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中共当局采取了三种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压制疫情保障“春庆”（春节年庆）。二是力控疫情压制经济（限制自由）。三是力保经济抑制疫情（隐形操控）。毫无疑问，第一项是严重错误的，也是导致病毒全球蔓延的根源。第二阶段“一刀切”的武汉封城和全国严厉限行，有效降低了病毒的全国爆发。但是，除了导致全国民众的“盛节”被剥夺和牺牲自由与享乐，更熄灭了经济。第三方式（阶段）因病情的隐藏性与持续性，让中共政府倍感威胁。若要力保经济只能压制疫情，似乎成为政府的不二选择！

中共的制度优势是可以“严控舆论与强力行政”，这不只是它可以顺利实现“封城、禁行”的特色，也是可以顺利转向“零增长与稳经济”的特长！对于中国如何快速实现病例的“零增长”，限于它的“舆论严控”特色，我们只能从一些隐形通道（如推特、微信）窃得“零星消息”。一一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疑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根据零星消息与合理推测，中共政府为了力保经济，只能采用“禁确诊”来保障“零增长”。同时，实行“严格监控和分化治理”。即严密监控不同人群的行动和疫情。以及将一定地域出现（或存在）的个别或少数轻症及可疑人员进行“强制隔离”。而将重症人员和人群集中于“专门治理处”，在没有有效药物和技术治疗的情况下，只能是象征性治疗和“自生自灭”！这里的推测无疑是符合现实“中国特色”制度逻辑的，中国在未能真正实现“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之前，这里的推测及此次病毒的来源，中共政府始终无法自证清白（即使“惯骗”偶尔说了真话也难以获得信任）！换言，在未能夺下中共政府的“笔杆子和刀把子”之前，人类始终难以找到真相！

我想，上述内容大概就是当下中共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的“中国优势或者中国经验”吧！对此，我个认为，上述“中国经验”应该可以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定的“成功经验”。经验一，是不要轻信中共政府“零增长”的表面文章，但可以重视它的“保经济”观点。经验二，是不可能接受它的“禁确诊与弱治疗”，但应该借鉴它的“强监测与分化治”方案！

西方民主国家，无法操控舆论也无法轻视人权。但是，可以尽量避免过度恐慌与过度治理。减少过度恐慌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医疗专家制定出“民众防护细则”（非守则），如勤洗手、配防护、少社交、净环境、强体健、适预防、多配合、善体谅。减少过度治理的方式是加强“实时监控、应急处置、分类对待”。有必要删减不必要的检测和治疗，应当把医疗资源用在刀刃上。另外，政府应该与医疗专家和经贸专家合作制定出“防范病毒与稳定经济”的中长期“平衡”规划。如果在不太短的时间内不能出现有效治疗病毒的技术与结果，过度的限制经济活动，必定得不偿失。为此，理性的汲取中共政府的“正负”教训非常必要！

过度治理不仅会消耗有限资源还会加重民众恐慌！能否实现有效防控、适度治理、平衡经济、不犯人权，既会考验民主政府官员和相关专家的能力，也在检验人类的智慧！中共的“成功经验”、伊朗、意大利等国家的失败教训，台湾与香港相对合理的管控。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及时重视和方法适当”无疑是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途径！政府和相关专家们的“全局性定力”，是决定民主制社会输送给全体公民的信心与希望！

本文主张的“系统分治”，是指应该设定出针对特定事物进行相关要素的“整体化平衡治理”（整体操控与综合平衡）方案。中共时下的轻人权“系统分治”方案，应该包括“控舆论、强监控、禁确诊、轻（症）“隔离”、重（症）“收监”、亡“火化”、保经济”。然而，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国家的“系统分治”，只能建立（设计）在重人权方案之上！其次，意大利和伊朗等国家在防冶新冠疫情中的缺陷，如“重视迟缓、认知标准和防护观念落后等”，在其他西方社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希望能够尽快消除，尽量减轻此次抗疫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