍進，而是要根據現實的可能，同我國的歷史狀況來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來比。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作為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大躍進是正確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優越性。在開始階段，我們還沒有完整的經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這種制度，把過去初級化、高級化的優點都集中起來了，同時又增加了新的特點，毫無疑問，這種組織，在今後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它將隨着實踐的經驗更加證明是正確的，是能夠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更快、更好地發展的。我們的的確確找到了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
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困難。這種困難，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毀滅性的自然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
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這種失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學生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小學起，一直到上大學畢業，十七、八年的時間，他什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地，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付出那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麼一下，他就不行。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這個馬屁拍得，可謂是龍心大悅。老毛眼中，就像看到手下大將不負己望，得勝回朝一樣：
林彪講完，老毛當時就帶頭鼓掌，對林彪的講話給予了充分肯定，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這次大會上，其他在大會講話的人，毛澤東都沒有給予評論，唯一稱讚的，就是說林彪講得“很好”。
吳法憲作如下回憶：
聽了林彪的講話，毛澤東的興致可高了。在林彪講話時，他一直顯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講完話，他就接着講話說：“林彪同志作了一個很好的發言。林彪同志經過調查研究、慎重考慮和分析，作了這樣一篇重要的講話，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慮。”
3月20日，毛澤東再一次看了林彪的講話之後，批示田家英、羅瑞卿：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當時中央辦公廳在下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時，曾有一種意見考慮，林彪主要講的是軍事問題，裡面有些機密內容，似不宜下發。毛澤東批示：“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下發。”
毛澤東於4月29日、30日在武漢同羅談了兩次話。他問羅：“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你能不能講出這樣一篇來？”羅答：“我水平差得遠，恐怕永遠也講不出來。”毛澤東說：“講不出來，可以學嘛!這次你們給他準備的稿子不能用，還不是他自己寫出提綱去講的。我也是這個方法，在會上邊聽邊想邊寫提綱，最後就按提綱去講一遍。”
其實，莫要說羅瑞卿，普天下之人，能有幾個講得出來？林彪的徒子徒孫多矣，能及得上祖師爺的又有幾人？作為比較，再看看鄧小平的表現。鄧小平2月6日講話，從16時38分一直講到18時。多次提到劉少奇的報告，並且說劉少奇的報告是不容易的；也多次談到毛澤東的講話，說是有深遠意義的。但他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林彪的講話，更沒有講什麼“三面紅旗”是正確的，犯錯誤等於付學費，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等等。鄧小平也沒有像劉少奇那樣慷慨激昂，他甚至從頭至尾就沒有涉及“三面紅旗”問題，也沒有講成績和錯誤的比例，更沒有講天災、人禍的問題。
吳法憲有如下回憶：
然後，毛澤東又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但對林彪講話沒有表態。
毛澤東接下來請陳雲講話，但陳雲回答說：“我沒有什麼好講的。”毛澤東馬上語含譏諷地說：“陳雲同志向來謹慎，是不輕易講話的。現在還沒有要講的，到要講的時候再講。”
這第二個馬屁的特點是“扭”。何以為“扭”？扭敗為勝。何以扭敗為勝？無非是顛倒黑白。你要說它不好，我偏要說它好。所需要的，也就是一點：眛了良心，唯毛為上。如果說，劉少奇的講話讓老毛憋了一口氣，那麼，林彪的講話就是讓老毛出了一口氣。直接的後果是什麼呢？吳法憲說：
以後，劉少奇帶着一批人重新修改大會書面報告，也不再說造成當時的困難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改成“七分天災，三分失誤”，把成績和失誤比作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修改後的報告對造成當時困難原因講了兩條：一是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還不夠；二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遠一點的後果是什麼呢？就是文化革命。這已是眾所周知了。吳法憲說：
就這樣，在“七千人大會”上發生了這麼大的風波，把兩位主席之間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後，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發展，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
這樣的馬屁，就是老毛最需要的，唯獨林彪可以勝任，無人可以替代的。馬屁人人會拍，高低水平不同。這林彪的水平已經是出類拔萃，無人能及。如同李世民所說“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你說，這老毛要是選接班人的話，不選林彪選誰？這馬屁要拍得人受用，拍得人舒坦，廬山會議上的馬屁，“七千人大會”上的馬屁，乃是老毛感到最為受用的馬屁，乃是馬屁中的經典之作。三年之後，猶且念念不忘，回味無窮。1965年冬羅瑞卿到上海晉見毛澤東後，說他準備去蘇州看看林彪。老毛舊事重提：“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養，要保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作3個小時的報告。”馬屁能夠拍到這個份上，評為頂級，不為過也。如果今後有《馬屁經》出版，59年和62年這兩個馬屁是一定要收錄的。拍馬屁，講究的是回報率。這第一個馬屁，回報了一個國防部長，第二個馬屁，回報了一個接班人。世界上能有如此高回報率的馬屁，除了林彪，沒有第二人。
66年的“5.18”馬屁（政變馬屁）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發表了公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指示和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種種跡象表明，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表講話，後來被稱之為“政變經”。
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政權是什麼？孫中山說是管理“眾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然，政權的職能不僅是鎮壓。無產階級的政權，還要改造農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經濟建設，抵禦外部侵略，職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鎮壓。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權的根本觀點，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塗人。
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台、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結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有可能搞得起來。大大小小的鄧拓、吳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說，十六年來，思想戰線我們沒有去占領。這樣下去，人家就會不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打起仗來，人家就會跟他們走，拿起槍來打我們。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動上要採取具體措施，才能防患於未然。要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定時炸彈、地雷，事先發現，挖掉。不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或者遇到天災，或者發生戰爭，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後，這種政治危機就會來了。七億人口的大國，就會亂起來，這是很大的問題。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歲。
正因為形勢好，我們不能麻痹，要採取措施，防止發生事變。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
我們一定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重要問題，不要忘掉這個問題，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然的話，就是糊塗蟲。不要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喪失警惕性，否則，一個晚上他們就要殺人，很多人頭要落地，國家制度要改變，政權要變顏色，生產關係就要改變，由前進變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人民面前端出來，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見面，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結合，讓毛澤東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進全國人民思想進一步革命化。我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揭露各種修正主義，批判揭露各個戰線、各個部門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批判揭露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的資產階級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樣，就能保證我們防止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最最根本的關鍵問題。很多黨內的壞傢伙，他們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他們是反黨分子。陸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誣衊這是簡單化、庸俗化、實用主義。他們不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不宣傳革命思想，宣傳反動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進，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別人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們就冷嘲熱罵，千方百計加以壓制，加以攻擊，加以反對。
幾十年來，毛主席經常闡明了精神變物質這兩方面的辯證關係。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辯證法。毛主席對辯證法運用自如，滲透一切，在每個問題上都體現了辯證唯物論和無產階級哲學基礎。毛主席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活了六十四歲，恩格斯活了七十五歲。他們有很高的預見，他們繼承了人類先進的思想，預見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親身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那麼多的重大的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列寧只活了五十四歲，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面的鬥爭。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十八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聖西門，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天才的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的勝利。毛主席是天才。我們同毛主席哪一點不同？一起搞鬥爭，有些人年齡比他老，我們沒有他老，但經歷的事也不少。書我們也讀，但我們讀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讀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讀書圈圈點點，把書都圈滿了，證明他沒有讀懂，不知什麼是中心，什麼是主次。辯證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幾十年前就懂了，我們沒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還會熟練地運用。從懂到用，有很大的距離，懂了未必會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規則，你也打不過莊則棟、徐寅生。打仗也一樣，你懂一點書本上的軍事知識，打的時候不一定能打勝利。毛澤東思想全部貫穿着唯物辯證法。毛主席廣泛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高度同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國人民最好的教科書和必修課，是全國勞動人民團結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全國人民行動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夠改變人的思想面貌，能夠改變祖國的面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解放軍把毛主席著作作為全軍幹部戰士的課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對毛主席的著作，我領會得很不夠，今後還要好好學習。
我們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勢的需要，是對敵鬥爭的需要，是戰備的需要，是徹底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的需要，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那些壞傢伙攻擊我們是實用主義。這絕不是實用主義，是行之有效、符合實際的客觀真理。什麼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在他們看來，對資產階級有利的就是真理，對資產階級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們抓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真理，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據革命的需要去指導我們的行動，就必然犯大錯誤，必然要失敗。
這一個馬屁之後，中央發文予以肯定，可見其屁的威力：
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全軍 認真學習認真討論認真領會認真運用林彪同志講活的指示
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根據黨內路線鬥爭的重要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復的問題,做了系統的精確的闡述。
林彪同志尖銳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還可能喪失政權的問題,他指出無論怎樣千條萬緒的事,永遠不要忘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樣掉的。
林彪同志把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舉得最高、最好。在這篇講話中他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他指示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以毛主席為中心來團結,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來團結。他號召在全國人民中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他指出這是保證我國防止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根本的關鍵問題。
林彪同志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永遠的普遍真理,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同志這個講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全黨全軍都應當認真學習,認真討論,認真領會,把它運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動中去。
中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59年和62年的馬屁，均是屁有所指，這66年的馬屁，乃是屬於無對象馬屁，或者說，對象乃是全體國民。國外有些政府，設有不管部部長，這無對象馬屁大約與此類似。
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殺氣騰騰的馬屁。對於老毛來說，文化革命，要把中國搞得天下大亂。很多人不支持，很多人不了解，這時候，需要有權威，絕對的權威，一言九鼎，一言九十鼎，需要有馬屁。林彪的馬屁適逢其時，為文化革命立下汗馬功勞。
如果對這一馬屁進行評析的話。這馬屁有兩個不足之處。不能算是好屁。雖然也是馬屁，老毛也需要，老毛也接受，舒坦的程度略嫌不足。馬屁可拍，需柔，需溫，不可太露鋒芒。拍馬猶如統兵，殺氣不能過重。殺氣太重，陰氣鬱結，實際上是犯了兵家大忌。天怒地怨，於己不利。 “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其實和“格殺勿論”一個意思，而比後者更為邪惡。人知“格殺勿論”之惡，故而慎用。林彪則知其惡而用之，只為了馬屁要拍到極致，連兵家之所忌都不管了。而為避嫌，不直接用，舊詞翻新曲，“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從此中國便進入了“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或者是“格殺勿論”的年代。於是這九百六十萬土地便紅彤彤了：都是血染的。最終一語成讖，應到了自己身上，葬身荒野，割顱破膛。後來的拍馬之人，徒子徒孫，不可不以此為鑑，慎之慎之。
自然，有些人會提出異議：你不平又在瞎說了，難道批彭駁劉也不能殺氣太重麼？這便是有對象馬屁和無對象馬屁的區別了。有對象馬屁，譬如與人對搏，自當刀刀見血，劍劍穿心。即便是對方已放下武器，但為了護主，為了馬屁，連珠炮，迫擊炮一起上陣，也顧不得了。無對象馬屁恰如大兵過境。如若採用格殺勿論之策，則誤殺必多，誤殺一多，怨氣沉積，於主帥甚為不利。
其二，大家知道，“5.18”的馬屁，是一個政變屁。這政變，和文革，關係並不是很緊密。大談政變，並不能給馬屁加分，甚至有可能有副作用。和前面兩個馬屁比較，這一馬屁的效果如何？我們可以看老毛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其不滿之意，溢於言表，馬屁拍到這一地步，可見沒有拍中要害。把時間排一排，林彪5.18拍馬屁，老毛7月8日寫信，中央9月22日發文件。可見這馬屁的效果和前兩次是不能比了。 [1] 本節所引劉少奇，林彪講話，均來自張素華所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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