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年在北大的學生、現在美國著名商學院的終身教授H昨天和我通電話，期間幾次嘆息武漢人太慘了、武漢人真慘呀，說每次看武漢消息都要流一陣眼淚。之前，我的北大師兄、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和博士導師L在一個共同的群里寫道：“每天都在扎心中度過。”

 聽着、看着他們的語言和文字，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理解、體會他們的沉痛和悲傷，但卻偏偏難以喚起感同身受——所以只能沉默。

 災難、不幸這樣的特殊時刻，能最真實最清楚地考驗和顯露人性；這句老掉牙的話此刻同樣準確。面對着人間地獄和慘無人道，我不由不直視和拷問自己：在我一向自認為脆弱、敏感、同情和悲天憫人的心靈深處，是不是暗藏着殘忍無情的海下冰山？

 我相信我變了，不知不覺隨着時間變了；我從沒有刻意，但一天天變得心如鐵石。我女兒小揚眉五個月時候，不論見到誰都永遠是一副憨厚燦爛的笑容；後來一本育兒書告訴我，這個月齡被稱為天使階段：這是人類幾萬年進化成的本能，因為此時脆弱如懸絲一樣的嬰兒必須討得成人的鐘愛和呵護才有可能存續。與此類比，在這個亂世里、在這個軀體和靈魂被煎灼絞割的煉獄中，一個人不無聲無息地演變成或表或里的殘忍，就根本無法生存。盧梭說：“政府的性格就是人民的性格”；我是政府治下的臣民，就像被狼養大的人類，除了豺性一無所有。我時而大頭症起來，會恍惚以為自己是先知、聖哲，但症狀一退立即清楚自己只是個諸事不能免俗的凡夫。所以，我既不會像美國人一樣動不動就為旁人的苦難流淚、像日本和香港人一樣動不動就為別人的患難捐資，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冷漠而自責——即使有人斥難，我也會像彼拉多指着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一樣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擔吧！”

 李敖翻譯英國玄學詩人約翰.鄧恩的布道詩：“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能自全，每人都是大陸的一片”；雖然人前我如上般振振有詞，但在中庭落花、別夢依依的靜夜，我依然有一種顧炎武“亡天下”式的刻骨悲哀：始終以“一片冰心在玉壺”自詡的我，到頭來還是被毒化和腐蝕。也正是基於鄧恩，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魯迅一樣，我無法全心全意地同情那些受難者，正像我受難時絕不要別人同情自己一樣。“雪崩來臨，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罪孽是每個人造成和縱容的，誰也不能逃脫責任——除了那些作惡者，也包括謳歌者，包括沉默者，包括旁觀者，包括受難者，也包括文章作者。在中國千年的吃人史中，所有人都在吃人、被吃，每個人在被吃的同時也在吃着他人。從狂人發問“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迄今已經整整一百年，這期間那個邪惡的Gespenst吞下了多少模糊血肉、吐出了多少森森白骨！最新的2445個慘死的鮮活生命和永遠無法確知數目的冤魂，這不過是它盛宴間隙的一個茶歇罷了。2016年那次著名事件時，在一個北大群里我寫了如下的話“因為‘物傷其類、兔死狐悲’，因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為‘別人的喪鐘，也為你敲響’，因為‘如果你一再沉默，當你成為刀俎下的魚肉時，已經沒有人能為你發聲了’”後，在無數人喝彩的同時，也有小雜碎們的冷嘲熱諷、幸災樂禍，讓我頓生牧首般的快感和垂憐以及革命家的憤怒和決絕。

 多少年來，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知我者謂我情商不夠——因為我反覆自傷自虐。但像“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葉帥一樣，雖然在戀愛上我一地雞毛，在大是大非前我卻早已不惑：我堅信”冤有頭、債有主”，我絕不會因為別人的罪行去懲罰自己。八十年代鄧小平評價傷痕文學時說：“哭哭啼啼，沒出息”，排除他“好了傷疤忘了疼”的負面人性之外，此話也有可取部分：“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流淚無法彌補和告慰死者，反倒讓宰割者一如既往地洋洋自得、睥睨天下、輕蔑世人、俯視蒼生，導致萬千張淒風苦雨中掙扎的芸芸眾生最終重新輝耀救世主的榮光。

一月十五日，我寫了一篇關於伊朗擊落烏克蘭客機的文章，先知先覺地標題為：“生錯了地方就是一種罪行”。那時，武漢尚是華東形勝、盛世芳華、海清河晏、千騎高牙、“參差十萬人家”，人人“醉聽蕭鼓、吟賞煙霞”、如顛似狂、企盼新春，卻不知毒魔已臨、死之將至，瞬間一切就要化為塵埃。那時，我正在北京和一個朋友朝夕相處。這個朋友出身國內少有的望族名門，家資殷富。她長居加拿大，其時正暫回北京。一次比較中國和美加，她說：生活在北京沒有感覺和加拿大質量不同，甚至更加舒適、方便和體面；別墅區裡有會所、游泳館、健身房，咫尺之遙是國際學校、歐式商業小鎮、進口食品超市；學校有全封閉純淨空氣操場、家長都是外交官和國際大企業駐華主管；“就說看病、住院吧，都說在國內難，但這對我們這種人不存在”，她未卜先知似地說。對她的話我沒做反駁，因為那個時候我同樣不知道大禍即將臨頭——而人不臨患難，會始終活在幻覺中，沒有切膚之痛。如今僅僅一個月，她和億萬中國人一樣應該夢醒：覆巢之下、玉石俱焚，船沉之際、片瓦無存；天災也好、人禍也好，在這九百六十萬公里土地上沒有人能夠倖免和逃脫，不會因為你的居所、你的財富、你的地位、你的人脈有任何異同。我對一個北京人說，我們該感激的只是病魔放過了北京，如果它一旦光顧，我們和武漢人毫無二致：留下遺書“噩夢降臨，大年初一，老爺子發燒咳嗽，呼吸困難，送至多家醫院就治，均告無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還是一床難求。失望之及，回家自救，輾轉諸家醫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輕，床位難覓，直至病入膏肓，錯失醫治良機，奄奄氣息之中”後全家滅門的導演常凱，陪伴老父親在醫院排隊八個小時、實在無力蹲在地上看着搖搖欲墜的父親“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到自己如此卑微和下賤”的年輕女子，因為抵抗隔離被從汽車上拖下扭斷脖子死去的無名女性, 父母被隔離後遺棄在家裡無人問津活活餓畢的唐氏兒……每每看到上面這些場面、情景的文字、圖片和視頻，我絲毫沒有對自己置身其外的慶幸，而是相信他們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我們同樣都是毫無尊嚴、命懸一線、風雨飄搖的螻蟻草芥，又有什麼資格與底氣去同情和憐憫武漢人呢？

 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博文作家N大前年和我有過一次爭論，彼時我相信歷史進步有其水到渠成的規律，現在國人並沒有做好準備，“幹嗎那麼急呢？”我說；他回答道：“我當然急了，至少我不想讓孩子還生活在這個環境中！”痛定思痛、撫今追昔，檢討自己當時的誤區，我想我的好整以暇，是不是因為孩子是美國公民，不需要在她人之初就不得不日復一日聽那些讕言和謊言呢？不管怎麼樣，現在我知道自己錯了，我懂得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不知道哪一天，我們就會像海.伍德一樣，被王立軍“駕鶴西去，化作青煙”。這種猛醒、這種覺悟，應該勝於哭泣和流淚對死難者的追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