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勸人出國，因為一是不自信，我不知道我的觀點是理性的，還是因為屁股在國外，只是在為自己辯護。二是感覺有好有壞，特別是覺得中國發展得很好，每個人情況要求都不同，對很多人出國也許弊大於利。

這次的肺炎，我有點開始改變這個看法，似乎在危機之下，體制的矛盾（比如紅十字會）居然那麼明顯難以解決、體制的弊端危害之大（比如瞞報和掩蓋到失控）讓人觸目驚心無法無視、再加上長期以來都體會到的體制對社會生態、文化、人心、人性長久的毒害（比如藐視平等、藐視法律、煽動仇恨思想和各種歧視、宣傳機構制度性的撒謊、壓制言論自由等等）如此嚴重。在國家富裕、經濟上升時期，這些問題都能掩蓋，歲月靜好。就像非典時期是上升時期，因此國難還勉強可以說興邦，其實那時邦本身就在興；而現在似乎有點難說了。就像先天不足有這慢性病的病人，年輕的時候一切都還好辦，年齡大了各種問題都在出來。國難怎麼興邦？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就是國家貧窮、非上升時期的矛盾表現。

更何況，社會的組成也在變化。從建國直到2000左右，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在舊社會出生、新中國長大的老一代，他們經歷過戰爭、經歷過物質最匱乏的時期，因此要求最低，對國家統一、安定、溫飽的要求壓倒一切，因此對體制總的說來說是非常信任的；六七十年代我們這代在文革中出生，後來基本感受到了改開的效果，也是既得利益者，雖然知道體制有問題，但還是比較認可的，至少感覺沒有更好的辦法；而八零後之後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什麼真正的苦日子，對物質的感受已經習以為常，因此要求可能更多，他們能否在困難的時候維護、保持與父輩同樣的信心呢？ 看起來，只有時間才能檢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