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參加了抗擊非典

      ———一位771 級的回憶

2003年，我53歲，在基層衛生院當醫生，當時的醫療改革政策無情地把我們這一級醫院推向了市場，前有省市一級大醫院，後有莆田系專科醫院，還有遍地開花的個體醫，使我們的日子很不好過，經常落到工資都發不出來的地步。

這年的春天SARS突如其來，很快漫延了全國。這時上級才重視起來，問了衛生部的責，問了北京市的責，在全國開展了全面的防控，從上到下一級一級地成立了防控網，而我們基層醫院成了這張網的網底。可能這時組織上才想起在全國的基層還有這樣一股才量（也許正是這次防控，組織才慢慢重視起這股力量來，後來，溫總理表態，讓我們的工資比照同級公務員發放）。

我們醫院由領導親自帶頭，組成了以骨幹醫護人員組成專班每天輪流值班。我“不幸”被作為“骨幹”招進了專班。當年我們個人的防護是很差的，就是我們平常的工作服，帽，加上一個外科手術室的一次性紙口罩和一次性橡膠手套。後來上級才發下來紙質的一次性連體衣（只能在門診坐診時穿，出門觀察時不方便，沒有用），所以說，當年我們其實是直接暴露在病毒面前的。

所幸整個抗擊過程中，沒遇到過真正的感染病人，自己也平安地渡過了這個時段。在SASA過後的總結中，聽北京一位醫生的講話很有同感（他有同事因工作感染去世），他說由於疫情突於其來，大家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設備藥物也準備不足，上級一聲令下，我們只有望前衝，我們的預防主要是精神上的預防。這段話我聽得熱淚盈框，心中默默祈禱自己的幸運。

在防控中我們基層醫院有兩大任務，一是設立發熱門診，對發熱病人進行甄別，懷疑是SARS的立即用專車轉往上級醫院，不是的轉往其他科室正常治療。二是醫學觀察。凡有從疫區（外地）回武漢的人員，由市防疫站在車站碼頭等地登記的地址交下來由我們上門進行觀察（主要是查體溫，問症狀）。

  一次，輪到我和一位年輕的護士值班，我們拿着上級傳下來的名單到一位居民家中去作醫療觀察。我們首先到了當地社區，由一位社區群干帶着我們來到了這位觀察對象的家附近，遠遠地這位幹部就停住了腳步，一隻手捂着鼻子一隻手指着一個門棟說，就這個門樓上，見此情況我戲謔了一句：

 “我年紀大，讓我先上吧”

意欲把生的希望留給年輕者，硬着頭皮快步走在了前面。可惜我的豪言壯語沒有被媒體挖掘，只讓它消失在靜靜的樓道里……

屠呦呦當年得諾獎時有一段話，她感謝中醫科學院，她說沒有中科院就沒有她的今天，如果她當年被分配到一個偏遠的鄉村衛生院，那麼她一輩子只能當一個平庸的鄉醫。

我不幸被她言中，在基層當了一個平庸的醫生。可是生活中有了這一段抗擊非典的經歷，我會象某位小品演員常說的“我驕傲，我自豪”。

夜深人靜之時，常常暗自慶幸自己平安地渡過了2003年。今年的疫情突如其來，後期未可預料，我的年青的同事們的考驗時刻到了，多想又回到他們中間與他們共同戰鬥啊。可我自己如今已成為需要社會關照的老人了，能夠獨善其身就是對社會的貢獻了。

祝我的年青同事們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