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过的大杂院-程汝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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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父亲从辽宁农林厅调回山东农林厅，回到故乡，全家都很高兴。当时山东农林厅有宿舍，但是母亲坚决不住，说是楼房，孩子会摔下来！等孩子大了再说。这是基于我在沈阳时从宿舍楼上摔下来过，至今头上还有块疤。父亲拗不过母亲，住进了三合街27号大杂院了，盼望着我们大了再搬去农林厅宿舍。不料父亲57年打成右派，发配到胶东农村劳动，从此我们家和农林厅没有了关系，回农林厅住宿舍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三合街大杂院说起来，其实一点也不杂。这是一套三进三出规规矩矩的四合院。房东是邬家，靠卖馒头起家，应该是个小业主，但是馒头房应该开的很大，赚了不少钱，邬家三兄弟各自在三合街有一套三进三出的豪宅。从我们家到正觉寺街北街口的青石路就是邬家出资铺就的。然而解放后，邬家生意一落千丈，生活来源全靠当，卖，租来生活，三进三出的院子，陆续当出，（当时不能买卖，叫借钱借房）；大杂院的布局是这样，前院四间大北屋，南北两面玻璃窗和二间小南屋归邬家所有。不过听说为了生活，邬家早就把四间大北屋当出去了，每月还要向当房者交房租。我们家租了邬家另外二间小南屋，一个门，一个朝北的窗户，终年不见太阳。据说这四间小南屋是当时邬家馍馍铺的仓库。我们住的二间小南屋，一共19平方米，济南-泉城水线低，屋里砖地常年湿漉漉的，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母亲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前院还有二间东屋，住着张林祥张伯伯和张孃孃，张伯伯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表人才，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解放后，无以为业，靠拉人力地板车为生，张孃孃应该是村里的美女，长得很苗条俊俏，可惜他们没有孩子，过继了张孃孃哥哥家的一个男孩叫张蛋，一个女孩叫淑贞。（二个人孩子都不孝顺，文革期间张伯伯曾从齐河农村老家来济南给他们已经工作了的二个孩子讨5块钱不给，一个1米8个子的男子汉跑到大门过道里痛哭。真是：人心可悲，世态炎凉）。

    中院是梁大爷和梁大娘，无子。梁大爷是工人，会扎纸马纸牛殡葬品，偷偷挣些零用钱；小院独门独户住着王大爷和王大娘；王大爷是铁路工人，心肠仁慈善良，养活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人丁兴旺，都很有出息。后院是赵家，蔡家，刘家；赵家赵大爷原来在国营菜市场卖菜，因为经济问题，开除后送奶为生，赵家也是三个儿子，二个闺女，但因为家风不正，后代多有灾难。特别是赵家的三儿子赵茂财，小名三元子文革后当了造反派的头头，特别凶悍。文革后，在街上院里横着走，口头语是：“我们家是三代贫农，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想打谁就打谁，想骂谁就骂谁！”有一次在大院里追着打自己的老婆，被我母亲看到，院里人都敢怒不敢言，宁愿当缩头乌龟，没有人敢出面制止，我母亲出来制止道：“你干什么！凭什么打人？！”，三元子恼羞成怒，指着我母亲骂道：“你这个地主婆，右派婆，管什么闲事！”我母亲毫不退让！继续斥责他说：“打人不行！”这时院里人纷纷出来劝架，三元子看到众怒难犯，骂骂咧咧回去了，我母亲把三元子老婆拉到屋里，用碘酒擦去了三元子老婆脸上的血迹。春节，三元子二哥赵茂森来我家给我母亲拜年，算是一种间接地道歉！由于三元子到处横行霸道，后来被他们厂里的工人把腿打残，一生靠拐杖走路，也算是恶有恶报！善良的母亲还替他惋惜。

    再后面蔡家是一对老夫妇，来历不详，去世也是悄无声息，文革中期就不见了。后院还有一个刘家，据说是房管局的干部，住着后院新翻盖的漂亮的大房子，每天都有提着礼品给他家送礼的人。他是大院的牛人，一般不和大院的其他人答话。

    大杂院一共8户人家，除了房管局干部刘家以外，大都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老百姓，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基本相安无事，前院的常到后院走走，后院的也到前院坐坐，见面彼此打打招呼，常用的问候语：“吃了吗？”“吃饭吧”“您请吧” “出去呀”“回来啦？”虽很平常，但是也相处融融。那时我们孩子常常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张林祥张伯伯的门口，听张伯伯讲天上的勺子星，讲牛郎织女，讲封神榜的故事。后院有2颗大石榴树，全院人守护着，直到熟好了，收到篮子里，然后，挨家挨户送，每个孩子2个，每个大人一个。60年代初大灾荒时，连续有几年，后院的石榴树落在树下的石榴叶子，经过院里几个老人同意，允许我母亲收集，洗后煮煮，掺到玉米面和地瓜面里给我们吃了。

    然而大杂院里邻居之间的融洽的气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变了。严酷的政治经济形势，让人不得不掂量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出身？政治背景，收入？有没有被抄家的可能？有没有被揪斗的可能？有没有被举报的可能。大祸可能不期而至，也可能半夜从天而降。白天在院里蹲在一起拉呱闲聊的场景没有了，后院的人走前院进出，也不在前院停留，前院也不去后院串门，见面也尽量不打招呼，我们叫声长辈，对方就是哼一声点点头。梁大爷也不能揽活扎纸马纸牛赚外快了。天一黑。大院里静悄悄的，连狗叫鸡鸣都没有。天黑了，母亲看看院里有人开灯了说：“有人开灯了，把灯打开吧”。由于大院里共用一个电表，早开灯会让别人说闲话的。漫漫长夜，每个人都把自己锁在家里，大气也不敢出一声。那时的夜晚真黑，夜也特别长！

    68年夏天，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夏收12天，回家的时候，看到沿途住家门口贴的勒令搬家的大字报，心惊肉跳，担心自己家也被抄家也收到勒令。到家，远远看到家门口贴着大字报，万般彷徨地走近，看到是给张林祥伯伯的勒令，勒令说：张林祥，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属于公安六条监管范围，此勒令张林祥48小时滚出济南，迁回老家。院里因为抄家，更是一片狼藉。大杂院里的人，没有人幸灾乐祸，个个愁眉苦脸，满脸的惊慌，害怕下一个抄家遣返的就是自己。

    清晨，张林祥敲我的窗户：“小钊,小钊起来帮帮忙！”他要我起来帮他把厨房的砖头放到地板车上，他要把这砖头拉到百公里外的齐河县去。他给我买了二根油条算是早餐。他拆着厨房，我搬着砖，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句话。接近中午时分，张伯伯的车装满砖头，他拉拉我的手，苦笑着说：“张伯伯走了，有空到乡下去看张伯伯.” 我点点头。他拉着一车砖头，像牛一样使劲力气，缓慢地向北走去，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

   张家搬走后，搬入一家马家，马太太很迷信，据说会算命，门口挂了块镜子说是照妖镜，90年代下岗后在千佛山算命为生，据说收入还不错！

    那个时候，大院里的人也脾气特别大，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跳，大院里，不是梁家和赵家吵，就是赵家和邬家吵，要不就是赵家和刘家吵，刘家和马家吵。吵吵吵，搞得院里人互相都不说话，而且一吵架就是揭老底，不像街上的人骂祖宗三代，而是骂--你是什么出身你不知道吗？地主呀，资本家呀，地富反坏右呀！你家妹夫，姨夫，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是反革命呀，谁不知道呀！用任何可以打击对方的老底辱骂对方。那时整个大杂院就是一个火药桶，一点就着。

    人人都小心谨慎的活着，总担心什么时候被检举告发大难临头。那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处理好报纸上无处不在的领袖像，倒垃圾时一定要检查好。一个年轻姑娘就因为把鱼刺吐到毛主席像上被活活打死了。我拿东西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石膏毛主席像，吓的母亲脸色苍白，赶快分散藏在炉灰里倒掉了。母亲在夜晚偷偷把我父亲珍藏在箱子底的一部宣纸纸板红楼梦给烧了。让父亲好一阵子心疼。

    那时除了衣食的严重不足，医疗也是大问题，现在有人鼓吹毛时代的免费医疗，那是指有工作的而言。像北屋的二奶奶，大伯伯，大娘娘，梁大娘，后院的赵大娘没有工作的，都是有病在家死靠，医院不敢去，直至病死在家中。只有条件较好的小院的里的王大爷，王大娘生病去了医院并在医院里去世的。

    面对人情世故冰冷的大杂院，我工作以后，就住在厂里，很少回去了。可怜的母亲无处可去，一直在阴暗潮湿冰冷的小屋里生活，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老年受了很多痛苦。

大杂院的人际关系直到1977年解禁电影，书籍，开放高考以后，直到检举揭发批判的阴影消除了以后，气氛才开始好起来。人们彼此交换新闻，谈论新鲜事情，彼此才有了笑容，关系开始融洽。78年我考入大学，父亲的问题得到改正，我们家才重新获得大院的尊重。

     小院的牛哥听说我考上大学，兴奋地到我家说，程孃孃！您这里是状元府呀。母亲高兴的合不拢嘴。

    我结婚时，由邬家出面每家出3角钱，花2块多钱买了一个棉布床单当作全院的贺礼。我们也挨家挨户送喜糖表示感谢！

    80年代末大杂院被开发商铲平，盖了质量低劣的居民楼，拿走了邬家祖辈置业的财产。从此大杂院的各户也被安排到，分配到吵吵闹闹不得安静的鸽子楼房里，济南市历下区三合街27号大杂院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