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在北大的学生、现在美国著名商学院的终身教授H昨天和我通电话，期间几次叹息武汉人太惨了、武汉人真惨呀，说每次看武汉消息都要流一阵眼泪。之前，我的北大师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和博士导师L在一个共同的群里写道：“每天都在扎心中度过。”

 听着、看着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理解、体会他们的沉痛和悲伤，但却偏偏难以唤起感同身受——所以只能沉默。

 灾难、不幸这样的特殊时刻，能最真实最清楚地考验和显露人性；这句老掉牙的话此刻同样准确。面对着人间地狱和惨无人道，我不由不直视和拷问自己：在我一向自认为脆弱、敏感、同情和悲天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是暗藏着残忍无情的海下冰山？

 我相信我变了，不知不觉随着时间变了；我从没有刻意，但一天天变得心如铁石。我女儿小扬眉五个月时候，不论见到谁都永远是一副憨厚灿烂的笑容；后来一本育儿书告诉我，这个月龄被称为天使阶段：这是人类几万年进化成的本能，因为此时脆弱如悬丝一样的婴儿必须讨得成人的钟爱和呵护才有可能存续。与此类比，在这个乱世里、在这个躯体和灵魂被煎灼绞割的炼狱中，一个人不无声无息地演变成或表或里的残忍，就根本无法生存。卢梭说：“政府的性格就是人民的性格”；我是政府治下的臣民，就像被狼养大的人类，除了豺性一无所有。我时而大头症起来，会恍惚以为自己是先知、圣哲，但症状一退立即清楚自己只是个诸事不能免俗的凡夫。所以，我既不会像美国人一样动不动就为旁人的苦难流泪、像日本和香港人一样动不动就为别人的患难捐资，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冷漠而自责——即使有人斥难，我也会像彼拉多指着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李敖翻译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邓恩的布道诗：“没有人是孤岛，没有人能自全，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虽然人前我如上般振振有词，但在中庭落花、别梦依依的静夜，我依然有一种顾炎武“亡天下”式的刻骨悲哀：始终以“一片冰心在玉壶”自诩的我，到头来还是被毒化和腐蚀。也正是基于邓恩，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一样，我无法全心全意地同情那些受难者，正像我受难时绝不要别人同情自己一样。“雪崩来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罪孽是每个人造成和纵容的，谁也不能逃脱责任——除了那些作恶者，也包括讴歌者，包括沉默者，包括旁观者，包括受难者，也包括文章作者。在中国千年的吃人史中，所有人都在吃人、被吃，每个人在被吃的同时也在吃着他人。从狂人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迄今已经整整一百年，这期间那个邪恶的Gespenst吞下了多少模糊血肉、吐出了多少森森白骨！最新的2445个惨死的鲜活生命和永远无法确知数目的冤魂，这不过是它盛宴间隙的一个茶歇罢了。2016年那次著名事件时，在一个北大群里我写了如下的话“因为‘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为‘别人的丧钟，也为你敲响’，因为‘如果你一再沉默，当你成为刀俎下的鱼肉时，已经没有人能为你发声了’”后，在无数人喝彩的同时，也有小杂碎们的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让我顿生牧首般的快感和垂怜以及革命家的愤怒和决绝。

 多少年来，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我者谓我情商不够——因为我反复自伤自虐。但像“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帅一样，虽然在恋爱上我一地鸡毛，在大是大非前我却早已不惑：我坚信”冤有头、债有主”，我绝不会因为别人的罪行去惩罚自己。八十年代邓小平评价伤痕文学时说：“哭哭啼啼，没出息”，排除他“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负面人性之外，此话也有可取部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流泪无法弥补和告慰死者，反倒让宰割者一如既往地洋洋自得、睥睨天下、轻蔑世人、俯视苍生，导致万千张凄风苦雨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最终重新辉耀救世主的荣光。

一月十五日，我写了一篇关于伊朗击落乌克兰客机的文章，先知先觉地标题为：“生错了地方就是一种罪行”。那时，武汉尚是华东形胜、盛世芳华、海清河晏、千骑高牙、“参差十万人家”，人人“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如颠似狂、企盼新春，却不知毒魔已临、死之将至，瞬间一切就要化为尘埃。那时，我正在北京和一个朋友朝夕相处。这个朋友出身国内少有的望族名门，家资殷富。她长居加拿大，其时正暂回北京。一次比较中国和美加，她说：生活在北京没有感觉和加拿大质量不同，甚至更加舒适、方便和体面；别墅区里有会所、游泳馆、健身房，咫尺之遥是国际学校、欧式商业小镇、进口食品超市；学校有全封闭纯净空气操场、家长都是外交官和国际大企业驻华主管；“就说看病、住院吧，都说在国内难，但这对我们这种人不存在”，她未卜先知似地说。对她的话我没做反驳，因为那个时候我同样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而人不临患难，会始终活在幻觉中，没有切肤之痛。如今仅仅一个月，她和亿万中国人一样应该梦醒：覆巢之下、玉石俱焚，船沉之际、片瓦无存；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在这九百六十万公里土地上没有人能够幸免和逃脱，不会因为你的居所、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人脉有任何异同。我对一个北京人说，我们该感激的只是病魔放过了北京，如果它一旦光顾，我们和武汉人毫无二致：留下遗书“噩梦降临，大年初一，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一床难求。失望之及，回家自救，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后全家灭门的导演常凯，陪伴老父亲在医院排队八个小时、实在无力蹲在地上看着摇摇欲坠的父亲“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如此卑微和下贱”的年轻女子，因为抵抗隔离被从汽车上拖下扭断脖子死去的无名女性, 父母被隔离后遗弃在家里无人问津活活饿毕的唐氏儿……每每看到上面这些场面、情景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我丝毫没有对自己置身其外的庆幸，而是相信他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我们同样都是毫无尊严、命悬一线、风雨飘摇的蝼蚁草芥，又有什么资格与底气去同情和怜悯武汉人呢？

 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博文作家N大前年和我有过一次争论，彼时我相信历史进步有其水到渠成的规律，现在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干吗那么急呢？”我说；他回答道：“我当然急了，至少我不想让孩子还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痛定思痛、抚今追昔，检讨自己当时的误区，我想我的好整以暇，是不是因为孩子是美国公民，不需要在她人之初就不得不日复一日听那些谰言和谎言呢？不管怎么样，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懂得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会像海.伍德一样，被王立军“驾鹤西去，化作青烟”。这种猛醒、这种觉悟，应该胜于哭泣和流泪对死难者的追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