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疫情:要隱私還是要命？

2008年，當時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科學家科瑞·芬徹（Corey Fincher）和他的同事們分析了全球流行病學數據，證明了某一地區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傾向是與該地的疾病流行度相關的：如果你更容易被感染，那麼你也更傾向於集體主義者，你身上的個人主義特徵更少。其中的原因大概是，集體主義的特點是更大程度的服從與尊重，這種特點會使得人們更小心翼翼去避免那些會傳染疾病的行為。科學家很難證明，這種真實世界的顯性關聯不是由某些其他因素引起的，比如某個國家相對其他國家財富更多，但是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確實為病菌理論提供了支持——當心理學家們向實驗參與者灌輸對疾病的恐懼後，他們的想法確實會變得更偏向集體主義，例如更順從於集體行為。

然而，也許最有趣的理論來自於農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托馬斯·塔爾海姆（Thomas Talhelm）就中國的28個省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思維傾向反應了當地的農業情況。塔爾海姆說，是他在中國的個人經歷啟發了自己。在遊歷中國北方城市北京期間，他發現陌生人更友好——"如果有人看我在獨自一人吃東西，他們會主動上前與我聊天。"——然而南部城市廣州的居民就顯得含蓄得多，且更慎於打擾他人。

這種對他人的親切熱情是集體主義式思維的細微表現，因而塔爾海姆也開始思考，這兩種表現方式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一差異似乎與財富和現代化程度無關，塔爾海姆發現了一個可能的引起差異的原因——地區間主要農作物的差異，南部多食大米，北部多食小麥。"這樣的飲食習慣基本上是以長江為界的，"塔爾海姆說道。大米種植需要更多合作：這是一項勞動密集型作業，同時需要遍布許多農田的複雜的灌溉系統。而小麥種植需要的勞動量是種植大米的一半，它依靠的是降雨，而非灌溉，所以農民們不需要與鄰居們合作，只需要專心於自己的作物生產。

這樣的差異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思維方式有無關聯？塔爾海姆與中國的科學家們進行了共同研究，他們從種植大米和種植小麥的若干地區召集了超過1000名學生作為研究樣本，利用諸如三聯實驗這樣的方法去判斷實驗樣本是否具有整體性的思維模式。

科學家們還讓實驗參與者們畫出展示自己與朋友及其他相識之人之間關係的圖表：生長在個人主義環境中的參與者傾向於將自己畫得比自己的朋友們更大，而來自集體主義環境的參與者傾向於將自己和朋友們畫得一樣大。"美國人通常將自己畫得特別大，"塔爾海姆說道。

果然，生活在小麥種植區的實驗參與者們的個人主義程度更高，而生活在大米種植區的人們則展示出了更高的集體主義特質和整體思維傾向。這種差異在不同地區的交界地也體現得出。"在兩種作物種植區交匯的幾個縣，一個人種大米，一個人種小麥，我們在他們身上依舊發現了這種文化差異。"

2010年，一份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期刊《行為與大腦科學》（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發布了一篇文章，該文章認為，大多數心理學家的實驗對象都是"來自西方、受過良好教育、積極進取、有錢、有民主思想的人"，或者也可將其簡稱為"Weird"（該詞來自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和democratic幾個詞的首字母）。大約70%的實驗對象是美國人，大多數都是為了賺點零花錢或換幾個學分才同意犧牲個人時間來參與實驗的大學生。

研究證明，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分布於研究圖譜最遠的一邊。" 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約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說道，亨利奇就是其中一項研究的作者之一。

最顯著的差異之一有關"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個概念；不論你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自主的，或認為自己與周遭他人密切相連，認為集體的價值高於個人價值，總體而言——當然也有許多例外——西方人中個人主義者更多，而來自印度、日本和中國等國家的亞洲人中，集體主義者更多。

在很多情況下，兩方的差異非常明顯。當被問及有關態度和行為的問題時，生活在更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的人們，傾向於將個人成功至於集體成就之上，這反過來也激勵人們尋求更多個人尊重，追求更多個人快樂。但是，這種對自我肯定的渴望也表現為過於自信的特質。許多實驗都證明，被劃分為Weird類的實驗參與者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當被問及其自身的能力時，94%的美國教授聲稱他們的能力"高於平均水平"。

然而，以東亞人為研究對象的一系列研究顯示，這種自我膨脹的表現幾乎不存在於東亞人中；實際上，不少案例顯示，參與者反而更傾向於低估自己的能力，而非抬高自我價值。生活在自我主義價值觀主導的社會中的人們則重視個人選擇和自由。

新冠肺炎防疫戰下，亞洲多國追蹤民眾手機定位，減低社區傳播。相比之下，德國官方利用匿名數據追蹤疫情，卻已然引發高度爭議。生死關頭，德國人為何死守隱私權？

德國衛生部長斯潘（Jens Spahn）日前接受《時代周報》（Die Zeit）訪問時主張仿效亞洲，用手機數據追蹤。他以韓國做例子，指該國作為民主國家，利用國民的手機數據，定位追蹤確診病患的密切接觸者並予以隔離，阻止病毒在社區進一步傳播。

此說法遭聯邦政府公民數據保護專員發言人施泰因（Christof Stein）反駁。他表示，“我們不應被恐懼蒙蔽，而忘記數據保護的重要性。假如明天開始在電台廣播確診者的名字，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不合比例的公開私隱”。

德國最大電信商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3月18日宣布，將與官方疾病管制及預防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分享不具名的大數據，讓當局了解在全國範圍內丶甚至社區內民眾的蹤跡。

德國政府日前通過修例應對疫情，草案原有一項建議，容許當局追蹤民眾手機定位，但引起社會極大爭議，其後因反對者眾而刪去。

在疫情下，亞洲各國紛紛祭出“科技防疫”。中國要求民眾在支付寶“健康碼”平台上填寫個人健康狀況，系統會產生紅丶黃丶綠三種顏色的二維碼，作為判斷個人能否外出丶移動的標準；南韓政府建立網站，取用手機定位丶信用卡消費丶監視器和網路對話，將確診病例的位置標示在地圖上；新加坡政府要求民眾安裝手機應用程式TraceTogether，利用手機藍芽之間的信號交換，讓政府可以取用來追查感染者曾接觸過的人。

台灣軟件工程師江明宗接受記者專訪時認為，要在防疫與隱私之間取得平衡。他肯定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利用科技追蹤接觸者的做法，認為對防堵疫情“有很大的效果”，他舉例指，有些國家會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向潛在接觸者發出防疫建議，“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但他同時認為這些做法存在爭議，儘管一般民眾未必意識到，但從技術人員的角度來看，這“對隱私的侵犯已經非常過火了”。

他指出，東方習慣集體主義，西方重視個人主義，兩者對隱私權的保護有很大文化差異。“台灣從專制體制走到民主只有短短幾十年，它發展時間非常短，有長輩還期待有像皇帝的人和政治明星出現，很習慣被動的接受政府政策。但這在西方民主國家是不可思議，他們民主已經發展了數百年之久，他們會覺得政府不可侵犯個人權利，會有很多團體出來抗爭。但台灣抗爭沒什麽力度，可能台權會針對隱私的部分出來發個聲明，但民眾沒有感覺。”

他認同科技在防疫有重要的角色，資訊透明能減低民眾恐慌，但形容台灣目前防疫凌駕隱私，失去了平衡，情況堪憂。“現在去倡導注意個人隱私太難了，因大家覺得防疫極其重要，我們也認同極其重要，但希望疫情減緩後可以探討這問題，甚至可能把這些資料加上鎖，不是隨便用任何理由可以使用，因為當政府知道每個人每個時間點在哪裡，其實是非常恐怖的，它把你的個人資料連結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