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福庚子年：灾难应带来觉醒
祈福庚子年：灾难应带来觉醒
文：kuange、
1910年9月，俄罗斯境内达乌里亚，短短一个星期，7名华工相继暴毙，无人知晓死因。俄罗斯人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并迅速烧毁工棚，驱赶华工回国。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通报给正处于死亡前夜的晚清政府。这一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引发了20世纪初中国东北境内最为严重的鼠疫——不到四个月时间，6万多人死于鼠疫。然而，这段历史却被淹没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宏大叙事中，而这一灾难的发生路径及其对20世纪历史的隐喻，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2020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这一年是庚子年。在历法上，庚子年不过是天干地支60年一次的轮回，然而，回望历史，庚子年，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符号。2020年之前的三个庚子年，无一不是近代历史上的大拐点：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晚清治下的中国，天朝体系开始崩溃，古老的中国，被外部力量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1900年，义和拳乱，仓皇中的慈禧太后，向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八个国家同时宣战。结果，自己点起的这把火，不仅让国家割地赔款，还将自己烧得无立锥之地；1960年，新生的共和国内外交困，压力丛生。这一个庚子年，也因此成了被历史教科书定义为“艰难的探索”的转折之年。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将历史的演进，看作一条流动的长河，而转型期则如河流过关隘，他称之为“历史三峡”。在唐德刚看来，四千年中国社会，可分作三个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以及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转型，从封建到帝制，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国商鞅变法，终于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历时二三百年之久，此后约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第二次转型，从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就是庚子年，至今犹在转型途中。唐先生认为，中国要跨过这一“历史三峡”，大约需要200年。今天，历史已走过了三个庚子年，180年的历史，说长也不长，但期间天灾人祸不断，历史的躯体早已伤痕累累。新的庚子年，能否如唐德刚先生所期望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还取决于大灾难能否带来民族大觉醒，以及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做出应有的判断和选择。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曾说：鱼在水中看不清陆地，仅从中国角度看不清世界。因此“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周老这句话引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史观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选择的问题。新的庚子年伊始，困扰中美两国许久的争端，因谈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暂时告一段落。过去几年，与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一度被视为中国转型最大的不确定性。但事实上，过去三个庚子年，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是新思想以及藉此崛起的大国，牵引着中国历史的走向，而如何判断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运。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首个庚子年。由“洛克+斯密+牛顿”的思想共同塑造的世界头号大国英国，为了将自由贸易的秩序推向遥远的东方，以武力方式将大清帝国强行拖入现代化轨道，晚清70年由此开启。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即使和其他几个庚子年相比，并不是最剧烈震荡的历史事件，而英国也不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依次是苏俄、日本和美国。回到1900年，庚子拳变，随后慈禧太后误判世界，做出向八国宣战的愚蠢决定，惨败后不得不着手制度性改革。然而，历史从来不是可以任性的东西——当晚清改革的诚意和步伐，跟不上世界大势与民众觉醒的速度时，晚清就从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不幸的是，20世纪的外部世界，是一个新思想——乌托邦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不断涌现，新的大国——日本、德国、苏联、美国等不断崛起的时代。尤其是苏俄对中国历史的强力助推，以及日本的侵华战争，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到第三个庚子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中国向内求生存空间的尝试失败，直到70年代末重回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舞台，开始了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因此，我们不仅站在自身历史的余脉上，更与世界主要国家和主流文明密不可分。比内部危机倒逼改革更重要的是，以开放的心态，成熟的心智，拥抱世界主流文明。正如著名汉学家，《剑桥中国史》主编费正清所说：“要把握近代中国，仅靠周公之礼、孔孟之道或朱子之学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探究其滥觞与壮大，也要以百年来的西方影响为背景。”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转型国家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杨小凯的观点，指向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但是，这并不代表文明的发生，没有共同的底层逻辑，更不可能否定那些具有人类普遍适应性的基本价值。跨越历史三峡，本来就是对特殊性带来的遮蔽效应的消解，从而回归人类文明的大传统的历程。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类的组织形式和精神世界，是经济基础决定历史走向；另一种则认为，人是观念的奴仆，思想和观念塑造制度，好的制度和环境，推动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16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大分流时期，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帝国开始衰落，而西方则开始走向现代文明。1517年，马丁·路德率先在德国开启了宗教改革，此后，加尔文将“新教教义”推向巅峰——每个人的世俗工作是上帝赋予的神圣天职，在生活中追求成功与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神圣事业。上帝的子民应该忘我的投入到自身的事业中，按一个理性的人生计划去努力工作和生活。这些思想，塑造了“市场经济+有限政府+法治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将人类的创造力和理性智慧从教会和王权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1776年3月，瓦特在专利制度的激励下，成功地制造出第一台实用性蒸汽机。英国波罗姆菲尔德煤矿蒸汽机的火光，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新时代，成全了瓦特的大英帝国。凭借瓦特们提供的能量，开启了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时代的浪潮——现代文明由此展开。杨小凯指出，中国的转型，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大传统的发生过程。他将现代文明的发生过程总结为：“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只是结果。由此得出的两个基本推论是：◎后发国家可以凭借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引进技术，不变革制度，短期内可以弯道超车，但长远而言，很可能因路径依赖而弯道翻车；◎信仰和思想观念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因此，只模仿制度，不重铸思想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延续了长达3000多年而未间断的古老文明，始终在“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怪圈中反复挣扎：
从秦到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状态、社会阶层结构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但是每隔两三百年，历代王朝总会迎来一场“超级大动荡”的历史洗礼。
直到第一个庚子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西方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 然而，正如杨小凯所揭示的：学习器物容易，甚至变革制度也不难，但是要改造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观念，却是一件最艰难、最漫长的事情。过往的几个庚子年，延续的依然是“超稳定——超震荡”的传统叙事。祈福庚子年，希望亲友和同胞免受灾疫之祸；祈福庚子年，希望灾难能带来思想的觉醒；祈福庚子年，希望我们能早日驶出“历史三峡”，打破“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魔咒。
---------------------------------- 附： 转自国家疾控实验室的科学家: 我们是1月2号拿到的标本，7号晚上就分离病毒成功，8号凌晨拍的电镜，我当天就看到电镜照片，整个科室欢欣鼓舞，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世界领先。结果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往大了说对不起全国人民，往小了说都对不起我的同事们的通宵熬夜！本来他们是拿到一手好牌的，我的同事们几个通宵的努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分离了病毒，测完了序列，证实了病原。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研发了检测试剂并发放全国省级疾控中心，并复核了几十到上百份武汉来的标本（具体数字不详），获得了国际同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致赞赏和高度肯定，为防控疫情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然并卵，如此好牌还是被打得稀烂稀烂的，因为有政治第一的明确指示，有保密协议的严格要求，不可说不可说，要维稳。于是检测报告进了保险柜，只看到武汉方面连续一周发布的无新增病例，密接人群无人感染，无医务人员感染的消息。都以为是武汉措施得力，把疫情扼杀在摇篮里了，谁知道背后的真相是医务人员多人感染，人传人确凿无疑。最后恐怕是实在压不住了，只好把钟老这位大神请出来揭破部分事实，安定人心，可还是尤抱琵琶半遮面，不肯承认有瞒报迟报漏报，不承认超级传播者，不承认英国的疾病模型是对的，不承认武汉医院床位不够，于是，在政治第一、维稳第一的正确指导下，在中国喜庆的节日气氛里，武汉人民喜迎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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