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乱屠杀、人口骤降这个角度看，中国和中国人的野蛮程度、反文明行为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名列前茅。而且这种野蛮，一直持续到中共建政前后的土改，持续到文革，甚至持续至今。国人对同胞，何以出手如此之狠、杀气如此之重！


　　上个星期在几期《伐林追问》节目中谈到中西方传统文明的比拼，其中有一期，是从野蛮的角度谈的。有位旅居加拿大的老兄长收听了来信给予鼓励，并索要文字稿。做这些节目，因为我不善言辞，思路也往往比较慢，都会事先准备一个详细提纲和一堆图片，所以老兄长要文字，倒也不难。整理完之后，我想，也不妨贴上我的博客，请更多的朋友来探究。


　　论愚昧中世纪欧洲人占了上风，论野蛮中国人当仁不让

　　高伐林，（《伐林追问》节目第62期，20200219）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伐林，欢迎收看《伐林追问》第62期。
　　上期我们说文明的反义词，一个是野蛮，一个是蒙昧。在卫生特别是公共卫生、对抗瘟疫的问题上，古代中西方PK，中国人得分较高，尤其是北宋以后，在制度上、技术上、文化上、观念上有比较科学、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体系，文明程度更高，而西方的中世纪，直到十六七世纪，愚昧、迷信做法相当多。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在为中国人“洗地”啊。
　　好吧，那这期节目，在他看来肯定就算“抹黑”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不得不说，中国人表现了很野蛮、非常野蛮的一面。哪个方面呢？中国的战乱屠杀。我们看看屏幕上的示意图，好几次中国人口出现断崖式、跳水式的剧降。

　　中国人口规模历史示意图

　　秦晖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写过一篇文章《何来如此深仇大恨》，讲述了战乱屠杀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如果说欧洲人口的几次大幅度减少，都是因为黑死病等瘟疫，其中不管偶然必然、或多或少有一定人祸的成份，表面上总还是多半是天灾；那么中国人口的剧降，主要是战乱屠杀造成的，就是人祸了！
　　大家都知道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兵车行》：“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明朝有个叫沈明臣的写了一首七绝，最后两句说“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他本来写的是一场夜袭巷战，突出的是杀得快和没有动静。但是后世人引用，往往用来形容残酷——“杀人如草不闻声”！
　　战乱屠杀伴随着改朝换代。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而且中国历代王朝的寿命，又相对较短，甚至很短，像秦朝只有十四五年，隋朝只有37年，最长的朝代是周朝，延续790年，居然都排不上世界前五。一般都是两三百年，三四百年，像汉朝，西汉东汉加起来407年；宋朝，北宋南宋加起来319年，而唐朝289年、明朝276年，清朝从迁都北京算起是268年。这样就造成战乱屠杀特别频繁。
　　中国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上多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也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
　　说到“中国人口变化”，最权威的是《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首次出版的，皇皇6大卷400万字，被誉为“无愧于泱泱大国的里程碑”，是“中国史学界近年以来最令人注目的成果之一”。主编葛剑雄博士在这部书出版的时候正巧年满花甲，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出版有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数十部专著和文集，是无可争议的权威。他在第1卷里，写了20余万字的《导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总体看法，进行了全面论述，被称为中国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之作。六卷按照朝代、年代顺序写下来，从先秦到明清、民国，每一卷的作者，也都是各个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
　　《中国人口史》我久闻其名，未读其文。为什么呢？这部巨著的重点所在，是人口调查制度、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分布、人口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等方面，有大量专业数据和图表，不是我这个“半瓶醋”能轻易啃下来的。印数只有500套，说明这套书，是给专门研究人口的精英专家们看的，我显然不在内。但是我还是想介绍一下这部巨著中关于中国人口变迁的某些发人深思的重要数据。

　　在介绍葛剑雄博士领导的团队的成果之前，我想先介绍秦晖教授对中国人口的看法。
　　秦晖教授说，中国人口的暴涨暴跌，对比极为鲜明。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他说：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比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要高出一倍以上！三分之一的一倍是多少？那就是三分之二，“高出一倍以上”，那就是人口下降百分之七十、八十，甚至更多！
　　秦晖列举：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刘秀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混战，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
　　大乱几百年后隋文帝统一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但这个盛世，前面我讲了，隋朝只有37年，隋朝末年大乱又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来计算，也就是1000万人口左右。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前一年，即公元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近5300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近1700万。
　　唐之后是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
　　我以前讲过，宋代经济比较繁荣，人口发展比较快。南北宋之交的辽、金入侵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相对还不大，到公元1190年，宋金对峙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一千年前的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但是元灭宋金，人口再降。秦晖举了四川为例，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八十多年后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秦晖说“很怪”：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00多万——差不多六千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又是农民暴动，又是满族入侵，一场浩劫连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秦晖称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大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也就是公元1851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但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也就是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也就是4亿左右的水平徘徊。
　　秦晖强调：以上都是历朝历代官方史书上的数字，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
　　下面我就要说到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六大卷《中国人口史》了，学术态度比较严谨，用秦晖教授的话说，这部书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
　　根据该书的研究：
　　西汉末年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
　　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
　　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
　　安史之乱后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
　　宋元之际大乱，整个中国（包括宋、辽、金、西夏的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
　　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大乱，人口由4.4亿降至3.6亿；
　　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战祸不断、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增长，1949年增长到5.417亿。
　　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元以前的第一阶段，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的第二阶段，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口史》作者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
　　这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前面秦晖教授所引述的历朝历代正史的数字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维苏威火山爆发之类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长期的、反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第二例！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国投降士兵40万，新安之战，楚国坑杀秦国投降士兵二十余万，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我在美国参观过多个古战场。离我家不远的Gettysburg——林肯去演讲提出“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的地方，那里是美国国家历史公园，纪念号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死伤最为惨重”的战役，死伤多少人呢？五万多人。
　　整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双方军人死亡人数高达75万；另有估计，约有10％的20-45岁北方男性，30％的18-40岁南方白人男性在战争中死亡——这两个数字，就不光是军人了，平民也包括在内。
　　这些数字相当惊人。但是，与中国相比，望尘莫及。我说中国人野蛮的程度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西方人，是有数字为证的，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就基本上与美国南北战争同时期，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朝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亚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的单位，加上妇女孩子，加上未统计在内的遗漏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那时的成都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都是无人区，驻军无处觅食。所以索性放弃，连政府都不设了，直到清朝顺治末年，巡抚才回到一片废墟的成都，重新设置政府机构。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中国有个说法：“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以湖广行省为主的老百姓大规模向四川移民的群体迁徙。朱德元帅写过一篇散文《母亲的回忆》，开篇就说：“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也说：研究者“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过去传统文人把四川大屠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杀四川人，而是官军和地主武装屠杀四川人”。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都对，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大西皇帝”是张献忠自封的，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人百般照顾，可是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该杀吧！
　　话说回来，四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时候，那时他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朝官军曾英控制；以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朝官军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杀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苟且偷生，也是互相杀，甚至互相吃，人对于人就是狼！
　　从战乱屠杀这个角度看，中国和中国人的野蛮程度、反文明行为的规模，在世界历史上名列前茅。而且这种野蛮，一直持续到中共建政前后的土改，持续到文革。前些年我受明镜集团的委派，曾经协助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编辑出版过广西文革机密档案，36卷加续编10卷，共46卷，是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广西自治区党委和下面各市委、县委分别组织多个调查组，调查数年后向上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记载的史实，野蛮程度令人发指。野蛮甚至持续至今。就在昨天我看到视频：新冠病毒肺炎期间，为封城隔离，所谓执法者对违反禁令者劈头盖脑、拳打脚踢，出手之狠、杀气之重，就是土改、文革中暴徒横行的再现。
　　无数事实让我深思：我们到底有没有资格自称“文明古国”？
　　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老高补：人们了解了中国人同胞相残的野蛮程度在全球无出其右，很自然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秦晖教授介绍这些史实的文章，标题就是个问句：《何来如此深仇大恨》。共产党宣传阶级斗争，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共产党毕竟只有99年，这种野蛮残杀却有了三千年。有人也会到中国传统中去找原因，从资源、文化、社会矛盾、生存空间等等方面分析，也探究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无毒不丈夫”“斩草要除根”“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些话中透露的心态……有人甚至说的更极端：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座张献忠的“七杀碑”！这个话题更大，对这些说法，我会在今后节目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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