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李银河女士的“《狗镇》再思”之后，有点感想：

李女士认为：一个社会有人穷有人富，到底是个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也许都有，但是体制是更加有影响力的因素。我对于李女士的结论很佩服。说到底，在美国受教育没有让李女士被美国的观念毒害，可见李女士的修行甚为了得。

这个问题在北美，传统上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在假设的“公平竞争”的前提下，穷人被断定是懒人，或更糟，游手好闲者，存心不劳而获者。这样的观点在改革开放后也被引进到中国，所谓“勤劳致富”的口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言外之意：如果你致不了富，那是你不勤劳！

这样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后果是：受害者被错怪了。穷人，作为体制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不仅没有被视为牺牲品或受害者，反而被视为社会进步或经济繁荣的绊脚石。

看看今天的中国，人人唯利是图，个个唯“财”是举，对于社会上那些包括穷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有多少人认识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行体制的牺牲品？

这样的思路的更严重的后果是：社会问题被个人化了。比如，贫穷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就被个人化为：某些人的懒惰。于是，相应的解决方法：把他们的懒病治一治。而体制上的弊病就被忽视了。

不论中国还是美国，从社会的既得利益团体的角度来看，指责受难者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因为当大众的注意力被转移到那些贫穷的“懒人”身上时，那些既得利益团体成员以及他们从中获益的体制就被免责了。

因此，当我们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不论是穷人，精神病人，同性恋者，失业人员，还是少数民族，妇女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等，我们都要谨记：他们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体制性的弊端造成。要帮助他们，体制性的改革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