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 社会主义控制论（上）说在前面的话为什么社会主义让人这么一往情深，难离难弃？一方面，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的美好憧憬与寄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最大程度地迎合了人性中的控制欲、支配欲、主宰欲。社会主义，包括原教旨社会主义（毛氏社会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邓氏社会主义），有以下两个特性：一、自命优越（或先进、正确、真理）。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党规定它是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党的说教，不是社会成员的独立判断，也不是科学的逻辑结论。二、全社会强制。称社会主义唯一适合本国人民，强制全体社会成员无条件服从、拥护党的意志，将其它选择定为非法，犯罪。即，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结果，它不是人民的自由选择。怎么才能让人民乖乖地听党的话，对党唯命是众，不自行其事，不另起炉灶，不和党唱反调，不和党对着干呢？党必须将人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里。控制不住人民，人民凭啥听党的？如果人民想干啥就干啥，压根不睬党的那一套；如果党的跟班随时可能溜号，党却只能干瞪眼，那么，党的意志怎么贯彻落实到整个社会中去？党怎么领导人民“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党必须控制人民，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建立在对人民高度控制的基础上，非此不能强制人民跟党走，不能把社会主义变成现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控制？或者说，怎么个控制法才能让人乖乖听话，别无选择？卡住人的脖子，卡住他的要害，这样的话，他想不乖也得乖。但是党不能挨个去卡每个人的脖子，党得去卡人们共同的要害。什么是人们共同的要害？生活所需就是人们共同的要害。如果把人们的生活所需控制住了，那就扼住了人们的生存命脉，为了生存，人民不想听你的也只能听你的了。所以，一个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一定要控制社会成员的生活所需。控制人的生活所需，更具体地说，就是控制人之个人生活、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所赖以需要的资源、物质、财富、产业，使人们在生活、生产的各个环节失去自主性、独立性，必须依赖于党，受制于党，从而不得不顺从党的意志。将对生活所需的控制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所形成的经济控制体系，就是通常所说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指什么？有人说社会主义是马，有人说社会主义是驴，还有人说社会主义是骡子，社会主义一词被形形色色的人赋予了五花八门的含义。本文对社会主义是泛泛而谈，还是有具体所指？有必要作出说明。本文所论的社会主义是指具备以下两个简明特征（上文已提到）的社会制度或社会体系：一、自命优越；二、全社会强制，禁止自由选择。我们刚刚说明了一件事：如果某社会主义有以上两个特征，那么该社会主义就一定是基于控制的，而且它一定与公有制捆绑（共生）在一起，以之控制人的生活所需，控制社会经济。原教旨社会主义（毛氏社会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邓氏社会主义）都具有上述两个特征。这两种社会主义虽然有诸多外在形式的不同，但它们相通于（一元化）控制，统一于（一元化）控制。社会主义离不开控制。即使不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即使不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即使公有制造成的“剥削”和掠夺远比私有制严重，社会主义也必须控制人，控制经济，控制社会，让所有人都唯党的指挥棒是从，让整个社会按党的意志转。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是全方位，高度一元化的社会控制体系。这个定义适用于从1949年（或1956年）至今的中国大陆社会。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控制。对上述定义作一些具体说明。控制的‘一元化’是指：社会主义由单一组织--党完全掌握、操纵，党的地位至高无上，独一无二，不存在与党地位相同或相当的其它任何组织；社会主义的控制不是多元化的，党没有平等的控制合作伙伴，任何其它组织都是被领导者，都是控制体系中的被控制者。高度一元化中的‘高度’二字是指：党对社会领域或被控制对象的一元化控制程度或垄断程度相当高， 甚至非常极端。如，党对政治权力领域实施绝对极端的一元化垄断、控制；在改良社会主义下，党对土地、资源、社会产业实施高度的一元化垄断、控制；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实施极端的一元化垄断、控制，等等。控制的‘全方位’是指：党的控制机构、控制触角、控制措施遍及社会各领域及子领域，遍及社会各行各业，遍及社会生产、生活，个人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遍及社会各个角落。。。无远弗届，几无遗漏。再回到公有制。前面已指出，社会主义一定与公有制彼此共生。适度的公有（化）本是正常的社会需要。然而，公有制下的公有化远远逾越了正常的比例和限度，公有制是异化、癌变的公有机制。公有制实质就是一个高度一元化的的经济垄断、控制体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一说是一块遮羞布，公有制的垄断、控制对象并非仅限于传统的“生产资料”。原教旨社会主义时代，公有制几乎垄断、控制一切物质资料与经济活动，连“生活资料”也广泛地由党严格控制、分配。改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确实局部收缩了垄断、控制的范围，降低了部分垄断、控制的比例，还改良了控制策略。但很多人以为改良社会主义已不再对经济进行控制了，这是一个大错觉，这就如同许多人认为自己买东西并没有缴税一样。改良社会主义仍对社会经济实施着高度的控制，譬如：改良社会主义仍绝对垄断、控制着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仍绝对垄断、控制着社会关键产业，要害行业，如：通讯、电信、邮政，银行、金融、证券、股票、保险，电力、能源，石油、石化、天然气，矿产、冶金、汽车，铁路、公路、航空，军工，盐业（2014年才取消专卖）、烟草，等等，对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也要通过层层审批、监管来确保对该行业的严格控制，而且民企参与的往往是次要环节，关键环节则由国企或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一个例子是粮食的收储、销售；改良社会主义的监管、干预手段，如许可、审批、证照、各种检查等等，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广泛应用于生产、经营、供应，流通所涉及的几乎所有经济活动环节。可以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是真正市场化运行，不在重重监管、控制之下的。还有必要强调一点，改良公有制是放松了，但却从没有放弃或取消对生活所需（或“生活资料”）的控制。公有化比例，或公有经济成分的比例体现着经济一元化控制的程度。绝对杜绝私有和私人经济的公有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行公有制，或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程度有别。原教旨公有制（毛氏公有制）与改良公有制（邓氏公有制），它们的区别在于：一、两者的一元化垄断程度与控制的极端程度不同，毛氏公有制远比邓氏公有制极端，后者则相对缓和。二、控制的策略、手段不同。毛氏公有制控制方式微观、苛刻、直接、粗暴；邓氏公有制的控制手法有所改良，它采用相对宏观、缓和、间接、柔和、隐蔽，灵活、机动，外松内紧的经济控制策略，以配合经济自由度的适当放开。虽然邓氏公有制对私有的限制大为放开，并开放了一定的私人经营领域，其经济运行也不再处处决定于计划，但如前所说，它仍对经济领域的各行各业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几乎所有环节保持着有力且行之有效的控制。改良公有制可能使用的人为介入、干预生产经营的控制或监管途径有：审批、证照、年检、质检、税检、安检、消防、市容市貌、价格监督等等，相应的处罚手段有：罚款、整顿、歇业、停业、吊销、取缔等等。公有制，或经济领域的一元化垄断、控制对社会主义控制体系至关重要。公有制控制社会经济命脉，控制社会生产、经营活动，主宰国民经济运行；控制社会成员的生活、生产命脉，直接控制或间接干预个人所有、所得；直接或间接控制社会成员在生产、经营、商业、金融等领域、行业的发展空间、发展途径、上升机会；经济领域的一元化垄断、控制，为党提供了几乎不受限制的庞大财力、物力支持，同时，它又最大程度地切断了异己力量发育、成长所需的财力、物力来源，最有效地扼制了其活动，使异已力量即使萌芽，也会很快枯萎，难成气候；经济控制还有政治问题经济化的功能，可为处理异议者和“麻烦”人士提供“正当”的名义，“合法”的途径，如非法经营、偷税漏税等等。经济领域的一元化控制是党的绝对权力不受制衡、不受威胁、挑战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大环境保持一元化，避免多元化趋势的重要保障。经济一元化体系垄断、控制的资源、物产、财富极为庞大，它们名义上是公有的（或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事实上完全由党一手控制、主宰和支配，根本不容国民许可、监督、过问。这样的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大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能力，或者五湖四海提供物资援助，输出革命，或者满世界撒币行贿，处处渗透、潜伏，输出意识形态。中国与前苏联，莫不如是。经济领域的高度一元化垄断、控制，及异化的公有，产生了如下的社会主义奇观：全民所有之物，广大国民的受惠度是最低的；公有之物，每每轻易‘宁与外邦’，却总是‘不予家奴’。公有化对象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是土地。土地的垄断、控制价值至少包括：一、人必须有驻足、立身之所，财物必须有存放、安置之地。控制土地，是干预私有和私人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直接或间接控制人身自由创造了条件；二、绝大多数社会产出都来自土地，几乎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一切社会产业、行业都依赖土地。控制土地，是控制人的生活所需，控制社会运行的先决条件；三、只要土地是一元化垄断控制的，社会成员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主、独立、自我实现，他们的个人生活、发展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支配于社会主义控制体系。四、控制土地，也让异已力量难觅稳定、安全的组织、活动场所。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自主、完整、可靠的私有。这是因为：一、土地的一元化垄断、控制使个人所有摆脱不了土地依赖，无法脚踏实地；同时，国民也摆脱不了公权力以土地为入口所进行的对个人财产的种种干预和侵犯；二、社会权力极端一元化垄断，民权丧失殆尽，人民无力捍卫个人所有，无法使其免受公权力的其它任性侵犯；三、严重人治化，私有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撑，缺乏真正的法治保障。尽管法律已贱如手纸，社会主义仍不敢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或法律，那等同于宣布一元化控制秩序是对人民犯罪。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财产”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济领域的一元化控制虽然至关重要，却不是第一位的。在社会主义控制体系中，社会权力的一元化垄断、控制才是第一位的，才是最具决定性的。社会权力的垄断、控制是实行其它领域控制的先决条件，只有先绝对垄断、绝对控制社会权力，实现对社会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衡的绝对一元化控制，才有能力推行、实施控制体系的其它部分，如公有制。社会主义必然实行极端的一党专制体制。政治一元化（粗略地把社会权力一元化等同于政治一元化）是社会主义控制体系的核心和枢纽，是经济一元化（及其它领域一元化，如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建立前提、执行力来源和暴力后盾；同时，经济一元化又为政治一元化提供经济后盾与支撑。政治一元化与经济一元化彼此依赖，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休戚与共。经济领域的一元化-公有制通常给人一种更公平公正的错觉，社会主义一直利用着这一广泛流行的错觉而不讳言经济领域的高度一元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总是极力回避、淡化、矫饰其政治领域更为极端的一元化，花瓶人大、花瓶政协、花瓶多党合作装点门面的效果差强人意，一戳就破，演员们自己都觉得很假，很乏味，但这已经是党最能拿得出手的化妆演出了。社会主义内在的极端专制性既难以解释，更无药可救，这一结果是注定的，社会主义自身无法克服，除非它自我瓦解，寿终正寝。相对而言，经济一元化控制体系有较大的调节空间和改良自由度，改良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因而成为可能；政治一元化则不然。作为控制体系的枢纽与核心，政治一元化控制的稳固关乎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众多社会主义实体崩溃、瓦解、易帜的前车之鉴，使其它社会主义的掌舵者认识到，政治一元化控制不能碰，绝不能有任何的松手，任何微小松动，都举一发而动全身，都可能产生多米诺式的坍塌效应。因此，改良社会主义绝不敢开启政治改革了，政治一元化成了社会主义控制体系中最极端、最牢固、最严密，自由度最差的部分。政治一元化的极端、顽固、保守保证了社会主义控制体系的高度稳定；其它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局部的、适度的控制放松，无碍社会主义控制大局。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党既可以放松，也可以视情况和需要再行收紧，只要绝对权力在手，一切就皆在掌握，一切都可收发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