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界每年都有各種各樣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一般會刊發在專業性很強的期刊上供專業人士參考補充。一項研究發明能被廣泛使用或者一種理論經常被後來的同行引用深化，就說明了這項研究發明或者理論的重要性。文學作品屬於人文學科，是語言文字的藝術，是社會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一個文學作品是否被關注以及被關注的程度也說明了這個作品乃至作者的影響力。魯迅先生的作品《藥》裡頭，圍繞着“人血饅頭”給讀者展示了一幅中國社會某一個時期的眾生相。最近，“人血饅頭”這個詞又被廣泛使用，一方面反映了魯迅先生作品的“保鮮度”，圍繞着“人血饅頭”這個話題也為研究當下社會面貌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自身感染了“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眼科醫生李文亮由於醫治無效，於2月6日晚間去世，這事引發了網上各種各樣的議論。有人甚至把李文亮醫生稱之為“烈士”，這一點我是不同意的。根據《漢語詞典》的解釋，烈士一指“有節氣有壯志的人”；今指為正義事業而犧牲的人。李文亮醫生在微信群發布受感染訊息而遭派出所傳喚並受到“訓誡”，因此被譽為“吹哨人”是可以的，畢竟他吹響過“哨子”。但是他遭“訓誡”之後，並沒有堅持己見，向上級說出自己的憂慮，繼續儘自己所能向親朋好友傳達危險的信號，他沉默了，直到他去世，留下了嗷嗷待哺的稚子和有身孕的嬌妻。我在這裡沒有絲毫指責李醫生的意思，而且特別能夠理解他的無力感，更對他的遭遇感到惋惜，然而他實在不是一個“烈士”。在論壇里有網友問到李醫生能不能算是“烈士”的時候，我說不能，並且設計了這樣一個場景：

假設他是某一群“天鵝”里的一隻，但他不是“哨兵”天鵝，只是夜裡因為“尿急”醒過來了，發現周圍好像有點異動，於是“越俎代庖”叫了幾聲，被族長打了一巴掌，說他搗亂大家的睡眠，他也就繼續裝睡。結果這群天鵝被天敵襲擊，這隻天鵝也死了，所以他只不過是被害者之一，不是什麼“烈士”。

面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議論從一開始就有涇渭分明的兩種態度。有些人想要弄明白政府究竟有沒有怠政或隱瞞，當外交部發言人2月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關於從1月3日起就向美國通報疫情的說明被報道之後，這類質疑到達了一個新高潮。持相反態度的人也是有的。譬如疫情開始的時候，有些人以美國流感死人的數字來比對“冠狀病毒”當時引致的死亡數字，一副“有什麼大不了”的輕佻態度。當各地疫情次第增發的時候又一再發放盲目樂觀的論調，同時譴責別人“製造恐慌”。這樣的論調使我想起當年“非典”時期，當時的衛生部黨組書記張文康被外界指摘瞞報疫情，他在2003年4月16日接受媒體專訪時這樣解釋，“中國的國情不太贊成每天在報紙報告疫情，對不起我還說一句，我們不贊成鋪天蓋地的來報告，弄到風聲鶴唳，弄到老百姓生活都不安寧。”他們不會真的認為，如今到處封城、百姓生活不安寧的狀況是因為報紙每天在報告疫情所致吧？李文亮醫生去世之後，面對網上有些人悼念李文亮醫生的言論，這些“樂觀主義者”直指那是在吃“人血饅頭”，別有用心，意圖藉機鬧事，有顛覆政府管治的可疑，更有人揚言待疫情過後再一一清算，好一副“代行天子令”的架勢。

我記得當年老師分析《藥》這篇小說的時候，把華老栓、華大媽、花白鬍子等深信“人血饅頭”可醫治癆病的人群歸類為愚昧無知的底層百姓。至於夏四奶奶的兒子夏瑜，為了實現“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這一個宏偉理想，獻出了他年輕的生命，自然是一個先知先覺的革命黨。

念書的時候年紀小，很長時間都依循老師的解說來理解《藥》的內涵。後來年紀稍長，閱歷多了，再讀《藥》的時候就有了更多的認識,才更體會到魯迅先生為什麼能被稱之為文豪。他在短短的一篇小說里，給讀者清晰地展現出“人血饅頭”的產銷鏈。“朝廷”是總廚，開出菜單和食譜，紅眼阿義們負責找“食材”，康大叔們承擔製作及銷售的後續工作......誠如小說的標題，全文其實是一服藥，一服為大清國芸芸眾生而開的藥,“人血饅頭”充其量不過是藥引。

我不認為如今還有人相信吃“人血饅頭”可以治癆病，更不相信吃“人血饅頭”能夠改朝換代。但是我深信當今社會上仍然有“人血饅頭”的存在，也仍然有康大叔和紅眼睛阿義的位子，也會有形形色色的“駝背五少爺”、“花白鬍子的人”、夏三爺之類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