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的群体有时会表现出病态的认知方式

对他人或者整个社会表现出与日俱增的怀疑

这就是所谓的邪恶的归因谬误

当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受到了过分的监视

且这种监视是出于他人蓄意的敌对

过高估计自身受到的关注时

就会出现邪恶的归因谬误现象”

集大成者！世界最牛法学家解析阴谋论

[作者]卡斯·桑斯坦 中信出版社 2015年6月

【格致夫按：

    阴谋论总是与社会危机或悲剧性大事件紧紧缠绕，这次爆发于武汉的瘟疫大灾难也不例外，谣言满天飞，阴谋论肆无忌惮，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什么导致了虚假阴谋论的产生和传播？它有威胁性吗？还是只是些引人发笑的饭后谈资？政府针对这种思想做了些什么？

    被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誉为“我们时代最顶尖的、涉猎领域最广的、话语被引用最多的、影响力最大的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在《阴谋论和其它危险的想法》中，深入探究了产生、维持、传播阴谋论的心理和社会机制。这里转贴的是该书关于阴谋论的运作机制和传播途径的摘编。】

阴谋论的定义和运作机制

怎样才算得上是阴谋论？那些相信阴谋论的人到底错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一直有争议。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些难题放一放，用现实一点儿的眼光来看。只要有人含沙射影地说某些权贵人士或者大人物在刻意不露面，但又不忘推波助澜地促成某类事件或者行动时，这种解释或行为本身就足以构成阴谋论。

在不同的圈子里，下面这些看法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认可。

——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主谋。

—— 医生故意制造了艾滋病病毒。

—— 1996年环航航班在长岛附近发生爆炸并坠毁，是由美国军方的导弹造成的。

—— 气候变化理论是一种故意欺诈行为。

—— 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被联邦特工暗杀。

—— 2002年明尼苏达州自由民主党参议员保罗·威尔斯通乘坐的飞机失事，这是共和党政客蓄意为之的结果。

—— “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月事件纯属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出喜剧，它从来没有发生过。

——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银行家是多个国家元首死于非命和亚洲地区经济萧条的背后推手。

—— “大萧条”是富人试图减少工人薪资水平间接导致的。

有些阴谋论最后一语成谶，并非子虚乌有。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所在的水门大厦的房间，1972年遭到了共和党人的窃听，而这种窃听行为的幕后主使竟然是白宫。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确借超级项目来管理诸如LSD药品（一种半人工致幻剂），从而研究能否对人脑进行思想控制。在冷战期间，臭名昭著的诺斯伍兹行动对外宣称是由美国国防部开展的恐怖主义行动演习，古巴应为此负起责任，但实际上它是美国高层官员提出来的。当然，这个计划没有实施也算是万幸。1947年，外星人的确曾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韦尔登陆，不过政府出面隐瞒了这起事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谁知道呢？）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点，本章的重点是明显虚假的阴谋论（比如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种种猜测），而非真正的阴谋论。本章的最终目标是揭示公职人员应该如何破除虚假阴谋论，同时明白真正的言论是需要引起人们重视的。

有了虚假阴谋论这一概念后，明确可能有害的阴谋论非常重要，但并非所有的阴谋论都是有害的。比如孩子们深信不疑的圣诞老人的传说，他们认定住在不知名的遥远地方的圣诞老人会在圣诞夜给大家分发礼物。其实，这种虚幻的理论本身是通过一个强势的群体（父母）的“阴谋”出现的，他们不愿意直接展示自己赠送礼物的身份。其实很多节日传统都来源于这些自欺欺人的信息，比如复活节兔和牙仙。可惜并不是所有的阴谋论都有这般美好的愿望。

阴谋论一般归结于某些拥有强大力量进行策划、控制、保密等活动的机构或者媒介。那些相信这些机构或者媒介拥有超凡能力的人不太可能相信戳穿阴谋论给出真相的人。在他们眼里，这些给出真相的人才是背后最大的主谋，该为一切可能发生的噩梦负责。由于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可信度不高，所以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事情的真相阻止虚假阴谋论的传播，这是最简单的做法，但在面对阴谋论时并不奏效。也正因为阴谋论本身足以抵制政府矫正谣传的行动，才让人格外担心。

尽管在开放的社会中，有无数证据表明政府行为不可能保密很长时间，但人们会普遍高估政府官员的能力和官僚主义的裁量，认定政府背后常暗潮涌动，酝酿着巨大的阴谋。政府一方面要掩盖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动恐怖袭击或者暗杀政治死敌的事实，另一方面要让公众相信自己根本没有参与炮制这类阴谋的举动，那该如何大费周章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呢？在封闭的社会中，保守秘密要容易得多，人们不相信政府官员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开放的社会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阴谋论一旦传播开来，就能过分地渲染事实，也更难让人反驳。在言论自由和分权制衡的社会中，政府不可能长久掩盖自己的阴谋。

其实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所有有关阴谋的理论都言过其实，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但是，体制的分衡不可能让权势群体一手遮天，至少那些涉及重大事项的秘密不可能保密很久，这的确能够减少阴谋论的发生概率。

不管阴谋论是否真实，也不管其初衷是否有害，关键是阴谋论是否成立，是否应该存在，这与真相是两回事。真实的信仰未必正当，正当的观念也未必就是真相。我可能认为地心有火，这固然正确，但如果是因为火神伏尔甘托梦给我，说地心有火，这种想法就未必正当了。相反，人人都认可圣诞老人的存在，因为父母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儿童相信父母的话，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一旦他们发现圣诞老人是全世界父母编造的谎话，他们就有理由相信，这其实就是父母们的阴谋。

阴谋论是否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其发生需要怎样的条件？认识论和分析哲学中有很多争议。这其中涉及的理论并非完全互相排斥，每种理论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在此要判断孰优孰劣，实在没有必要。为了方便下文的阐述，在此我简单做一个介绍。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阴谋论忽略了政治和社会行为普遍存在的意外后果。阴谋论认定所有后果都是人们蓄意为之的结果。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很多社会结果，包括经济领域的大规模变动，都是一些人无心所致，而非刻意为之。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并非任何个人刻意推动的结果。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房价或者油价的上涨，反映了市场的压力，而非个人蓄意所为。虽说如此，人们依然相信凡事皆有因，尤其是所有行动都有个“为了谁”的问题，这样一来，阴谋论受众人青睐也非偶然。卡尔·波普尔曾说，相信阴谋论的人往往遵循着启发式的思路。当然人云亦云会出现系统失灵的情况，尤其是经过社会发酵，信息失真只是最基本的效应。

波普尔抓住了某些阴谋论的重要特征。把一些无以名状的现象归结为某些人的阴谋，阴谋论在这方面大放异彩。我们面对的很多现象其实都是受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也有很多现象只是偶然出现，但是很多人偏偏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些。阴谋论恰好迎合了这类人的思想，他们宁可相信是某个人的阴谋，也不愿意接受很多事情本身就无法解释的事实。阴谋论认定社会结果必然是人们蓄意所为的，忽略了随机力量和自发自生秩序的作用。

波普尔也阐明了普遍存在的人类心理：绝大多数人不相信重大事件的起因是运气，更愿意认定是非随机因果链作用的结果。当然，波普尔的解释的应用范围有限。很多阴谋论，包括那些涉及政治暗杀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理论的确蓄谋已久。阴谋论出错，不是因为错在认定众多重大事件乃人们蓄意为之，而在于错误的归因对象。

相信阴谋论的人对知识权威机构普遍持不信任的态度，而这种不信任会传染，这一点说明阴谋论很难成立。其实，这些人压根儿就很难相信任何东西。认定是美国政府轰炸了世界贸易中心并掩盖自己的罪行，这本身就说明这次恐怖袭击事件的罪犯、国会领导者、联邦调查局和媒体要么是阴谋的参与者，要么就是阴谋论的受害者。然而，相信这些，无异于要求人们摒弃其他信仰，因为任何信仰都是以人们相信政府和社会创造的知识权威机构这个前提为保障的。如果人们连各类参与者认可接受的观点都不相信，究竟还有多少其他事物也不该被相信呢？

这里未必就有明显的逻辑矛盾，但是阴谋论者最好认真思考自己深信不疑的诸多观点。为什么要反对产生知识机构的众多论断和判断，反而相信其他的论断呢？罗伯特·安东·威尔逊在评论否认“二战”大屠杀的人提出的阴谋论时说：“任何一个能欺瞒600万人死亡的人都能编造各种各样的理论。要让大屠杀修正主义者相信‘二战’曾经爆发、罗斯福总统在1933~1945年一直担任美国总统，或者玛丽莲·梦露其实比金刚或者唐老鸭更加真实，需要他们实现思想上的飞跃。”

以阴谋论为核心的电影《刺杀肯尼迪》的导演奥利弗·斯通曾说：“我其实对于哥伦布、华盛顿、解放黑奴制的美国内战、‘一战’和‘二战’以及其中所谓的反对日本和纳粹的斗争是否真的发生过表示怀疑。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的出身，也不能肯定我父母的身份。”

我说这些，并不是说阴谋论就是错的，也不是说阴谋论根本没有保障。我们知道有些阴谋的确存在。假如知识权威机构比较可信，在开放的社会中，存在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信息沟通渠道通畅，阴谋论往往就站不住脚。而如果人们所在的社会有着严格的思想审查体系，或者社会体制不完善、偏见盛行，知识权威机构就会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就是说人们没有言论自由，权威体制将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说法就情有可原了。而对这些民众来讲，不管阴谋思想本身是否可靠，阴谋论都更容易成立。（缺乏民主的保障，人们就更加容易轻信散布的阴谋论。）

同理，人们所处的环境比较单一，或者所在的圈子获得的信息有限，就更容易相信虚假阴谋论，哪怕这些阴谋论毫无道理，但人们因为获得的信息有限，就会相信这样的理论。我们对于深信不疑的事实，往往亲身经历或者直接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我们无法通过亲身经历或者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得知地球是圆的，火星的确存在，莎士比亚（英国大文豪）、哥伦布（西班牙航海家）和巴比·鲁斯（美国棒球运动员）确实存在过，我们也不可能凭借肉眼判断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我们掌握的知识绝大部分来自其他人的陈述、观念和行动。所处环境比较偏远、社会圈子狭小的人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因为他们相信了别人的看法，这样毫不怀疑地相信虽然不合理，但也不少见。否认战争大屠杀的人就属于这种情况。离群索居的人置身于开放的社会中，他们的理论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只要他们不改变自我封闭的状态，就能自圆其说。面对这些情况，就要创造条件消除这个群体或者圈子的信息隔离。

由此可见，阴谋论的核心特征是抵触任何纠正行为，可以是直接否定，也可以是政府官员的澄清演说。阴谋论者认为发起阴谋的人或者机构拥有超凡的权力，因此，即使有相反的证据证明阴谋不成立，也不过是有关人士欲擒故纵的伎俩。自圆其说的阴谋论让一切消除阴谋思想的做法显得更加无力，政府也不能排除在外。直接澄清很容易被认为是阴谋论者背后推波助澜的一种手段，主要是为了掩盖罪证。这样看来，我们绝不能低估阴谋论者的创意和编造能力。

任何否定阴谋论的说法很容易被误解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而用来澄清的证据不仅不能推翻阴谋论，还会起到宣传确证的作用。几年前，自由党派和保守党派的人都收到可靠消息，小布什政府承认自己错误地估计了伊拉克已经启动非传统武器项目。但就在收到此类“确切消息”过后没多久，保守党派人士更加坚信伊拉克已经持有此类武器，而且还在大力发展这类武器。（自由党派人士也没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如果有人强烈反对你的主张，你的本能反应就是努力捍卫自己。这其中涉及你的动机。如果你深信某种观点，你就会对此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它遭到攻击时，你会拼命保护。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如果你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自己的观念，那么别人的否定就只能让你更加坚持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本身对其持有怀疑态度，看到人们坚持不懈地否认这样的“事实”，你肯定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不然大家为什么极力否认呢？

阴谋论的产生和传播的途径

阴谋论者的偏好和残缺认识论。若阴谋论全是胡说，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为什么人们还是会相信呢？从个人病理学的角度很容易得到答案。阴谋论是精神疾病的产物，如恐慌或者自恋情绪。诚然，相信阴谋论的人里有精神不正常或者爱幻想的人，但是在很多国家、地区，相信阴谋论的人往往头脑清醒，思维正常。但若要说在一个普遍相信阴谋论的国家或者地区，所有人都有毛病，这话肯定欠妥，也不符合逻辑。相信重大阴谋论的人未必只有那些有心理疾病的人。

下面我们把病理原因放一边，人们是否倾向于认可阴谋论的确存在个体差异。看一个人是否相信阴谋论，只要看他信不信那些不可靠的流言蜚语就行。只要相信某个阴谋论（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杀了马丁·路德·金），这个人就有可能相信其他阴谋论（如气候变暖只是一个恶作剧）。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表明人们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不只局限于相信看似独立的不同的阴谋思想，连那些彼此矛盾的阴谋论，虽然表面上完全出于杜撰的思想，人们也会深信不疑。也就是说相信戴安娜王妃制造了自己死亡假象的人，也可能同时相信戴安娜王妃是被谋杀的。而相信现实社会中阴谋论的人（即相信约翰·肯尼迪总统是死于组织性的暗杀行动），也更有可能认可某些流行的社会现象根本不存在，诸如红牛功能饮料的成功不过是为了满足社会学家的臆想罢了。

有些人的确表现出了轻信阴谋论的倾向。虽然看似很离谱，但很多人相信互相矛盾的阴谋论。比如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特种部队在搜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老巢时就已经将他击毙，而这些人同时也在怀疑本·拉登可能根本就没死。有些人认定在这个世界上，当局就一定是社会上各种阴谋的主角，哪怕这些阴谋本身互相矛盾。阴谋主义（认为世界不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组成的，每一事件都受阴谋集团控制、按照阴谋集团的计划进行）是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并非各种思想的集合。也就是说，相信阴谋论的意愿是关键，这足以掌控人们的思想。

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如果一个人相信某项特定的科学发现是杜撰的，这个人也更有可能认定其他科学发现是编造的。假设某些人认定人类登月从不曾发生，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编造的，那么这些人就更有可能认定地球的气候变化也是骗局。诚然，阴谋主义思想涉及的领域可能和科学毫不相关，这就让人们认定科学发现绝不可能是阴谋的产物（FBI 暗杀马丁·路德·金怎么也不可能和科学扯上关系）。有意思的是，那些相信阴谋论的人本身很有可能就是热衷于搞阴谋的人。

愿意相信阴谋论的人身上有很多典型的特征吗？我们对此没有全面的答案。但是研究表明对政治不屑一顾、愤世嫉俗、不够自信、喜欢挑衅权威的人更容易认可阴谋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一个人越是相信阴谋论，越是不太热衷于参政议政。

可以肯定的是，要理解阴谋论传播的原理，最有效的方法是检查人们获得信仰观念的渠道。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备受拉塞尔·哈丁教授所说的受损认识论的困扰，也就是说人们知道的消息很少，而且他们获得的消息往往是错误的。很多极端主义者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奉行极端主义并非因为他们缺乏理性，而是因为他们获得的信息不全面，他们的无知导致了他们的极端思想。阴谋论就具有这种特点。比如，相信以色列是“9·11 ”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刺杀了肯尼迪总统，他们对待自身接收到的信息信号往往非常理智，这并不矛盾。

曾有人暗示恐怖主义更容易在缺乏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国家滋生。若此话当真，那也是因为恐怖主义并非抽象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某种极端的政治抗辩形式。如果人们没有表达个人诉求的渠道，他们就会诉诸武力。在一个公民权利和自由受限的社会里，人们掌握的信息有限，而且人们认定来自政府方面的消息也未必属实。在这种情况下，阴谋论更容易传播，恐怖主义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谣言和猜测。有些阴谋论似乎是自发产生的，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多个不同的社交圈内。这类情况下，阴谋论可能是对特定的令人不安事件的回应。有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或本地的社会经济低迷形势，或者是因为存在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助长了这类思想。还有一些阴谋论是由阴谋发起人有意制造的，阴谋发起人可能在阴谋传播论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能从散布这类理论中直接或者间接获益。

由阴谋发起人制造的阴谋论，本书上文提到的畅销作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法国畅销书作家蒂埃里·梅桑所著《“9·11”的惊世谎言》（9/11: The Big Lie ）中提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由一家军工企业发射的导弹对五角大楼造成了破坏，这只不过是一系列政变的前奏，这根本不是美国航空公司77号班机造成的恐怖袭击。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的阴谋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些阴谋发起人的动机非常真诚，有些人是为了追逐名利，还有些人制造阴谋论是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就艾滋病病毒而言，很多人都曾制造散布过谣言，有些谣言根本就是阴谋。这些人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恐慌，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足以让人闻风丧胆。对阴谋发起人而言，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有些阴谋论经久不衰，而有些阴谋论在人们心目中却不过是杯弓蛇影。这个问题可能有比较理性的答案，但大多与随机和不可预料的因素相关。

阴谋论能否成功传播并非注定的。每当出现危机或者悲剧，谣言的传播和人心的揣度便不可避免。绝大多数人凭借自身的经验和能力，无法知道飞机失事、领导人被杀或者恐怖袭击得逞的原因，也不能知晓为何爆发了经济危机。这类事件总会产生各类揣测，其中不少想法都会指向阴谋。对某些人而言，这些揣度很有道理，因为这给他们提供了宣泄自身愤怒和归因的渠道，或许揣测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或是在缺乏合理的解释时，人们往往会陷入更强烈的不安。悲剧会产生愤怒，一旦人们开始愤怒，他们就会千方百计从利于平息个人情绪的方向查找事情的起因。而在此过程中，责怪他人的心情就会导致阴谋思想的产生。

先前存在的倾向和观点是阴谋论成败的关键。有些人表现出了相信这类言论的倾向，哪怕它纯粹是臆测，人们也会轻信。有些人竟能产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刺杀了马丁·路德·金这样不着边际的想法。这种想法足以动摇人们对其他很多事件的看法。还有些人认为联邦调查局是谋杀马丁·路德·金的真凶，这个消息证实了其他判断的准确性。对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若真相信美国政府攻击自己的民众，而且还策划并制造了恐怖袭击，那么他们所持有的其他判断都不可能成立。显然，对于众多伊斯兰国家的民众而言，美国或者以色列对此类事件负有全部责任的说法倒一点儿也不离奇。

其实这在各个地方都一样，人们会在多种信念之间寻找平衡点。对于某种阴谋论是接受还是否认，取决于认可或者反对这种阴谋论会给人带来内心的平衡。有些观念的存在可以说是有强烈的动机的，人们只是乐于接受或者不愿意反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常获得接受某种阴谋论的动机。对于刺杀政客或者在国内外实施某类暴行的阴谋论，人们是相信还是反对，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具有相应的动机以及他们此前已有的经验和知识。

个人的判断力在阴谋论的传播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其中包括了社会影响力的因素。每当灾难发生时，社会影响力就显得举足轻重。有多少人是凭借个人的直接经验或者调查获悉“基地”组织策划发动了“9·11”恐怖袭击事件，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刺杀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真凶？又有多少人能肯定所谓一目了然的飞机失事肯定是事故而不是人祸？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大赛上发生的爆炸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单凭一己之力，就能找出这些现象背后的真相吗？显然，人们肯定得依靠他人的看法，才能成为知情者。为了接受阴谋论，有些人可能需要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有些人则不需要。认可还是否定这些阴谋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底线。要说服人们对阴谋论做出判断，就要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还有一种渠道影响人们的判断力，那就是告知有多少人接受（否定）了这个阴谋论。这种情况会导致社会流瀑效应，包括信息和声誉流瀑。

第一种阴谋流瀑是信息的作用。要了解信息流瀑的运作机制，我们需要想象一下一群人正在试图为某些人的死亡追究责任。假设群体成员轮流发表自己的看法，每个成员都要关注其他人的看法，这无可厚非。首先发言的是安德鲁斯，他表示这起事件是一群有权势的人的阴谋。巴恩斯现在知道了安德鲁斯的判断；如果她本身就同意这种看法，她肯定会赞成安德鲁斯的判断；如果她本身对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听了安德鲁斯的话，她也有可能认定该事件就是阴谋。

现在轮到查尔顿了。假设安德鲁斯和巴恩斯都赞成阴谋论，那么虽然查尔顿认定这两人的看法有失偏颇，但由于自己手头的信息有限，查尔顿也可能暂时不管自己心里怎么想，随声附和。毕竟安德鲁斯和巴恩斯都言之凿凿，除非查尔顿认定自己掌握的线索比安德鲁斯和巴恩斯掌握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否则他就会随波逐流。若果真如此，查尔顿就处于信息流瀑中。当然，查尔顿如果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就能证明安德鲁斯和巴恩斯的说法荒唐，否则他肯定不会毫无把握地反驳前面两个人的说法。

假如查尔顿对安德鲁斯和巴恩斯的看法产生的回应并非源自自己掌握的信息，而之后轮到发言的戴维和埃丝特都明确听到了前面一些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不管后面这几个人自己的看法如何（我们假定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下定论），他们都会赞成前面的观点。戴维和埃丝特可能会自问：“安德鲁斯、巴恩斯和查尔顿都这样认为，他们三个不可能都说错了！”哪怕安德鲁斯一开始的说法让人不免揣测且可能未必属实，但是巴恩斯和查尔顿都赞成，也就确实可信了。殊不知，也许巴恩斯和查尔斯并没有独立的判断依据，他们不过是没有反对安德鲁斯的说法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只是一种个人的揣测，就转变成了多人参与的信息流瀑，大家都认可了一种没有多少事实依据的阴谋论。

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的设想。阴谋流瀑实际上产生的机制更加复杂，取决于不同人认可或者拒绝不同理论的基准线在哪里。在标准情况下，接受阴谋论的人其信息认可的要求不高，我们很快就会说到，有些人对信息是否真实的确会有要求。也许，阴谋论仅在这群人所在的圈子流传。但有时，出于信息的压力，大家都赞同某种观点，因此即使是信息认可要求较高的人也会从众，对自己未必赞同的意见表示认可。就这样，信息的压力不断增大，人们纷纷加入这个赞成阴谋论的团体中，尤其在封闭或者社交圈与外界隔绝的人群中，阴谋论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第二种阴谋流瀑是声誉的作用。仅靠信息的力量，阴谋论无法广泛传播。出于礼貌或者避免被排挤的风险，很多人会赞同阴谋论，这种想法至少压抑了个人合理的猜疑。名声的压力能很好地解释阴谋论经久不衰的原因，它能尽快推进阴谋流瀑产生社会影响力。

在声誉流瀑里，人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但由于害怕脱离群众，人们就会选择从众。假如阿尔伯特认定美国要为世界上发生的某起恐怖事件负责，芭芭拉表示赞同不是因为阿尔伯特的意见正确（也许私底下芭芭拉认定阿尔伯特有时候说话不着边际），只是她自己不愿被人当成傻瓜而已。如果阿尔伯特和芭芭拉认定美国应对恐怖袭击负责，辛西娅也不想公然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不是因为她本人认可这种说法，而是因为她不想驳斥阿尔伯特和芭芭拉，使两人对自己产生敌意，也不希望别人拿自己当傻瓜。

如此一来，阴谋流瀑的产生原理显而易见，一旦阿尔伯特、芭芭拉和辛西娅都认定美国就是恐怖事件的真凶，他们的朋友戴维即使认定这些人的观点有误，也会碍于面子不说。而这些人一致的说法向众人传达的信息是，他们的看法肯定是正确的。戴维哪怕有很充分的理由不赞同，也不会公开表示。他会选择沉默，这进一步对其他人造成了信息和声誉的压力。

可见，人们采纳、传播阴谋论，声誉压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封闭的小型团体内，人们到处传播阴谋论，自是不必说；而阴谋论能在社会中广泛流传，所谓的面子也相当重要。如果你所在的宗教团体中有人认定，某些人正在筹划反对该宗教团体的阴谋，你虽对之心存怀疑，也不会公然说这种说法不可靠。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下，怀疑阴谋论甚至公然表示不支持这种理论都是极度危险的，你随时有可能被排除在外，甚至有更可怕的下场。有些阴谋论之所以能流传开来，就是人们道路以目、三缄其口的结果。

第三种阴谋流瀑是效用叠加。信息流瀑和声誉流瀑可以在没有任何触发事件的情况下发生。但是如果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特殊事件，或者人们认定已经存在阴谋的导火线，就会出现效用流瀑在多种高风险的情境下叠加的现象，比如由于恐怖主义、犯罪、经济危机甚至环境灾难等因素，特定的事件就会触发阴谋流瀑。这样的导火线就成为一种人们认定事有蹊跷、危机即将爆发的象征或者催化剂，人们对此关注、揣测和担心是否有道理，一般人不会深究。某一消息经由“众所周知”的信息流瀑发酵，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这时就会产生效用叠加，信息流瀑和声誉流瀑同时起作用。很多政客深谙此道，不管他们是为了个人的仕途还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他们都能利用信息流瀑和声誉流瀑的效用叠加，让人们对甚至不存在的风险产生恐惧。

阴谋论的传播机制也一样。对于一个尽人皆知的悲剧，人们利用阴谋论既可以解释悲剧何以发生，又能警告人们注意背后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特定的国家和个人而言，美国或者以色列该为“9·11”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合乎大众的猜想，确证了他们对于某个国家侵略成性、满嘴谎话的看法。认为“基地”组织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也能说明另一群人的猜测完全正确。阴谋论往往是效用叠加的结果。

第四种阴谋流瀑是情感的作用。目前的讨论中，我们都没有涉及感情因素，大部分是从认知角度阐述的。和所有传播观点的方法一样，在传播阴谋论的过程中，人们会权衡他人的意见、顾及个人名望的现象随处可见。然而，任何谣传得以出现，除了信息的作用外，个人的情感因素也不可或缺。人们经历或听闻某些影响深远的事件（可能是灾难或者战争），某些谣言的传播能帮助人们证实或者巩固自己从这些大事件中获得的情感体验，当人们处于极度恐惧或者愤怒的状态时，更容易相信并传播谣言。当谣言触发了特定的情感时，其传播就有了排山倒海的气势。

在类似的所谓都市传说的情景里，实验数据证实了这一猜测。这个都市传说包括了无头摩托车骑手、装在苏打水瓶里的老鼠和错误标记为金枪鱼的猫食罐头三项内容。当都市传说触发了人们强烈的感情时，人们就更有可能传播这个传说。网络上，扣人心弦的故事更容易被传播。在观念的市场中，情感选择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人们面对离经叛道的行为可能产生道德恐慌，媒体非常关注路怒症和名为“坏死性筋膜炎”的食肉性细菌感染现象，情感选择有助于解释此类现象。这里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情感雪球效应，即基于情感而非信息的失控选择。

阴谋论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灾难发生时，接受阴谋论可以平复人们的各种情绪，不安、受伤和悲愤都能在阴谋论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下面说说有关政治暗杀或者恐怖袭击的阴谋论。这些理论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进而引发推动阴谋论传播的情感选择。当然，证据还是非常重要的。只要存在让真相和谬误对峙的机制，就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观念。但有时并不存在所谓的纠正机制。就算存在纠正错误思想的机制，人们也会有充分的动机忽略正确的思想。

群体极化。流瀑现象和发展成熟的群体极化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一个能审慎思考的群体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将无法思考，只顺着自己的喜好选择极端的立场。在针对几十个国家的数百份调查研究中，都发现了群体极化的现象。群体极化也会刺激阴谋论的传播。

这里举一个群体极化产生作用的例子。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探讨人们如何形成自身政治思想的研究。我的合著者在科罗拉多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分别是自由党人士和保守党人士。我们请与会者谈谈针对以下三个问题的看法：气候变化、平权行动和同性婚姻联盟。我们要求他们针对每个话题分三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开始谈话前，在第一阶段，各研究对象私下以匿名的形式进行观点录音。在第二阶段，我们要求他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然后达成小组意见。在第三阶段，我们要求大家在讨论结束后，单独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匿名录音。

结果非常简单，比较这三个问题前后三轮所发表的意见，我们会发现自由党人士和保守党人士在沟通后各自的观点明显更加一致且更加极端，这不仅表现在整体讨论环节，私下匿名发表意见也体现了这个特征。小组讨论让保守党人士更加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对平权行动和同性婚姻的敌意更强烈，而自由党人士的观点则刚好相反。讨论前，两个群体成员的观点呈现多样化，自由党人士和保守党人士的观点并没有相差太多。但讨论后，两个群体的观点分化非常明显，这就是一种群体极化现象。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反对美国并认定美国心存不轨、多有图谋的人在彼此交谈后会强化这种观点。法国人在一起讨论了美国及其国际援助政策后，对美国的怀疑和批评态度会变本加厉。由此可见，阴谋论经过坊间传播，其“真实度”也会瞬间提升。那些认定以色列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主谋的人在一起谈论了这个话题后，猜想就会变成无可争辩的“事实”。

群体极化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是，不同群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会对阴谋论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在科罗拉多的研究中就有体现。与志同道合的人相比，有些人可能会认定阴谋论非常可信，而有些人则认定它很荒唐。

群体极化发生的原因与流瀑发生的原因类似，信息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任何一个具有特定观念倾向的群体中，绝大多数人赞同的意见肯定会被强化。比如，一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人认定华尔街正在发动导致经济崩溃的阴谋，该群体所有人都会听到支持这个观点的言论，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每个成员将进一步巩固自己原有的想法，经过群体的诱导走向极端。在意自己的声誉，这种倾向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希望能给群体成员留下良好的印象。有些人一旦听到了其他人赞成，就会调整自己的立场，顺从群体多数成员的观点。

当人们拥有共同的身份、彼此团结时，群体极化的概率更高，也更明显。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阴谋论传播的机制。社交网络非常重要，处于紧密联系的圈子内的人有可能同意阴谋论。在某些情况下，与群体无关的外来者所说的话缺乏说服力，无法降低群体极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反驳广泛传播的阴谋论往往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

选择效应。残缺认识论不仅受制于信息和声誉，也与成员对于自己是否归属于某些具有极端观念的群体有关。一旦出现流瀑或者群体极化现象，大家的观点就开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而持有怀疑或否定态度的成员会离开，支持群体观点的人会留下来。群体的总体规模将缩小，但是群体会吸纳新成员，这些新成员往往表现出更忠实的维护群体立场的态度。通过自我选择，剩余的成员对群体极端观点将更加盲从和崇拜。

为了保护自身不受外界的质疑，群体成员往往会与外界隔绝。群体领袖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和观念不受外来信息或者论点的影响，往往会选择强化这种隔绝。就算群体成员听到了相反的消息或者观点，这种言论也会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嘲笑，以进一步确定阴谋论的正确性。就这样，群体极化得以巩固。

孤立的群体有时会表现出病态的认知方式，对他人或者整个社会表现出与日俱增的怀疑，这就是所谓的邪恶的归因谬误。当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受到了过分的监视，且这种监视是出于他人蓄意的敌对，过高估计自身受到的关注时，就会出现邪恶的归因谬误现象。

（人们自以为是他人关注的对象，无异于产生了放大的焦点效应。）让群体处于劣势的善意行为有可能被人当作蓄意的伤害。虽然这种情况和个人的病态行为类似，但并不源于个人的精神不健全。相反，邪恶的归因谬误往往源自群体所具备的社会和信息结构。在利益冲突的外衣下，人们无法理解其具有群体病态精神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