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参加了抗击非典

      ———一位771 级的回忆

2003年，我53岁，在基层卫生院当医生，当时的医疗改革政策无情地把我们这一级医院推向了市场，前有省市一级大医院，后有莆田系专科医院，还有遍地开花的个体医，使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经常落到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地步。

这年的春天SARS突如其来，很快漫延了全国。这时上级才重视起来，问了卫生部的责，问了北京市的责，在全国开展了全面的防控，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成立了防控网，而我们基层医院成了这张网的网底。可能这时组织上才想起在全国的基层还有这样一股才量（也许正是这次防控，组织才慢慢重视起这股力量来，后来，温总理表态，让我们的工资比照同级公务员发放）。

我们医院由领导亲自带头，组成了以骨干医护人员组成专班每天轮流值班。我“不幸”被作为“骨干”招进了专班。当年我们个人的防护是很差的，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服，帽，加上一个外科手术室的一次性纸口罩和一次性橡胶手套。后来上级才发下来纸质的一次性连体衣（只能在门诊坐诊时穿，出门观察时不方便，没有用），所以说，当年我们其实是直接暴露在病毒面前的。

所幸整个抗击过程中，没遇到过真正的感染病人，自己也平安地渡过了这个时段。在SASA过后的总结中，听北京一位医生的讲话很有同感（他有同事因工作感染去世），他说由于疫情突于其来，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设备药物也准备不足，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只有望前冲，我们的预防主要是精神上的预防。这段话我听得热泪盈框，心中默默祈祷自己的幸运。

在防控中我们基层医院有两大任务，一是设立发热门诊，对发热病人进行甄别，怀疑是SARS的立即用专车转往上级医院，不是的转往其他科室正常治疗。二是医学观察。凡有从疫区（外地）回武汉的人员，由市防疫站在车站码头等地登记的地址交下来由我们上门进行观察（主要是查体温，问症状）。

  一次，轮到我和一位年轻的护士值班，我们拿着上级传下来的名单到一位居民家中去作医疗观察。我们首先到了当地社区，由一位社区群干带着我们来到了这位观察对象的家附近，远远地这位干部就停住了脚步，一只手捂着鼻子一只手指着一个门栋说，就这个门楼上，见此情况我戏谑了一句：

 “我年纪大，让我先上吧”

意欲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者，硬着头皮快步走在了前面。可惜我的豪言壮语没有被媒体挖掘，只让它消失在静静的楼道里……

屠呦呦当年得诺奖时有一段话，她感谢中医科学院，她说没有中科院就没有她的今天，如果她当年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村卫生院，那么她一辈子只能当一个平庸的乡医。

我不幸被她言中，在基层当了一个平庸的医生。可是生活中有了这一段抗击非典的经历，我会象某位小品演员常说的“我骄傲，我自豪”。

夜深人静之时，常常暗自庆幸自己平安地渡过了2003年。今年的疫情突如其来，后期未可预料，我的年青的同事们的考验时刻到了，多想又回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共同战斗啊。可我自己如今已成为需要社会关照的老人了，能够独善其身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了。

祝我的年青同事们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