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關於文革的認知和評價越來越霧裡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過《罪行摘要》的人都更容易體會到，文革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荒唐鬧劇，對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導演徐星能把鏡頭對準農民，拍出他們個人的苦難，還拍得如此精彩生動！


　　老高按：校友傳來一篇影評，是評論一部與文革有關的長紀錄片《罪行摘要》的，該片的製作者是徐星。
　　我這個年齡的人都知道徐星這個名字。八十年代初期，他是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店的清潔工。1985年，這個清潔工石破天驚，在當時最重要的刊物《人民文學》上發表中篇小說《無主題變奏》，引起轟動，有的評論家甚至認為是與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齊名的“中國現代派小說開山之作”。
　　1988年，徐星成為北京師範大學首屆作家班的學員，同學裡有莫言、劉震雲、余華、畢淑敏、遲子建等。談起和同時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兒作家們，徐星曾自嘲說：“我除了窮點兒，可活得挺好的。”
　　被烤鴨店領導不待見只好離開的徐星，僅靠微薄的稿費和教外國人學中文，生活過得異常貧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華人世界》的雜誌當了一段時間編輯，當年4月，這份雜誌的封面出了什麼問題，被封停了。這是徐星最後一份工作，從此再沒有上過班，雜誌社倒閉後，他的檔案也被弄丟了，沒有社保，辦不了低保，甚至連父親留下的房子都無法繼承。
　　徐星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是一個獨立電影紀錄片的編導。
　　兩個月前，我在紐約見到他，他來參加關於土改和鎮反的國際研討會。徐星沒有提交論文，卻帶來了他拍攝的尚未最後完工的紀錄片《長工》。他在全國各地訪問曾給地主當過長工的老農（14位還是24位？數字我忘了），請他們回憶當年的長工生涯。會上播放了一些片段，完全是這些受訪者的回憶。徐星在會上發言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所採訪的所有這些長工，沒有一個說東家的壞話。

　　　　　北京小說家、電視紀錄片製片人徐星。（高伐林攝）

　　長紀錄片《罪行摘要》的創作過程，很有戲劇性。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莊認識了畫家賈和震，賈曾經被指控“現行反革命”，在監獄農場度過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記表的背面偷偷作畫，偷偷帶出監獄。2011年，徐星偶然看到這批畫的反面都是犯人登記表，如獲至寶，真是一批難得的史料！表格中各種“罪名”的“犯人”在浙江省衢州十里豐農場服刑，大都是農民，被以各種罪名判處7年至20年刑期。
　　徐星拿着22份表格複印件，按照地址按圖索驥。2014年，紀錄片《罪行摘要》終於問世，14位老人娓娓道出當年的遭遇。
　　徐星說，“關於文革的反思和記錄，無論是文藝作品、新聞報導還是紀錄片，絕大部分都把視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識分子身上，極少關注底層群體，而農民這一塊，基本沒有涉及，其實，這個群體的遭遇可能最為悲慘和荒誕。”
　　2014年3月29日，影片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館放映。放映會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話：“我期望以後的年輕人，不再生活在謊言中，這就是我拍下去的動力。”徐星在現場說：“這個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他邀請到片中的三位當事人參加放映會。其中一位老人講，作為農民，如果沒有徐星的記錄，他們的這段屈辱歷史就會被完全淹沒掉，帶到墳墓中。
　　在那個年月遭受冤案，太平常了，我們聽到這樣的消息，可能心裡不會引起漣漪。但令我憤慨的是：這些農民除了一紙釋放證明，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賠償！——1979年以後對“文革”進行平反，所謂“落實政策”，農民基本是一個被無視的群體。
　　他們在釋放後向政府要求賠償，但政府把責任歸到“四人幫”把國民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如果都要平反賠償，就是把上海賣了也不夠啊。等國家富強起來再說吧。”可快40年過去了，國家富了，他們仍然沒有等到賠償。一位老人說：“我從26歲到36歲，勞改10年，就沒有一分錢工資？到哪兒都被拒絕，現在連法院的門都進不去了。”
　　農民們用《國家賠償法》上告，但得到的答覆是：該法只適用於1995年1月1日以後的問題，法律的原則是不溯及既往。
　　這些農民在維護自身權益過程中遭到的冷遇，他們的無助和絕望，在徐星看來感同身受。“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棄兒。”他說。


　　平民之殤——關於紀錄片《罪行摘要》

　　老許，微信公眾號：樓哥他哥

　　我有點後悔看這部片子，看完之後至少十分鐘無法言語，我被傷到了。《罪行摘要》兩個多小時長，十幾個“犯罪分子”的個人故事，沒有編導的任何評論或暗示，老人們言語也樸實，甚至在鏡頭前有所克制，但我還是被傷到了。
　　在看這部紀錄片的過程中，我自己的眼淚流了很多次，差不多從第一個故事中的父女淚別到最後一個故事老友相擁，我都有點忍不住，想掩飾而不能，突然發現自己好脆弱啊！
　　我們都是普通人，如世間的一粒凡塵，雖然微不足道，但作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謂同理心。在為他們的命運唏噓長嘆時，很難說沒有物傷其類的哀傷，而且，這種哀傷經由影像呈現出的故事而涼涼地穿透了身體。
　　攝影圈有句自詡的話，一圖勝千言。看這部片子，讓我強烈地感受到圖像的力量。形諸文字的東西和圖像比，其實是先天不足的，就環境細節、人物情緒的準確真實而言，圖像的說服力是無可替代的。
　　這些年關於文革的認知和評價越來越霧裡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過《罪行摘要》的人，都會更容易體會到，文革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荒唐鬧劇，對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們在翻看歷史時，看到的都是有權力有身份有影響力的人的歷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個數字後面，沒有具體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時，我們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員和知識分子，畢竟他們有着話語權。所以，導演徐星能夠把鏡頭對準普通農民，能拍出他們個人的苦難，還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動，讓我不佩服他，有點難。
　　三年時間，我不知道徐星從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間辛勞自是一言難盡。而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農民都漸漸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記錄他們的冤屈，想必老人們會有些欣慰的。
　　轉眼文革結束也已經四十年了，由於某種原因，現在的年輕人對這場災難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人還對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也許看過《罪行摘要》會增加大家對文革的了解，相比於可能得到各種幫助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平民的災難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層地獄，處於最下面幾層的，一定都是這些平民。想到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在社會上基本沒有話語權，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們就會變成當年的他們，每念及此，脊梁骨便有點冷颼颼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莊無意間發現了一張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張文革時期的“犯人登記表”。徐星一點點翻找，一共找到22張，“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間的“現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農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豐農場勞動改造。這些登記表讓徐星大受震動，他決定要去浙江尋訪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們的《罪行摘要》。
　　尋找用了一整年，拍攝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輯成片。135分鐘的紀錄片，裡面的14張面孔，最年輕的也已年過古稀，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他們的罪名，在當年被冠之以“用氣槍污衊毛主席寶像”、“冒名借刀殺人書寫反革命信件”、“吹捧劉少奇”等。
　　第一個人物，是一個“出身不好”的當年的中學老師，因為學生來訪時恰巧停電，於是被污“企圖通姦”和“破壞軍婚”，自此萬劫不復，儘管沒有任何事實上的罪行發生。而信任他的十幾位學生因為結伴去監獄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憐的是他十三的女兒，在他的妻子賣力檢舉他並離開之後，女兒用父親學生們燒炭砍柴積攢的一百元錢去監獄看他，僅僅半小時的見面，父女被監獄的鐵門隔絕在兩個世界，那悽慘的哭喊久久迴蕩在觀眾的耳中。
　　六十多歲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門口新刨出的紅薯堆旁接受了採訪，從他破碎的敘述中，偶爾能夠聽到“被抓”、“腳鐐”、“老婆沒了”。關於當時的經歷，已經很難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為對農村的困境有疑問給“中央文革”寫了封信，就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惡毒攻擊文革和社會主義制度。當被問起信的內容時，他說自己已經不記得了，在衢州十里豐農場的頭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鐐掛在脖子上勞動。他說起這些就像在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這時，他87歲的老父親闖進了鏡頭，提着一籃子紅薯，他竟然還在干農活。最後，林品新撩起褲腿，腳腕上被鐵鐐勒出了永遠也撫不平的深深印記。
　　周明夫，曾經是生產隊的會計，因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氣槍污衊偉大領袖畫像”。當時生產隊有一杆民兵訓練用的氣槍，槍把已經漚爛了，第二天就來人把他給綁了，說他玩槍時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間裡就三個人，他知道誰舉報的，但他不說。
　　最有戲劇性的是胡竣錄、程德華和翁志渝三人。他們由於出身不好，被劃為“黑五類”，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視，處境艱難。於是三人就組成了一個小組，互相幫幫忙。但忽然有一天他們就被抓去交代問題。翁志渝說，“沒有反革命組織，沒有組織名稱”，接着就開始被人用槍托猛砸，要他不僅承認罪行，還必須給自己的反革命組織起個名字。翁志渝說，“我必須想出一個名稱來，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說了兩個字：“啟蒙”。而打他的審訊者對這個詞完全不懂。幾個人終於有了罪名——建立“啟蒙領導核心小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團，當然不會是幾個人或一兩個組織，於是本村、鄰村一起湊了幾十個人和多個不同名目的組織，這樣一來，當地就可以因為破獲了犯罪集團而邀功，而這幾十個甚至互不相識的農民，或為此喪命，或為此身陷漫長的牢獄之災。
　　程德華和翁志渝幾十年記恨對方當年的表現，程認為是翁的“啟蒙”害了自己，翁譴責程，如果不是自己給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起了一個相對中性的名字，可能他們幾個人都會被槍斃。還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們彼此相擁重修舊好，那一幕真是讓人百感交集。
　　徐興林，當年被朋友告發，說他參加反革命集團。從監獄裡面出來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離縣城很近，但他幾十年都不去縣城。當年被冠上“參加903反革命集團，製造政治謠言，參與策劃反革命暴動組織，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這個莫須有的罪名，讓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這個東西我後來想想是很麻煩的，就憑嘴巴說說，但是我也沒辦法，拿不出證據來證明我自己不是這樣的，你沒有辦法的，他說你是就是，你沒有辦法的。”
　　當徐星問他，在牢獄裡有沒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說，“打是難免的。兩個手指頭用牛筋綁好，手指頭中間扎針，是這樣的，一個個扎進去。”
　　“扎針？扎多少根針？”
　　“那是過去的事情，算了。這真有點可笑：這樣子會成立罪名的，會判刑的，我到現在有的時候心裡都在笑，心裡都在笑。”
　　徐星問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說不恨。“一個呢，我想，過去了。第二個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啊，那個時候，這個人性啊，都是沒有心的，就是這個誰壓倒誰，他身上墊一下就高一點，這樣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們中，當年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要求離婚。其中一個人的妻子，堅持相信丈夫的無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從22歲到32歲，頭髮全白了。當丈夫出獄回家時，長大的孩子完全不認識來人，告訴媽媽，家裡來客人了！
　　這十幾個人里，如今還有好幾個是老光棍。程德華說，我現在多活兩天少活兩天實在沒什麼不同。從他們的敘述中，我們看不出他們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認命是一種普遍現象。他們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為說了也似乎沒人想聽，有些孩子還會因此害怕。他們準備默不作聲地帶着這些冤屈的隱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現，才讓他們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國，有個奇怪的現象，普通民眾似乎對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一旦涉及當代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則語焉不詳了。對於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實官方就有定論，簡單說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辭是這樣的：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結論應該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則有些含糊其辭。“領導者”是誰？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說破。也正因為這裡的顧慮和含混，給後世留下了糾纏不清的孽債。
　　也因此沒有人出來懺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訴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卻無影無蹤。文革的確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當年的中國人從上到下從城市到農村都是參與者。最苦的則是這些沒有機會發出聲音的底層平民，他們的命運不值一提，他們的苦難毫無價值。
　　但真的是這樣嗎？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歷史，至於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麼？我覺得真的不需要再糾纏這樣的問題了，假如我們還有良知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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