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聽到武漢封城的消息，我哭了。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的那種人，而看到像《辛特勒的名單》會感動流淚，而把現實生活所有問題都自己扛。

所有這些傳出來的慘況，全在我的預料之中。這些傳聞，不過證實我的預料。這些預料是基於我對現代經濟民生運作的認識，基於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基於我對70年中共文明的認識，基於我對中共統治一流，管理末流的認識。

 在封城前的兩個星期，香港若干評論人士如蕭若元呼籲封鎖和消毒華南海鮮城及附近的幾個街區，否則拖延下去只能封城，而人類歷史上未曾試過封一個1000萬人口的大城市。我也同意。然而，封城不能像中共那樣急急封城，那是一個系統工程，而實際中共做的封城是小學生的程度的操作，也只有天朝屁民和基層黨員會如此配合。中共近二十年做很多雞毛蒜皮的事情都會一蠢再蠢搞到一鍋泡，而封城是天大的事情，特別是在武漢這種中心城市。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是我十幾年來用得最多的成語，當評論中國大陸的政經局勢，特別是當一些親戚朋友在讚嘆強國厲害國的時候，掃他們的興，我既有暗自神傷的嘲笑實際上是苦笑。在西方華文論壇活躍的人士，在西方生活的一二代華人移民，誰沒有很多親戚朋友生活在中國大陸和香港？

I had often said, I wish I am wrong.

在《2019歲末游香港》 @ https://blog.boxun.com/hero/202001/Siubuting/9_1.shtml， 我提到：

“機票在大半年前已經訂好並且付款。臨出行前，我已經準備好，危城勿入，亂邦不居：若香港局勢全面混亂，則從香港機場直接坐大巴到廣州；若中國大陸鼠疫蔓延到廣州，則取消到廣州的行程，若干必要看望的親戚來香港見我們，然後另外買機票從香港飛回澳大利亞。若兩地皆危，則直接在星加坡買機票飛回澳大利亞。好在，沒事。”

當初，我是準備鼠疫這天災會被中共的統治一流和管理末流所放大而形成今天武漢瘟疫的局面。現實是，鼠疫不發武肺發。形式比人強，災難的觸發不是由這就是由那，而災難的放大就有黨國機制來保證；逃得過初一，避不過十五。

我一家，中共和天朝臣民避過了初一的鼠疫，而中共和天朝臣民未能躲過十五的武漢冠狀病毒瘟疫蔓延。這樣的黑暗命運，不可避免，在不久之前就已經註定，就在1949年10月1日，當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多年來，我不求讀者或親戚朋友同意我的觀點，但求改善他們的思維方式，幫他們在大難臨頭時能自求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