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要隐私还是要命？

2008年，当时在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科学家科瑞·芬彻（Corey Fincher）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全球流行病学数据，证明了某一地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是与该地的疾病流行度相关的：如果你更容易被感染，那么你也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者，你身上的个人主义特征更少。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更大程度的服从与尊重，这种特点会使得人们更小心翼翼去避免那些会传染疾病的行为。科学家很难证明，这种真实世界的显性关联不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某个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财富更多，但是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确实为病菌理论提供了支持——当心理学家们向实验参与者灌输对疾病的恐惧后，他们的想法确实会变得更偏向集体主义，例如更顺从于集体行为。

然而，也许最有趣的理论来自于农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托马斯·塔尔海姆（Thomas Talhelm）就中国的28个省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思维倾向反应了当地的农业情况。塔尔海姆说，是他在中国的个人经历启发了自己。在游历中国北方城市北京期间，他发现陌生人更友好——"如果有人看我在独自一人吃东西，他们会主动上前与我聊天。"——然而南部城市广州的居民就显得含蓄得多，且更慎于打扰他人。

这种对他人的亲切热情是集体主义式思维的细微表现，因而塔尔海姆也开始思考，这两种表现方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差异似乎与财富和现代化程度无关，塔尔海姆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引起差异的原因——地区间主要农作物的差异，南部多食大米，北部多食小麦。"这样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是以长江为界的，"塔尔海姆说道。大米种植需要更多合作：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作业，同时需要遍布许多农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而小麦种植需要的劳动量是种植大米的一半，它依靠的是降雨，而非灌溉，所以农民们不需要与邻居们合作，只需要专心于自己的作物生产。

这样的差异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维方式有无关联？塔尔海姆与中国的科学家们进行了共同研究，他们从种植大米和种植小麦的若干地区召集了超过1000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利用诸如三联实验这样的方法去判断实验样本是否具有整体性的思维模式。

科学家们还让实验参与者们画出展示自己与朋友及其他相识之人之间关系的图表：生长在个人主义环境中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画得比自己的朋友们更大，而来自集体主义环境的参与者倾向于将自己和朋友们画得一样大。"美国人通常将自己画得特别大，"塔尔海姆说道。

果然，生活在小麦种植区的实验参与者们的个人主义程度更高，而生活在大米种植区的人们则展示出了更高的集体主义特质和整体思维倾向。这种差异在不同地区的交界地也体现得出。"在两种作物种植区交汇的几个县，一个人种大米，一个人种小麦，我们在他们身上依旧发现了这种文化差异。"

2010年，一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期刊《行为与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发布了一篇文章，该文章认为，大多数心理学家的实验对象都是"来自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积极进取、有钱、有民主思想的人"，或者也可将其简称为"Weird"（该词来自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和democratic几个词的首字母）。大约70%的实验对象是美国人，大多数都是为了赚点零花钱或换几个学分才同意牺牲个人时间来参与实验的大学生。

研究证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分布于研究图谱最远的一边。" 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约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说道，亨利奇就是其中一项研究的作者之一。

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概念；不论你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主的，或认为自己与周遭他人密切相连，认为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总体而言——当然也有许多例外——西方人中个人主义者更多，而来自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亚洲人中，集体主义者更多。

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差异非常明显。当被问及有关态度和行为的问题时，生活在更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成功至于集体成就之上，这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寻求更多个人尊重，追求更多个人快乐。但是，这种对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现为过于自信的特质。许多实验都证明，被划分为Weird类的实验参与者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当被问及其自身的能力时，94%的美国教授声称他们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以东亚人为研究对象的一系列研究显示，这种自我膨胀的表现几乎不存在于东亚人中；实际上，不少案例显示，参与者反而更倾向于低估自己的能力，而非抬高自我价值。生活在自我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中的人们则重视个人选择和自由。

新冠肺炎防疫战下，亚洲多国追踪民众手机定位，减低社区传播。相比之下，德国官方利用匿名数据追踪疫情，却已然引发高度争议。生死关头，德国人为何死守隐私权？

德国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日前接受《时代周报》（Die Zeit）访问时主张仿效亚洲，用手机数据追踪。他以韩国做例子，指该国作为民主国家，利用国民的手机数据，定位追踪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予以隔离，阻止病毒在社区进一步传播。

此说法遭联邦政府公民数据保护专员发言人施泰因（Christof Stein）反驳。他表示，“我们不应被恐惧蒙蔽，而忘记数据保护的重要性。假如明天开始在电台广播确诊者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合比例的公开私隐”。

德国最大电信商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3月18日宣布，将与官方疾病管制及预防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分享不具名的大数据，让当局了解在全国范围内丶甚至社区内民众的踪迹。

德国政府日前通过修例应对疫情，草案原有一项建议，容许当局追踪民众手机定位，但引起社会极大争议，其后因反对者众而删去。

在疫情下，亚洲各国纷纷祭出“科技防疫”。中国要求民众在支付宝“健康码”平台上填写个人健康状况，系统会产生红丶黄丶绿三种颜色的二维码，作为判断个人能否外出丶移动的标准；南韩政府建立网站，取用手机定位丶信用卡消费丶监视器和网路对话，将确诊病例的位置标示在地图上；新加坡政府要求民众安装手机应用程式TraceTogether，利用手机蓝芽之间的信号交换，让政府可以取用来追查感染者曾接触过的人。

台湾软件工程师江明宗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要在防疫与隐私之间取得平衡。他肯定台湾、南韩和新加坡利用科技追踪接触者的做法，认为对防堵疫情“有很大的效果”，他举例指，有些国家会利用手机应用程式向潜在接触者发出防疫建议，“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做法存在争议，尽管一般民众未必意识到，但从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看，这“对隐私的侵犯已经非常过火了”。

他指出，东方习惯集体主义，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两者对隐私权的保护有很大文化差异。“台湾从专制体制走到民主只有短短几十年，它发展时间非常短，有长辈还期待有像皇帝的人和政治明星出现，很习惯被动的接受政府政策。但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他们民主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之久，他们会觉得政府不可侵犯个人权利，会有很多团体出来抗争。但台湾抗争没什麽力度，可能台权会针对隐私的部分出来发个声明，但民众没有感觉。”

他认同科技在防疫有重要的角色，资讯透明能减低民众恐慌，但形容台湾目前防疫凌驾隐私，失去了平衡，情况堪忧。“现在去倡导注意个人隐私太难了，因大家觉得防疫极其重要，我们也认同极其重要，但希望疫情减缓后可以探讨这问题，甚至可能把这些资料加上锁，不是随便用任何理由可以使用，因为当政府知道每个人每个时间点在哪里，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它把你的个人资料连结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