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传递 中国大陆“文革”中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内蒙古农区达斡尔族自治旗来了不少“知青”插队。从北京来的有不少是家里“黑”了的。所谓“黑”了，就是“文革”初期“受冲击”的人们。他们的子女多数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另外再加上“地富反坏右”。“受冲击”的无非是干部、知识分子，其子女当时应该都是挺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所以北京来的“知青”中颇有些“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边疆，保卫边疆的”的热血青年。这些人在农村还真是特积极，干活玩儿命，一股子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劲头，“左”得可悲，也可爱；比如北京小子大梁。 他父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初期被狠狠地批斗，成为“臭老九”。大梁是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的，目的之一是和“反动的父母划清阶级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呵呵，走火入魔。他到了村里“插队”一干就是好几年，从来也不回家。他声称要坚定“扎根边疆”的决心，一定要把生产队建设出个“大寨”的模样来。人家还是生产队副队长呢，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你问这位是不是在玩假招子呀？不像。他这样傻得不轻，不仅仅因为从小被“洗脑”，还由于他执拗的性格。 这“火星人”（不识人间烟火的意思）的劲头在村子里是有名的。那年头“运动”多。不过甭管什么“运动”，在城里还能打打雷，到了农村也就走走过场，宣传、宣传拉倒。“运动”一个接一个，人早疲了。可我们大梁特认真，上面一布置什么“政治学习”的事，他就在大队里组织大家晚上开会。“抓革命，促生产”嘛。大夥儿干一天活了都有些累了，他在台上念报告没完没了，真够烦人的。 最可气的是他还充当“愣头青”的角色。秋收一过，地里总还落下点苞米、大豆、谷子等粮食。或许那时吃“大锅饭”，社员们干活不认真吧？要不然就是有意地落下些粮食让各家的孩子们捡捡，那时还不是年年如此。翻地前，村子里的孩子都提着篮子在地里给自家捡粮食。可大梁来了说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队干部们听了想，那就敷衍一下吧，派了两个老头儿“看地”，不让孩子们捡粮食。两个老人能看住那么大的地吗？所以孩子们照旧捡粮食。大梁一见急了，骑上生产队的马，手拿马鞭把捡粮食的孩子们都赶跑。事后村里的人们议论起大梁没有不骂的。至此，他和村子的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僵。 “上面”的人也不待见他。县里、公社的人下来检查工作，到了生产队还不得好吃好喝招待一顿？然而大梁硬是让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们吃大碴子饭，喝没油水的菜汤，说这是“干部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要和普通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当时“知青”想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想方设法挖门子送礼，巴结干部，他这小“海瑞”那套都快把“上面”人们气死了。大梁说什么？“我到这儿来就是干革命的。” 看着“上面”来检查工作的人吃了“忆苦饭”都绿着脸走人，队里的干部们心里更是别扭。哎哟，妈呀，这以后“上面”给个小鞋穿谁受得了？赶紧“送（瘟）神”吧。找个机会推荐他去公社当了民办教师。 其实大梁自己那会儿也觉得自己是“强弩之末”了。没脑子的人才会走火入魔地越陷越深。多年的农村社会实践已让他有了幻灭之感。这也是“知青”们的共同感觉吧。既然大队推荐他去当民办教师，那就借坡下驴，灰溜溜地走吧。 大梁深深地苦闷着，情绪消沉，默默地给孩子们教书，很是认真，以期从中得到某种解脱。偏偏这时有个达斡尔族姑娘不知怎么看中了他。这个健壮的女孩儿二十岁，人长得漂亮，也是民办教师，是个公社小干部的女儿。她外向、开朗，爱上大梁像一团火，马上弄得人人皆知。大梁呢？人非草木，当然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达斡尔姑娘的爱情。姑娘的家里有想法，“你不能跟个汉人好。”她回答的乾脆，“我喜欢他，就是要和他生孩子。”很快，他们就真的结婚了，不结也不行啦，姑娘肚子大了。 那是在春节前，姑娘说应该去见公婆。大梁沉默了半晌便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他想让妻子明白，他没脸回家，再说也不清楚父母是否肯原谅他。他和父母之间很少写信，明摆着心里还是有疙瘩的嘛。他讲到父母刚被“解放”重新开始工作时，他写信还称呼他们是ＸＸＸ同志、ＸＸＸ同志，说起来让人难堪。大梁没敢告诉妻子，他还没有把结婚的事情告诉父母呢。达斡尔族姑娘听了半天似懂非懂，想想说：“我们结婚了，你爸爸妈妈现在也是我的爹娘了，怎能不去见面呢？你要实在不敢回去，咱们就先送些东西给他们吧。眼看快过春节了，送些个东西孝敬老人呀。”可大梁还是摇头，说自己也没什么东西好送，再说寄个邮包得半个多月才能到北京，那时春节早过了。 “我有办法。”姑娘说。 “什么办法？”大梁问。 “不告诉你。”姑娘调皮地笑。 冬天学校放假，大梁早上去林子里帮岳父家砍烧柴。他的新媳妇跑回娘家把压箱底的两个上等的狐皮筒子翻出来，又到外边仓房里把冰冻着的，父亲、哥哥打到的“飞龙”（一种肉质鲜美的大鸟，重量一斤左右）拿了五、六只，采集的猴头（东北特有的蘑菇）装了两、三斤，父亲炮制的人参酒也拎了一瓶。她把这些包成个包袱，自己一个人兴冲冲地从公社坐车来到镇子上，然后直接跑到火车站。她没跟大梁说，怕他拦着。来到火车站只要是有南下的火车进来，她就买张站台票进去，见着列车员就急切地让人家把那个包袱－－给公婆的见面礼，带到北京去。 能行吗？够呛，她也不认识人家列车员呀；这是私事，人家怎么肯办？再说，途经镇子上的火车也没有直达北京的。眼见着一列列火车的列车员谁也不管，没戏了，姑娘哭了起来。再见一列南下客车进站，她抹着眼泪直接找到列车长。“……我这个达斡尔族新媳妇怎么就孝敬不成公婆呢？求你们办点子事情就这么难？谁没有爸爸、妈妈？你们在列车上干活的认识的人多了，看见有去北京的车就把这事托给他们不就行了。只要你们想办，这事情就能办得成！”说着她拿出封信。“这是我写给没见过面的公公、婆婆的信，这上面有地址。北京交通多方便呀，眼看要过春节了，我应该给他们磕头，叫爹妈的，现在就托你们带点东西，你们……” 列车长是个老头儿，被这位达斡尔族姑娘一顿连珠炮轰得愣住了。接下来他让这姑娘再把事情说得详细点。新媳妇简单扼要地说了一番，老列车长沉吟半晌后朗声道：“好姑娘，你是个好姑娘！你这孝心我不能不让你尽了！这事情就托给我了。放心吧！”接过包袱后他上下打量这达斡尔族姑娘，“呵呵，这脸蛋有多俊呀。一看就是个好姑娘，可一哭就不好看了。快回吧，看你已经有了身子了。出来这么半天，家里该着急啦。”新媳妇不好意思地道了谢，欢天喜地地回家了。 真的假的？那么多好东西能随便托给个不认识的人？再说了，谁愿意揽这麻烦活儿？这可真是人托人的事。嗨，那年月和今天这世道不太一样。就这样，新媳妇把给公婆的见面礼托给了老列车长。 天都黑了，大梁的妻子才兴高采烈地赶回家。那时大梁都急得有些六神无主；邻居们告诉说，他媳妇大清早出门挎个包袱出门，说是上火车站了。上火车站干啥呀？可天黑了还不见她影子啊？妻子回来把送见面礼的事情一说，大梁傻了一样，跟着紧紧地抱着妻子默默地哭了。 那份见面礼呢？老列车长已送到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啦。他们这趟列车是跑齐齐哈尔和塔河之间这条客车线，再往南走得另找人。当年列车走得慢，这趟列车又是慢车，到了齐齐哈尔已经是半夜了。老列车长把那份见面礼放在办公室里，先回家睡了囫囵觉。那这份礼物怎么往前送？人家是铁路上的老人了，自然有办法。 下午的时候他来到火车站，直接找到齐齐哈尔到北京的客车乘务员组。一打听，这趟车的列车长是他原来的“对立派”。得，这事儿还真有点麻烦。怎么了？“文革”之初闹派性。老列车长是“革命造反团”的，属于“保皇派”。那位“对立派”是“红旗公社”的，属于“造反派”。那时候两派的人没少闹别扭，而老列车长还是“革命造反团”的头儿。那位“对立派”呢？是“红旗公社”的头儿。他是个中年汉子，曾领着他们“红旗公社”的来砸“革命造反团”的指挥部，结果被事先知道情报的“革命造反团”的人给狠狠地揍了一顿。这“对立派”的胳膊给打折了。这下，老列车长和“对立派”结下了梁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俩人都是列车长，见了面跟没看见一样，各自脸儿一扭，谁也不理谁。 “那就明天再说吧。”老列车长嘟囔着。不成，这趟客车到北京得跑一天一夜，改天送那新媳妇的见面礼，到北京是大年初一了。东西最好除夕送到才好。老列车长这么一想，一跺脚，直接找到了“对立派”。 “你好啊，树斌。”老列车长大声打着招呼。树斌这个“对立派”一愣，不知道说啥。“胳膊好利索啦？”老列车长不自然的问。 “好几年前事了，早好了。你这是……”树斌戒备地看着老车长，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那天我们这边的人也太狠了点。没成想就把你给打伤啦。” “你…你这是有什么旁的事吧？” “是这样，是这样，我呢，昨天班上在站台上遇见个新媳妇，达斡尔族的，爱人是‘知青’。她要在年前送给北京没见过面的公婆点东西，表表心意。我一看，好事呀，就应了下来。现在要把这东西送去时间上还真有点紧；这不，现在得求你给帮帮忙。”跟着，老列车长把事情的原委仔细地说了一遍。树斌仔细地听着，完了，一下子站起来，“老郭！好事轮到我头上那还不赶紧做？这么好的姑娘，咱们一定帮她把心愿了了。包在我身上啦！” 老列车长笑了，“树斌，知道你就是条好汉子。过去的事儿都算我的错，别记在心上。咱俩以后应该是好朋友才对……” “哪是您的错？是我不知好歹。现在我想着这事还臊得慌。想找个什么事由跟你唠唠，求您原谅我。可也总拉不下这个脸。这次，正好，咱们算是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去吧，赶紧忙你的去。等你回来到我家喝酒。好好喝，都得喝趴下喽才成。”老列车长说完长舒一口气。 年三十快晚上了，齐齐哈尔到北京的直快列车进了站。天开始下雪。树斌本来是准备按信上的地址亲自把达斡尔族姑娘给公婆的见面礼送去，可列车组上一位姑娘生了急病，他得送那姑娘赶紧去医院。他拿着那包袱想想，把列车组的一位小伙子叫过来。“小李子！来，交给你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跟着他把事情的由来简单讲了一下，要小李子按着地址把东西送去。 “列车长，大年三十的，我这正憋着到车站餐厅好好吃一顿呢。找别人怎么样？”小李子有点耍赖皮。 “咱们乘务组就你机灵，懂吗？你是个男子汉，没什么事难住你。再说，这是积德的事情。”树斌夸着小李子，给他戴“高帽子”。“我现在得送淑英上医院。等你回来，咱爷俩到哪个饭馆好好吃一顿。去吧，赶紧！天下雪呢，路上可能不好走。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外边到处放炮竹，加小心！” 当时已经晚上。小李子挎着包袱急匆匆地走出火车站，按着地址打听着道，坐着公交车不断地换车。终于来到当时还是北京市边边上的中关村地段。那已经是夜里十点多，市民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在外边放过年的爆竹；二踢脚“叮咚”的一路响。 不好！马路对面有个孩子放二踢脚，“咚”的一声，二踢脚横着飞来。小李子下意识地往边上躲，一步跨到了马路上。一辆自行车飞速过来，把他撞了个大跟斗！小李子怕包袱里的酒打碎了就死命抱着，结果重重地崴了脚。骑车人也是位小伙子，也摔了个仰面朝天。他迅速地爬起来，嚷着“到家门口了怎么撞了人，倒楣喝口冷水都塞牙，哥们儿您倒是起来呀”。可小李子就是站不起来啦。怎么呢？脚八成崴断啦！疼得他直叫唤。 放炮仗的人们都围了上来。“赶紧上医院吧。”“哎哟，怎么那么寸劲儿？把脚就崴坏了。”“你是哪儿的呀？赶紧联系救护车吧。”人们七嘴八舌。小李子忍着疼嚷嚷，“我有件事必须办。谁能把这包袱按着信上的地址送去。这家就在这里。这是从‘北大荒’那边来的。是人家‘知青’新媳妇，达斡尔族的哪，给公婆的见面礼，要在年前送到。诸位，帮帮忙吧……哎哟，疼死我啦！疼死我啦！” 骑车的小伙子接过那封信，一看地址，“就隔一条街。我马上给人家送去！”他对小李子说：“哥们儿，对不起呀！撞伤了你。我把工作证给您，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对周围的人们嚷着，“诸位，赶紧给人家找车送医院！” “不要你的工作证。谢谢啦！你赶紧送去吧。人家斡尔族新媳妇给公婆的见面礼；年前得送到。”小李子坐在地上龇牙咧嘴。那小伙子拿着包袱骑上车就走，可是蹬不动。坏啦，自行车摔得轮子“瓢”啦。这时，另一小伙子站出来说：“忠林，你还是在这等着救护车来吧。我骑车送一趟。”他就住路边的居民楼里，拿着包袱和信，从家里推出自行车，蹬上就走，边骑边喊：“忠林！上午是我错啦。等我回来给你道歉。咱俩，没的说！”边上的邻居说：“上午他俩还差点儿打起来呢，脸红脖子粗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又成哥们儿啦。” 最后，我们达斡尔族新媳妇的见面礼总算在年三十的午夜送到啦！还真是不那么容易。你想呀，从老列车长接手这份爱的礼物，经过了几道手啊？当午夜时分前，炮竹已在北京上空鸣响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敲开大梁父母老俩口家住的居民楼的门，口口声声地问：“您们有个儿子叫大梁的吗？” 老人开门看见个陌生的年轻人，身上头上都是雪，“我们是有个儿子叫大梁，他去内蒙古农村‘插队’去了。” “这就对啦！您们的儿子结婚啦。您们的达斡尔族儿媳妇给您二老送年货来啦！”小伙子四下看，“现在几点啦？” 老人指指墙上的挂钟，夜里十一点多。小伙子笑了，“赶上啦，没耽误。您们快看看儿媳妇的见面礼吧。我走了。”说着开门就要出去。 “您等一下！您叫什么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呀？”老人们一起嚷。 “我走了。完成任务啦。怎么回事？咳，我也说不清。真的说不清。反正我接了这份给您二老的见面礼就必须送到，在年三十送到。您儿子娶了人家达斡尔族姑娘啦。”说完，他嚷嚷着“您二老保重吧，好好过年”，出去就“咚咚咚”地跑下楼道。 两个老人抱着包袱直发傻，“儿子结婚了？”他俩赶紧穿好衣服来到楼下，外边还在下着雪，越来越猛烈的雪，粘稠带暖意的瑞雪！那送爱的礼物的人早没了人影。午夜时分，只有阵阵鞭炮声震耳欲聋。那就回屋看那封信吧。 “爸爸、妈妈：您们好！我是大梁的爱人，叫玉梅。我俩先给父母大人拜年了。我们今年新年结的婚。大梁是好人，他对我可好啦。我要跟他过一辈子，一定要给您们生孙子！他十分想念您们，以后一定会回来看您们的。那时我们一起来看爸爸妈妈，还抱着您们的孙子。他说他早先有些事情做得不对，对不起二老。我相信您们会原谅他的。到底是您们的儿子嘛。他爱您们，您们也爱我们。马上春节了，我们这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拿来的东西希望爸爸妈妈见了能高兴……” 老人们看着信，看着儿子和儿媳的结婚照（“革命同志”式的），看着那达斡尔族姑娘和儿子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眼泪一下子流淌下来，淌个没完没了。 其实每个人心中必定有爱，不过时常被冷漠和偏见深深地埋在了莫名的深处，特别是那个不许有亲情的年代。要不，我们为什么总说“深深的爱”呢？你的爱早晚会在某种潜意识中冲出那无形的闸门，在看似干涸的小溪中出现。当各个闸门都开了一条缝，泉水就能流动着传递爱。爱可以汇成条条永远流淌的大河，最终成为无边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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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写的老掉牙的故事。现在早就不写了。估计也没什么人还会看。这年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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