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年非典時期我正忙着帶娃，我還清楚的記得當我注意到廣東香港出現不明肺炎，傳染之劇，死亡之快，而傳到北京時，北京居然嚴密封鎖這一可怕的消息，震驚之下我以最快的速度用Email往國內我認識的親友通報消息。
這麼多年過去，我們居然“掉進了同一個糞坑”！ 這樣視民眾生命如塵埃的政府還要它幹嘛？令我痛心的另一個事實我昨日才曉得，就是03年非典倖存者的後遺症。這是一大批令人幾乎遺忘的群體。他們淪為社會最底層-因為大量激素所導致的股骨頭壞死這一不死的癌症，行動不便，癱瘓，無錢醫治，憂鬱症，婚變....其苟且的命運比本文醫護人員所經歷的要悲慘的多的多。
一個醫生的自述：我染上了冠狀病毒肺炎來源：天涯論壇
2003 年 4 月 26 日，北京 火車站。購買火車票逃離非典重災區的人們，排成了長隊。
我叫武震，今年 43 歲。在非典前，我是花鄉醫院醫生。那是北京豐臺區一個鄉鎮醫院，之後，我申請去了北大人民醫院實習的機會。我覺得我很幸運，對學醫的人來說，去這種的醫院實習是很幸運的。那些日子，每天從裡到外好像都暖呼呼的很開心。2003 年 2 月份，我進了人民醫院的急診內科，當時聽說，廣州有很多學醫的實習生被感染。我還想，唉呀咋這麼笨，專業人士，怎麼就被感染呢？4 月 7 號，我早上八點上完夜班，回家休息。後我知道，北大人民醫院在那一天剛剛確診，收到了第一例冠狀肺炎病人，也就是當時稱的“非典”病人。我們每周二有一個病例的討論，我特珍惜這機會，因為能學到好多東西。但我男朋友不願意我去，說現形勢太危急。但我想，如果討論會取消，那老師也沒有通知呀，這說明情況還不至於太糟糕。我於還是去了。到那，氣氛特別緊張。大家都穿着一次性的藍色防護服，戴着口罩，眼鏡，手套，全副武裝。我先進的是醫生辦公室，沒人，才發現今天果然沒有病例討論會。我當時挺簡單的，心想也不能白來一趟吧，就跑去了病房，嘩嘩嘩的抄病歷。後來一個老師遇着了，說，你咋沒戴口罩啊，沒事就趕緊走！被這麼一說，我有點緊張了，就趕緊回家了。回家路上還在想，不會被感染了吧？我就在路上轉悠，想說不能把病毒帶回家，還走了一站地，沒敢坐公交車，怕害人。當天晚上有點冷，但沒有在意。第二天晚上還是覺得冷，一量體溫，37.5℃ 了。當時我還和我妹睡在一起，我也很警覺，想說這樣不行。如果是的話，也不能害了家人，得想辦法把自已隔離，就進了實習單位的隔離病房。一開始，症狀並不典型，體溫不很高，就是一直不退燒。後來領導就上報了，說是我這情況必須跟院裡邊匯報，還得請疾控中心的人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每天都要查血，都 四月份了，我還穿着羽絨服，戴着口罩。去化驗室的時，有一堆人在排隊，我就說不好意思，能讓我先嗎，我查一下很快就走。有一個女的說，憑什麼你來了就查呀，我說我發燒了——話沒完，人呼啦一聲，全跑光了！空出一整塊地來，當時心裡又好氣又好笑。2003 年 5 月 2 日，非典為五一長假第二天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空出一整地來。
晚上打了退燒針，一個護士進來。其實平時我們關係都很好，我跟他說話，說你值班啊，她連氣都不敢出了，像看怪物一樣看了一眼，就走了。我想咋這樣呢，打完了針以後想，這種勢利小人，以後我再也不理你了！
我的病越來越重，發燒不退，咳嗽嚴重。後來就說必須轉到有隔離條件的醫院，但佑安滿了，地壇滿了，哪都人滿為患。醫院聯繫了豐臺區的一家航天總醫院，說是可以轉，但是沒車接，要自己過去。但院裡就一輛救護車，我要用了，這救護車以後就不能用了。我們主任又憤怒又着急，說實在不行，就自個摩托車把我送過去。我當時哭了，我說主任不用，我死在這兒也沒關係。當時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是有點絕望。第二天主任來，讓我收拾東西，豐臺醫院出了一輛救護車。2003 年 5 月，北京東城區草廠東巷，一名全副武裝的醫務人員，和救護車一起，等待接收一名非典疑似患者。
到那兒後轉到腸道門診，隔出很多小單間。大概我病得最重，他們直接把我擱到最深那間。我還記得，我是裡邊唯一一個醫務人員，護士對我特好。院主任每天都來，鼓勵說你都度過多少多少天了，再堅持一下就要能活着出去啦。每天都這樣鼓勵，但沒有用，我的症狀就是越來越重，感覺越來越差。那時候，開始上激素，用的是腎上腺皮質激素。可以減輕炎症，但有一些副作用，最嚴重就是抑制骨骼生長，會骨質疏鬆。最多時一次注射 600 毫克，一天兩次，但是燒就是不退，症狀也不減輕。我最後兩個肺片狀的陰影，可能都白了。
醫院也沒辦法了，想說病人有可能就死這兒了。正好長辛醫院，就是北京第一批非典專科醫院，開始收病人，就把我轉那兒了。那是 4 月 20 號，長辛店第一天接收非典病人，轉走時是夜裡 12 點後。2003 年 6 月 20 號，在非典中被“廢棄”的解放軍小湯山醫院。
到那兒電梯都停了，也沒有人。當時要給我轉到四樓，打電話過去問，說得病人自己上去，他們不能出來。因為隔離了，裡面是有污染的，你不能到外面來，也沒人敢靠近你。下了救護車，走不了幾步就跟跑了 800 米似的喘，感覺像在青藏高原上散步，我當時不知道這叫呼吸困難，還納悶怎麼會這樣，就跟大夫說你等會兒，我休息下再爬。但走兩三步就喘，那大夫一看，急了，那得走多久才能到，就一把給抱起我，“咚咚咚咚”上了樓，送病房去了。當時我就覺得我拼命掙扎，這太危險了，離得太近了！即使他穿着隔離服，我戴着口罩，那也有感染的危險啊。但當時我顧不過命，說不了謝謝，也沒問人家姓什麼。也沒法問，問他，等於要他的命。 後來護士告訴我那大夫姓許，一直都記着。
一開始住的是有五、六個人的大病房，當時低氧血症，腦子都不太清醒了，現在回憶很多細節都記不起來了。有一次上廁所，剛拿了自個兒的便盆，但已經蹲不住，一下子就坐到地上暈倒了。暈倒後其實耳朵還是能聽到的，就是動不了了，只聽見有人喊。醫院見我這樣子太嚴重了，就推着病床，把我隔離到一個單間。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迷糊了多少天，腦子一直是不清醒的狀態。期間也有和家人、同事打電話，多年不聯繫的同學，也會用各種途徑來鼓勵我。當時每天只能聽收音機，沒電視，病房沒別人。聽到都是積極向上的東西，“眾志成城，共抗非典”，每天都是這些， 每天被命懸着，並不覺得孤獨。我不能出去，只能躺着往樓下看，有時還和下邊的工作人員揮手打招呼，工作人員看到，也會朝我微笑，握緊拳頭朝我示意。外面吃的不能送，不讓家屬送。因為認識些人，我媽就送進來一麻袋一麻袋的黃瓜，西紅柿，各種水果。後來居然一天一天好起來了，不怎麼咳嗽，呼吸沒那麼困難，也不發燒了。五一的時，我竟然可以下床了。我下床走一圈，看見自己的床頭卡——哦，原來我真得非典了， 從發病到現在，我是第一次清醒的確認，我得了一次舉世憾俗的病。我心態算是較好的人，他們就把我留到最後一個出院，因為出院的時會有採訪。4 月 20 號進的長辛店醫院，6 月 1 號出院，住了近兩月。出院的時候當然很開心的，我感覺像一個民族英雄一樣，當時我們院長，鄉領導，我媽我妹都來接，還有記者，好像沒有人採訪我，大概他們還是怕我病沒真好，但確實給我拍了好幾個鏡頭。回家還得隔離一周，不能跟家裡邊人住一快。我們家有一個小西房，給我收拾了一下，住在小西屋，回到家，一下就放鬆了，很安心，很溫暖，到此，我確定，我性命無憂了。出院後還會和病友聯繫，這階級情誼深哪，跟戰友有得一拼，有一病友跟我說，得過非典的人，有人查出來骨頭壞死了。當時我還覺得不可能，我這麼年輕，也沒有任何症狀，怎麼會股骨頭壞死？那戰友說，還去查一下吧，查一下沒什麼壞處。我於是去做了核磁，出結果的時候我正上班呢，沒有時間去領，還是家人給代領的。那天回家的時候，家裡面的氣氛特別壓抑。我妹把那張紙給我看，我當時就看見“無”字，還以為是“無壞死”，還說這不沒事兒嗎？當時我也沒有什麼擔心，想着軀體沒明顯感覺，我還這麼年輕，檢查又這麼早，應該能治好。其實我也就是這麼一說，因為畢竟我是專業的，股骨頭壞死一般是不可逆的。大學裡老師就這樣說的，骨頭壞死不可逆，它是不死癌症。後來開始四處求醫，看骨頭最好的就是積水潭。大夫一看，說你這個肯定壞死了，逃不掉了。我說那有什麼辦法嗎？他說，你回家坐輪椅，準備換關節吧。當時覺得沒有希望了，眼淚就出來了，站在新街口的大街上一個人抱頭痛哭。
來往的行人都停下來張望，有個大媽掏出一把錢來對我說：“小姑娘，丟錢還是丟手機了，大媽給你。”可怕的是，當時我查出來的，不僅是股骨頭壞死，全身的大關節，除了肘關節是好的，其他的都有壞死。我想着，我這將來要是都換了，那我不就是一機器人嗎？每個關節，都是假的。我跟男友去廣安門華聯買東西，走着走着，突然不行了。疼得特別厲害，沒法漫步，汗都出來了。我男朋友把我背回去的。
我跟男友是 2002 年，也就是非典之前認識的。他在部隊的一個衛生隊裡，也是大夫。非典的時候，我們關係還是挺好的。當時我還想，連非典他都沒有離開我，將來他也不會。我骨頭壞死以後，他也是不離不棄，你就放心地好好治病吧。剛開始幾年其實沒有什麼症狀，走路拄着拐也是為了減輕負重，棄了拐跟正常人一樣。 2006 年我做植骨手術，植骨感染失敗，要取出植入物，重新來過。受了不少罪，在醫院治半年，生活也不能自理。
我基本是個廢人了，不能正常地陪他出逛街，玩，都不行。
剛認識時，就是情感最熱烈時，他每周要來看的，到後來就一周見一次，每次待不久就走了，話也不多。有一天，我發現這個男朋友有和沒有好像差不多。只不過認識了這麼多年，感情在，也有不舍，有些習慣了。我軀體狀況這麼差，情緒自然也不好，有一段時間打電話老吵架。有一回說崩了，就說到了分手。然後他接得特別的快，說，這可是你說的，不是我不要你。分手以後，我媽管他要錢，說要賠償損失。因為都到談婚論嫁的地步了，房子重新裝修了，家具也買了。他送錢那天也哭了，他說他壓力大，迫不得已，家裡人都已經反對了，他在家裡很孤立，還有，他說看不清自已的人生了。我當時很想得開，都這樣了，我還能怎麼樣，大不了就是一個人過吧。畢竟也曾談了一場戀愛，記住曾經的美好就行了。後來聽說，北京有超過 300 人被確診，有非典後遺症，有近一半和我一樣，是醫護人員。再後來我又做了四次手術，置換了髖關節，現在差不多可以正常活動了。去年九月份的時候，我認識了現在的丈夫。最近，我經常在想，如果生命真的可以穿越，北京有非典病人了，我還會去嗎？我想，我還是會在那個醫院實習，去正常上班。但是那一天的病例學習，我估計就不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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