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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国防战略“仅要求军队能够击溃地区性侵略和阻挠其他区域的第二侵略者”，聚焦于与非大国之间的局部战争，以及反恐战、治安战等非常规战争。特朗普任总统后，美国国防战略开始聚焦于大国对抗，因应这一诉求，军方提出恢复大国间大规模正面战争的能力。美国国防部2018年《国家军事战略》明确指出，“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将在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国防部占据中心和主导的地位。” 2018年底，美国参众两院授权成立的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报告也将“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兴起”视为未来大趋势之首，支持美国国防战略（NDS）“优先考量与中俄两国的大国竞争”。按照这一战略，美国既要在欧洲与俄罗斯竞争，也要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竞争，并且要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还要在广阔范围内应对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伊朗问题等挑战。这是美国作为全球帝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必须要做到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国经济实力不再占据绝对优势的今天，超强的军事实力是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关键，而美元霸权又是美国世界霸权的关键。但是，《兰德报告》指出，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是不匹配的，美国军力的使用已经达到极限。比如常驻西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就因执行战备任务时间过长挤占训练时间导致训练不足，致使军舰事故频发。《兰德报告》也指出，美国如果要“同时威慑住来自欧洲、印度-太平洋和中东的威胁，并且保证美国及其联盟国能够赢得一场与这些区域内的大国之间的战争的胜利”，美军就必须保持“高比例的部署”。为保持威慑力，美国必须“要求各个军队单位都具有极高比例的可动员人数：66%的现役陆军、80%的现役和预备空军中队，以及六个及以上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但高比例的军队动员与部署，又会影响部队的休整与训练，“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得知各个部队能否以如此高的比例被同时动员。”最终，美国不得不为欧洲及西太平洋的大国竞争而放弃在韩国和中东的任务。

为解决这一问题，《兰德报告》认为应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划分为三个优先级，并一一阐述应对之道。第一优先级，其核心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威慑来自任何有核国家的攻击；击败有限的弹道导弹攻击；预先制止恐怖袭击，尤其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第二优先级，则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的威胁：威慑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入侵；威慑来自朝鲜的导弹及炮击；威慑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入侵。第三优先级，即地区性威胁及非常规威胁：反抗中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胁迫；威慑伊朗的攻击；打击暴力极端组织。因此，美国需要升级核武器库使其现代化，增强及增加反导武器及系统，武装欧洲与中东地区盟国以及日本、韩国等盟友。

台湾问题属于第二优先级最后一项，《报告》认为“虽然近期来看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向台湾发起进攻，但是由于中国军事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美国军事基地地理位置距台湾较远，保护台湾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对此，台湾必须承担起自我防守，支撑到美军支援的到来，台湾必须将其投资转移到陆基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导弹系统，这个系统将含有多域理念及操作性，且能由台湾与美国共同操作。美国应投资于与其相对应的能力，如能够在中国防空区域外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由此美国将能够帮助台湾预估其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掌握台湾在两岸关系中的危机程度。

难以无限增长的军费已经成为制约美国军力的最大障碍，如美国最新型航母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就因为财政问题不能部署F-35C战机。《兰德报告》预计，到2027年，在假设海外行动持续且不增加的情况下，每年的国防预算缺口将会在1,100亿美元以上，未来预算足以支持美国应对上述威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18年底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解决之道，字里行间都是警告“钱”对美军的制约，要求想方设法增加军费。

2018年4月，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在参议院抱怨，2018财年与2019财年国防部预算仅占美国国内GDP的3.1%，不仅远低于越战后的5%，更低于里根政府时代的5.7%。这份《兰德报告》，再次强调美国军力当前面临的困境，但毕竟特朗普在2019财年提高军费后就宣布2020年将降低军费，因为美军开支太夸张，空军KC-10加油机上一个咖啡壶就要1,280美元。然而，美国是一个国债超越GDP、年度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年度国债利息超过5,000亿美元的美国。美国联邦政府2019财年预算收入也不过3.4万亿美元，当年7,160亿美元的军费已占联邦政府预算收入的21.05%，除非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否则美国军费增长的空间恐怕已经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