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出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令人憂心。它看似完美強大，其實一直漏洞百出，沒出事只不過是僥倖沒出事而已。武漢的悲劇並非偶然，它只是平均水平的中國，就算病毒隨機選擇了另一座城市，我們很可能還是會掉進同一條苦難之河 老高按：今天早上在一個微信群里讀到一篇文章，但沒有標題也沒有作者，劈面而來的第一句話“最令我憤怒的……”，好像也不是文章的開頭。但文章中涉及很多話題，正是當下人們關注熱議的，作者說的不僅在理，有些話還相當精闢，不是尋常人信筆寫的出來的，於是花了點功夫來查證，查到作者為傅真，網名為“最好金龜換酒”。我看到的確實只是半篇文章，全文的標題是《知恥而後勇，珍重待春風》。 傅真，江西南昌人，曾旅居英國，曾任職投資銀行金融分析師，她與丈夫毛銘基辭掉令人羨慕的工作，全職遊歷和全職寫作。幾年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叢書“傅真&毛銘基作品系列”，有《藏地白皮書》《泛若不系之舟》《最好金龜換酒》等多本。 這篇文章大部分寫得不錯，但是有些段落的角度讓我詫異，以作者的明澈，不致於如此失准呀？簡直不像同一個作者寫的，例如下面這一段—— 互聯網時代的物流網絡和科技手段如此發達，民間力量也已非常強大，卻一直沒被充分激活，實在是很可惜。希望經此一“疫”，政府能學會適度分權，將一部分權力讓渡給民間機構。畢竟，家長太過強勢，孩子就會變得更加軟弱可欺。我們有這麼好的人民，明明值得更多信賴。 “民間力量也已非常強大，卻一直沒被充分激活”，是政府沒“學會”的問題嗎？分明是政府刻意壓制啊，他們恐懼的就是民間力量強大和被激活；把民眾與政府的關係比作“孩子”和“家長”的關係——這種思維很不可取——而自以為是“家長”的政府，最怕的、最防的，恰恰就是人民變得不再“軟弱可欺”。 知恥而後勇，珍重待春風（節錄）
傅真，微信 最令我憤怒的，當然是這場巨大的災難並非不可避免。如果你看過《第一財經》整理的從12月1日到1月23日的時間線，就會看清早早出現的疫情是怎樣離奇地被輕視又反覆拖延。武漢的警鈴早有機會被拉響，我們原本不用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 我不明白為什麼明明知道是跟SARS相近的冠狀病毒，卻沒有第一時間當作人傳人來看待（難道不是“人不傳人”才需要更確鑿的證據嗎？）；不明白第一批衛健委專家組為什麼要把診斷標準定得如此嚴苛離譜——非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沒去過的就不能確診——這豈不是先認定沒有人傳人，然後以此來定標準去診斷，診斷出來果然沒有人傳人？簡直是“22條軍規”般的荒謬；我更不明白為什麼在武漢和湖北兩會期間衛健委的對外報告是“零情”，這到底是內部的揣摩還是哪位領導的指示？為什麼1月15日國家疾控中心發出一級響應，而1月19日武漢還如期舉辦了什麼萬家宴？…… 我不知道網絡直報系統為什麼沒起作用，拖延疫情的人到底是誰，錯在瞞報還是輕視還是誤判，責任又該如何劃分；只看到他們在接受採訪時支吾其詞、互相甩鍋。其實疫情至此，顯然是多方合力犯下滔天大罪，誰都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恨最寶貴的防控窗口期就被這些人白白浪費，戰機貽誤，再難挽回。病毒大舉入侵，鍘刀高高舉起，而人們轉過臉去，露出微笑，歌舞昇平。 現在還有許多人在歌頌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十天建好一座醫院的奇蹟、“全民齊心群防群控的團結精神”……可問題是，如果第一時間公開和防控疫情，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經歷這場國難，不需要建這些醫院，不需要封城封省和全國支援，更不需要犧牲這麼多條人命！ 輾轉反側的夜裡，常忍不住想倒轉時間，從無數事件的折縫裡鑽回去，重啟2019年的12月，挽回所有的不幸。但心裡也清楚，只要穿越回去的我仍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輕，歷史就不可能被更改。而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我會成為第9名“造謠者”被傳喚，在訓誡書上屈辱地寫下“能”和“明白”。 是的，時至今日仍沒有一天不想起李文亮醫生。從他去世的那個夜晚的暴怒痛心，到如今成為心中死去的一小塊。朋友圈裡難得的眾怒和國葬般的哀悼其來有自：一是悲憤於為眾人抱薪者竟凍斃於風雪，蒙冤受辱的醫生死在他蒙冤的起點；二是物傷其類，謹小慎微又良知未泯的普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所遭受的恥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恥辱，他的命運也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三是因為大家都想要一個公道，至少是一個道歉——不只是對李醫生，也是對我們所有人。 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個事實是：也許李醫生的“吹哨”並沒在真正意義上抵達大眾層面，但他被視為“造謠”而遭到傳喚訓誡的事情卻通過央視大張旗鼓地曝光，如果沒有這麼高調的“闢謠”，公眾也不會那麼容易輕判疫情；另一方面，根據中疾控論文的新數據，去年12月31日前已有感染者104人，15人死亡。如果早在那時就努力防控和提醒公眾，而不是忙着訓誡醫生、大力闢謠，就只有100多個人和他們的接觸者需要隔離，根本不需要讓整個國家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這就是大家糾結難解的心結，是對不受制約的權力的問責，是對真相的渴求和捍衛。所謂公道，不僅是“你沒錯”，更是“我錯了”。 討論公共事務時，我討厭“造謠”、“闢謠”、“不信謠、不傳謠”這樣野蠻粗暴的表達。它的野蠻在於只認定官方的一家之言是唯一可信的信息（其審核標準往往是政治標準而非公共利益），並以此為手段鉗制一切自由流動的信息。問題是如果官方發布假信息該怎麼辦？“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謠？“兒童不易感”算不算造謠？湖北省長說“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充足”算不算造謠？ 更何況，事物常在發展之中，人的認知過程往往會走彎路——不明病毒已經給了人類足夠多的教訓，令我們意識到自己並非時時刻刻真理在握。如果你把那些由於信息和認知局限而產生的“不實信息”統統打為“謠言”，就一定會為這種傲慢無知付出代價。 其實謠言不可怕，不實信息也不可怕。在一個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動的環境裡，信息的修正能力是很強的，人們也自然能學會在眾多信息中去篩選、分辨和判斷。正如托馬斯•傑斐遜所言:“一切謬誤，只要可以自由反駁，就不會危險；任何真理，只要不允許批評，一定是謬誤。” 大肆使用這類詞彙的另一個危險之處在於：長此以往，你會把傾向性明顯的“造謠——闢謠”與中性的“質疑——回應”相混淆。當你習慣了這種斬釘截鐵、非黑即白的階級鬥爭語言，公共討論便會陷入“動機論”的泥沼。事實上，對權力保持質疑和監督乃是公民的職責和權利；而權力若要贏得信任，就應善待民意，面對質疑（哪怕是過度的苛刻的質疑）要第一時間回應，如此才能在一次次考驗中建立公信力。 語言不僅僅是語言，更是思維的工具、文化的載體。所以不要輕易說出“造謠”、“洗地”、“帶節奏”、“境外勢力”這樣立場先行的語言，不要習慣於“毫不留情”、“堅決維護”、“不惜一切代價”、“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局為重”這樣高度統一和僵化的語言，不要沉迷於“阿中哥哥”、“我兔”這樣精神傳銷式的飯圈語言（這句話我沒懂，老了！——老高注）；因為這種語言背後的思維方式往往默認公權力可以以正義之名不受制約，為了“大局”可以犧牲掉個體的權益，把本應是國家主人的人民變成了國家的腦殘粉。 我甚至覺得，孕育了這種語言體系和思維方式的文化，恰恰就是這次疫情的罪魁禍首之一，很有可能還會讓我們再次陷入災難。 疫情暴露出的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是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拋開最初隱瞞疫情導致的局面失控，其實從政府響應速度來看並不算慢，也的確已傾舉國之力，然而準備不足，決策失誤，應對遲鈍，加上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於是基層疲於奔命，問題層出不窮，處處捉襟見肘。 最大的決策錯誤應該是封城之初被動的量力收治。沒有把“確診、疑似、發熱、密接”四類人員分類對待，讓患者居家隔離造成交叉傳染，取消公共交通又導致大量病患和疑似病患在求醫路上到處奔波而擴散疫情；然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火神山雷神山，沒料到光每日新增的確診人數就已超過了這兩家醫院的床位；等到開始通過方艙醫院和民間隔離點以及大規模醫療支援等方法來應收盡收時，已經差不多過了兩周的時間…… 這一切是不是都可以更早地發生？如果早點對疫情規模做科學的估計，如果早點建方艙醫院，如果早點把病人從家裡弄出來，如果早點集結醫療資源……真的會有這麼多重症和死亡嗎？ 後來的“應收盡收”和“清零”，事實上已經證明了之前的決策是巨大的戰略錯誤。可問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決策由誰做出，經過了怎樣的考量，有過什麼樣的備選方案，又是何時意識到其中的錯誤……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被允許知道，自然也就無法討論這些錯誤，更無法避免將來的錯誤。也許這就是我那深刻的無力感的來源——極少數人掌控着我們所有人的命運，而我們只能祈禱他們少犯錯誤。 看了財新的特別報道《艱難的“清零”》，才發現武漢在做出封城決定的時候，基本上是毫無準備的，具體管理上也是一塌糊塗：讓輕症患者在家自我隔離，沒說轉重了該怎麼辦；把公共交通都停了，沒說病人該怎麼去醫院；讓基層社區做好防疫工作，卻不提供任何實質幫助。 看完以後覺得基層社區工作人員真是太難了。一邊是苦苦掙扎、求醫無門的恐慌病人，另一邊是只發布任務、卻不為社區提供任何解決方案、也不幫助協調困難與障礙的街道和上級部門。於是社區只能填表、匯報，第二天更新情況再填表、再匯報，周而復始，有心無力。 與這種庸政和懶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力量的專業和高效，以及一個個普通人的樸素善意與非凡勇氣。媒體報道中一個格外突出的例子是那個搞定金銀潭醫護難題的快遞小哥——他先是接送因限行而難以出行的醫護人員往返金銀潭醫院，隨後組織招募志願者，聯繫摩拜、滴滴、青桔單車等解決醫護人員出行問題，之後又聯繫餐廳解決醫護人員吃飯問題，買羽絨服買鞋解決醫護人員保暖問題…… 難怪有人評論說“一個小哥抵得上一打武漢市長”。發現問題、組織協調、統籌調度……這些本都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需要的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能力，但為什麼各級官員不作為呢？為什麼連醫護人員上下班都沒人管？大概是沒有像這位小哥那樣深入一線想人民之所想吧。 這是整個官僚體系的沉疴頑疾。在這個體制中，各級官員只需承受來自上方的壓力和監督，卻無須向下方更基層的官員和被治理者負責（而且後者也沒有問責渠道）。於是漸漸形成了“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共識，而且幹得好是領導英明神武，幹得不好是基層能力不行。這種上層與下層的切割，和駐美大使答記者問時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切割一樣，都是由同一種治理邏輯驅動的。而當每個人都以“多做多錯”的思維來做事，你就不可能設身處地傾盡所能去解決問題。 事實上，從早期擔心影響穩定而壓制輿論瞞報疫情，到面對危機時各部門官員的遲鈍失誤，再到政治任務下基層組織各種粗暴混亂甚至非法的高壓管制（只因沒戴口罩就被當街掌摑或捆綁遊街等等）……這一切都並不能歸咎於某幾個“害群之馬”，整個體制是應當被反思的對象——正如周雪光教授所說，“中國現行的治理機制是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機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匯集和傳遞機制；即使如新冠病毒一樣豐富的信息，也缺乏從地方到高層的有效信息傳遞。” 所以它看似完美強大，其實一直漏洞百出，沒出事只不過是僥倖沒出事而已。看看最近的濟寧任城監獄大面積感染卻不通報的新聞，顯然武漢的悲劇並非偶然，它只是平均水平的中國。就算病毒隨機選擇了另一座城市，我們很可能還是會掉進同一條苦難之河。 “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也暴露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力量和民間力量的不匹配和對接不暢。政府希望事事主導，包辦一切，卻沒有意識到那種“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管理機制已然落後於時代。在這次疫情中，來自企業、民眾和公益組織的援助都很積極高效，可往往支援物資已高效運到，卻因為政府低效的調配能力（中間環節過多、管理方式落後）造成物資梗阻，遲遲無法發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互聯網時代的物流網絡和科技手段如此發達，民間力量也已非常強大，卻一直沒被充分激活，實在是很可惜。希望經此一“疫”，政府能學會適度分權，將一部分權力讓渡給民間機構。畢竟，家長太過強勢，孩子就會變得更加軟弱可欺。我們有這麼好的人民，明明值得更多信賴。 寫這篇文章斷斷續續用了很長時間。寫到這裡的時候，局勢看來正漸漸好轉，當然也只是相對之前哀鴻遍野的慘況而言。即便是在此刻，網絡上仍有大量的呼救和求助，比如時至今日仍未被排查的小區居民，比如因全面封鎖而導致的人們購買基本生存食物的困難（尤其是那些不會網購的獨居老人和基本沒有物業可言的小區），比如被新冠患者“奪走”床位和治療機會的其他類型重病患者，比如特殊人群（癲癇病患兒、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等）因疫情面臨斷藥的問題……更不用說大批在疫情中停擺的中小企業很可能活不過這場災難，許多普通人將面臨失業斷糧的危機…… 當我們說“集中力量辦大事”時，往往也意味着要為了“大事”犧牲掉許多小民的利益——這是悲劇而不是勝利。當你讚美這種力量和“勝利”時，別忘了這次你只是剛好屬於“大局”的那一方，下一次也許就是被犧牲掉的棋子。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武漢人。 我也痛恨“多難興邦”這個詞。首先這根本不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上從沒見過多難能夠興邦，只見過多難終致覆國；說到底，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承受着苦難，而不是抽象的“國家”概念。那些在苦難中死去的人，難道你要感謝他們用生命完成了“興邦”大業嗎？我們的國家當然能挺過這場災難，但很多人不能。那些平民百姓、醫護人員、志願者、基層幹部……他們都已被埋葬在了這個冬天，“興邦”對於死者又有何意義？ 更何況，如果純是天災，我們只能認了，然後咬牙扛過去。如果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禍呢？別忘了這場國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那至少20天的黃金期，我們都知道是為什麼錯過了。若只一味歌頌“眾志成城”、“多難興邦”，怎麼聽都像是在麻痹民眾問責的神經，掩蓋社會治理的失敗。別忘了，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都在天上看着呢！ 可以想見，疫情結束之時，一定會有人高喊着口號把喪事喜辦，把國家解釋為唯一的拯救者。免職幾個官員，然後全能政府神話捲土重來，繼續唱同一片盛世太平，而真相、問責和反思再次被遺忘。於是當下一次災難來臨，誰又能倖免？ 所以不要相信，不要忘記；不要習慣性地站在老大哥的角度去體諒和合理化之，普通人和權力之間天然不對等，權力永遠需要監督和制約；不要去標榜“犧牲光榮”，不要對普通人道德綁架，不要用民族情緒去挾持個體的基本權益；不要被“世上沒有完美的制度”這樣的鬼話迷惑，制度沒有絕對完美但有相對好壞，好的制度允許犯錯，但接受批評，能夠自我糾錯，而壞的制度只會解決那些提出批評的人；不要忘記真話的力量，真話不會引起恐慌，真話才是救命良藥。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這些“負能量”。他們說你帶節奏煽動情緒，他們說那些呼喊和求救會引起恐慌，他們說政府已經這麼努力了你看不到嗎，他們說你為什麼不去讚美那些偉大成就和英勇無私……基本上，他們只想活在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世界裡，拒絕看見任何難堪的細節，也不想聽見同胞的哭聲，就連前線醫護表示防護服不足，女孩哭親人得不到救治，或者問責疫情應對的失誤……都令他們緊張得握緊了拳頭——大局當前，怎麼能這樣損害祖國母親的名譽呢？怎麼能讓境外勢力有機可乘呢？ 另有一種“訓誡”是“做實事”論，即“你行你上”的另一個版本——你又不在武漢又不上前線，鍵盤俠有什麼資格批評抱怨！就好像，如果你沒去一線，沒當志願者，至少也得捐個一千套防護服什麼的，否則就無權表達不滿。 “如果你覺得××不好，你就去建設它”——更雞賊的版本，其實也是同一個配方同一個味道。言下之意是你不去建設就無權批評，順便把你的不滿等同於你自己的無能。問題是為什麼建設和批評非得搞對立呢？為什麼一個人不能同時既為國家做貢獻又行使公民權去質疑監督呢？對於建設而言，讚頌反倒不是必要的，批評和問責才是——別忘了紅十字會的許多積壓物資就是在質疑批評之後才分發到了一線醫院。 網絡上這類口水仗由來已久，這一次只不過是換了個背景。民意的割裂也許源於不同的政治立場，也許源於獲取信息的渠道，也許只是思維方式的分歧——一些人認為指出問題就是在給國家添亂，是搞破壞，是不團結；另一些人則認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承認問題的存在，如此才有解決的可能，進步的希望。 而更有可能，普通人之所以相互纏鬥不休，其實是源於某種共通的焦灼和無力感——無權參與治理，無從得知真相，無力改變現狀；於是只能繼續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同時把這無處安放的情緒發泄到對方身上。 但我又不想被這種無力感所淹沒。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寫下這些可能根本沒人有耐心讀完的文字，說着那些遠比我博學的人早已更充分更精妙地闡釋過的觀點。我希望能記錄下這個特殊的時期，至少是記錄下自己在這一時期的心路歷程。某種意義上，我是在用敘述來療傷，來救贖自己；或許也有反抗的成分——因為刪除從未停止，封口政策日益嚴厲，記錄本身便已是某種反抗。 更多的還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吧。不要忘記這些日子的憤怒，珍重憤怒的價值，體會憤怒的代價，災難過後繼續保持憤怒和批判性；而不是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回到那個溫軟的幻夢之中，漸漸對他人的經歷失去痛感。 也不要忘記學習思考，無論何時都要保持精神生活的質量。這次疫情令我體會到瘟疫不僅是一個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也開始通過書籍去認識科學、政治與疫病傳播的複雜互動。而最近格外令我心有戚戚的是公共衛生防疫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矛盾（也反映在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在疫情應對方面的不同策略）。如何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辨識當中無可迴避的政治理念與社會道德，儘可能細化公共利益的邊界，避免國家以集體之名濫用權力，這是每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應當關注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做一個人。是的，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想法：做一個人，就像北島的詩句——“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做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有同情心的人。一個心裡有墳墓的人（這句話我也沒懂。——老高注）。一個用人的語言說話的人。一個有個人記憶而非國家記憶的人。 而總有一天，世界會需要你我的記憶。 近期圖文： 是“文明古國”，還是野蠻古國？ 社會要知識分子幹嘛？就用來添亂嗎？ 跟着感覺走的心理分析：雖不屬實卻合情 裝睡的人叫不醒，真睡的人就能叫得醒嗎？ 我們因為什麼對李文亮之死感到如此悲憤 官騙民來民騙官，一直騙到金鑾殿 控制輿論騙人害人，最後被騙受害者是自己 疫情當前，別丟了人性的根本 群眾心理是可怕的，運動力量也是可怕的 法國有幾位先賢被攔到了先賢祠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