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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去的六個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五，六兩月的反送中和平抗爭階段，一個是七，八，九，十至今四個多月五大訴求的勇武暴力抗爭階段。在基本由“和理非”主導的反送中階段，香港人通過609的百萬遊行和616的二百萬大遊行，基本達到了終止《逃犯條例》立法的目的。而反送中之後的運動方向之所以走入一個暴力抗爭階段是有下面三個因素造成的。

促使反送中運動走入勇武暴力抗爭的三個因素

1.深受中共專制體制影響（有時是要求或命令）的林鄭，缺乏治理和領導能力，在609百萬民意反對下還執意硬要走二讀的立法流程，導致了612包圍立法會並引起嚴重警民衝突。這之後林鄭卻搞出個“永久暫緩”這種中共對付民意慣用的“皇帝統治子民”的辦法（中共應對各地方反對建垃圾焚燒廠的民意時都是這種做法），從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引來了616二百萬大遊行並提出了五大訴求（下稱舊五大訴求），要求林鄭下台。之後林鄭只表示道歉卻拒不撤回《逃犯條例》，也拒不辭職，這些跟中共學來的視民意如糞土的做法終於激怒了部分民眾（即後來的勇武派），也使得反送中運動進入了暴力抗爭的下一階段。其實在中共的話語體系裡，“永久暫緩”就等於撤回了，不能說撤回是因為皇帝是不能聽從或順從民意的，皇帝只能恩賜於民。林鄭和她的主人不知道的是，今天的香港人已經覺醒，已經開始要求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繼續做皇帝的順民了。

2.反送中運動的早期還真是有幕後黑手借用民意在玩“借力打習”，不過這幕後黑手既不是美帝也不是英帝，而是被習反腐打得抱頭鼠竄躲到香港避風的權貴們和與其勾結的部分香港建制派。自肖建華被抓回大陸後，在大陸通過政商勾結賺錢的香港部分建制派和國內貪腐權貴們害怕極了習的反腐大棒會掄到自己頭上，怕極了《逃犯條例》成為使他們人財兩空的催命符。香港反《逃犯條例》的巨大民意讓這些人看到了反習倒習的一個可能機會，所以這些人通過各種手段想把和平抗爭的局面引向暴力抗爭，意圖引誘習出兵鎮壓，從而推翻習。

3.反送中運動的主力“和理非”在運動得不到林鄭的響應後放棄了運動的主導權（甚至有部分“和理非”加入並支持勇武行動），任由被激怒的勇武派發展和主導運動，也沒有警惕勇武們暴力抗爭惡化的後果。而勇武派主要由思想單純的年輕人構成，又採取了無大台的方式，在被誘導走入暴力抗爭後也意識不到其無效性和危險性，從而使運動進入了越演越烈，越烈越無法回頭的死循環。可以說，毫無鬥爭經驗的年輕勇武們上當中計了。

勇武派中計了嗎？

我說勇武派上當中計了估計會有很多人不服或不解，甚至會被左派們說我是陰謀論。所以我想花一些篇幅詳細解說一下，當然都是我個人的觀察和分析，也許不十分準確（歡迎網友補充），就看你觀察的立場角度了。香港問題是政治問題，任何有政治立場的人都很難聲稱自己是絕對客觀中立，所謂中立只能是相對的，是否客觀理性也是因人而異的。所以我願意把我的觀察分析分享出來以讓讀者來自己思考評判。

從歷史上看香港的群眾運動只有兩次走向了暴力，一次是1967年的左派暴動，一次就是這次的勇武派暴力抗爭，香港歷史上除了這兩次以外的歷次大遊行和群眾運動都是基本和平的，暴力在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流思想。67年左派暴動是香港共產黨組織策劃的（眾所周知），而這次的反送中運動本是無大台，無人組織策劃的，怎麼就會走上暴力的呢？自發的群眾運動走向暴力肯定是要有前提條件和驅動因素的，特別是在香港這個傳統的高度法治社會裡，凡事都有因果，世界上沒有平白無故就發生的事。我的觀察是：運動無大台，勇武們由年輕人構成和背後有人設計挖坑下套這三個因素是反送中運動走向暴力抗爭的部分原因，也是這次勇武派暴力抗爭中計陷入圈套的前提條件和驅動因素。

無大台的年輕人

1.勇武派的形成完全是因為林鄭對“和理非”民意的傲慢態度，使“和理非”中的年輕人被激怒並慢慢變得激進，但激進和訴諸暴力並沒有必然因果聯繫，香港年輕人從小受的教育是遵紀守法和普世價值，可以說，香港人年輕人腦子裡就沒有襲警或打砸燒這種暴力的概念，由激進演變到暴力必然會有個過程，若是沒有人引導策動他們實施暴力，靠香港年輕人自己走進暴力抗爭肯定是需要一個長時期的發展和足夠強的持續外部刺激才有可能。我們看到最動盪的雨傘運動中香港年輕人也只是設路障和架雨傘陣躲避催淚彈。這次反送中運動初期的年輕人也不過是遊行後懶着不走，擺擺路障和驅趕的警察對峙，幾乎沒有什麼暴力。即使衝突最嚴重的612包圍立法會，勇武們也不過是用鐵馬和雨傘防禦警察的催淚彈進攻。

2.無大台說的是勇武派從形成的第一天起就是無組織，無計劃，無綱領，自願的，個人的，分散的行動，唯一統一的只有在連登上說好的時間和地點。甚至街頭的打砸暴力都不是出發前事先規劃好要做的事，只是到了現場看到某個激進黑衣人打砸了提款機和地鐵閘機，覺得很解氣，才跟着參與打砸的。所以勇武派的暴力就像病毒傳染一樣，只要有一個人挑頭施展街頭暴力，就會有一百人勇武跟着做同樣的事，而且隨着警方鎮壓的暴力升級和外部刺激因素，勇武們的憤怒情緒被挑動起來，其打砸烈度也自然跟着升級。也就是說勇武們只受自己的情緒支配，打砸的烈度和理智程度成反比，和解氣程度成正比。有人挑頭引導並形成年輕人的羊群效應，這些正是典型的中計上當的前提條件和特徵。

所以年輕人+無大台給了某些人設計下套利用勇武派的機會，只不過這“某些人”卻是分批上場，目的也不一樣。

誰是那些設計下套的“某些人”？

1.首先上場的幕後人是誰？前面說過早期的反送中運動幕後黑手是反習的權貴，而反習勢力一直通過中聯辦越級直接控制香港警務處也是網上很多文章有過論述的，很多事實也證明了警務處並不聽從林鄭指揮。我的判斷是：反習權貴們與香港黑社會勾結派一些年輕的黑幫小弟裝成激進的勇武者混入連登區，混入一群無大台的年輕人中做臥底（打砸燒是黑社會小混混們慣用思維和看家本領），引導和策動勇武年輕人使用違法的打砸燒暴力來表達訴求並與警察抗爭。其目的是加劇香港亂局以引誘習出兵鎮壓，從而尋機扳倒習。下面給出我觀察到的Clues。

（1）前面分析過香港年輕人走向暴力需要一個過程，到701為止的年輕人一直都十分克制，可突然出現的701暴力衝擊立法會一事卻非常可疑，首先，只有兩三個蒙面黑衣人用鐵籠車不顧議員阻攔撞擊玻璃門，其他年輕人都在旁觀。其次，警察明知這幾個黑衣人在暴力違法卻反常地不去抓捕，眼看着幾個挑頭人在那裡斷斷續續違法撞門好幾個小時。最後，守在立法會裡的警察看着大門就要被撞破時，突然於晚9點撤走沒影了。很明顯，幾個撞門的黑衣人是被派來的，且有警方配合。

（2）從701的現場看，勇武派年輕人還沒有跟隨領頭的黑衣人一起撞門，說明勇武年輕人的情緒還沒有被調動起來，法治觀念還在約束勇武們，於是721白衣人元朗打人事件上演了，警察的遲遲不到場配合黑幫打人的“黑警”行為終於激怒了勇武派，從此勇武們的抗爭開始有暴力傾向。很明顯，白衣人和警察的配合是出自那個幕後黑手。

（3）從報道和油管視頻看，七月到八月中旬發生的打砸燒事件警察到場制止都比較遲慢，也沒有積極抓捕暴徒，這和進入九月後積極制止打砸燒並強力抓捕的情況有很大反差。解釋只有一個：七，八月間打砸燒事件的領頭人需要警方“保護”。另外，發生於七，八月間的污國徽和燒國旗等都不像是勇武們的自發行為，更像是有人慫恿或臥底干的，意在刺激習出兵動武鎮壓。我只問一句：為什麼勇武們憤怒情緒更高，仇警仇共更甚的9，10，11月份反到沒再發生過類似事件了？這明顯不合乎邏輯和常理嘛！

（4）林鄭在八月中的私人宴會上流露的無奈也說明了林鄭知道反習勢力借勇武派在香港作亂，擔心自己夾在兩個勢力之間可能會被當做替罪羊的心情在談話中表露無疑。

不過，我的觀察和判斷是：反習勢力經過兩個多月的折騰眼見習說死也不出兵，知道激將法已經敗露，於是指示黑幫在勇武里的臥底從八月中旬就基本退出了。接下來給勇武派下套設計的就是另外的“某些人”了。

2.那麼從八月中下旬開始登場的幕後人是誰呢？其實，自721衝擊中聯辦和國徽潑墨到8月3日海港城國旗入海，接着8月13日的付國豪和徐錦湯機場遇襲，再後來的多次遊行不少人高舉美國和英國國旗，這些事件都大大地刺激了習主席的一顆玻璃紅心，也激發了國內民眾的愛國心和反“港獨”的民意，這讓習中央認定勇武們與中國和黨越來越離心離德，如果再放任勇武的反黨反中的“時代革命”，等於是默認其合理性，那麼香港的老百姓都要慢慢認同勇武的革命了，那時黨就會徹底失去香港了。另外，中央在香港的特務多如牛毛，習對香港了解知道的肯定比我觀察到的要詳細百倍，比如：

a) 在《逃犯條例》被林鄭宣布“已死”後的民意有所下降（616反送中遊行是二百萬，818維園遊行據說170萬，但因是流水循環式，估計不到100萬）。

b) 勇武派們頭腦簡單，情緒極易被挑動且無法自控，對明顯違反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做法無感，甚至對打砸燒行為已經引起民眾反感並失去民意也毫無知覺。

c) 彼時香港警察對勇武派的敵視情緒已經非常強，已經具備強力鎮壓的思想基礎。

這些細節的信息讓習中央看到了既可順民意鎮壓勇武的“港獨”又能藉機消滅勇武派並解決香港問題的機會。於是習中央就制定了一個毒丸計劃：通過刺激勇武派走向更極端暴力，助勇武派繼續打砸燒，助他們攬抄，加深市民對社會動盪的抵制情緒，分化瓦解香港民意和國際社會，孤立勇武派，給大規模鎮壓抓捕勇武派創造輿論環境，時機成熟時一舉消滅勇武派。

這個計劃當然是絕密的，我不可能知道，你甚至也可以說是我杜撰的，但我相信觀察到下列事實的任何人都會或多或少地同意我的上述“杜撰”：

（1）8月23日大紀元獨家披露，有紅二代對大紀元透露了，習近平看完了818遊行後於19日對港澳辦系統的人傳達指示說：“誰惹得麻煩誰自己解決，自己善後處理，不要給中央添壓力”。這一看就是假的，是典型的借“餵料”為名釋放虛假信息。意在製造習和反習勢力還在內鬥的假象，麻痹勇武派。你想，香港那麼多親共媒體，“餵料”怎麼也不會輪到大紀元啊！而且，腦子沒進水的人都知道習絕不可能對黨內說這種話。

（2）王岐山於8月29日南下深圳密見林鄭，告知她二件事，第一，她在私人宴會上的講話已經被錄音並將被透露給路透社，以此為背景讓她準備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並開啟對話，宣傳要解決民生問題，要解決年輕人住房問題等，向公眾顯示港府意在緩和局勢軟的一手。第二，警務處將對勇武派進行暴力鎮壓與抓捕實施硬的一手，尋機消滅勇武派，武警也將被派進入香港與港警一起“鎮暴”。這軟的一手就是要給鎮壓勇武占據道義高地，同時消除任何對強力鎮壓勇武派是有意為之的懷疑。

（3）警方從825警民對峙中首次動用裝甲車和水炮車到831警察太子站無端暴力攻擊市民，再到9月初開始有警察（或武警）假扮黑衣人混入勇武示威隊伍強力抓捕，甚至有不明黑衣人參與打砸燒的，直到後來武警成建制地入港扮港警參與暴力鎮壓。警方的暴力自8月下旬突然開始升級，並使用武警加大暴力鎮壓，這一系列的動作與前兩條向公眾釋放善意，林鄭示弱趨軟的姿態明顯邏輯上完全相悖啊！一方面表現出要緩和局勢的姿態，一方面卻加強暴力鎮壓的力度，這明顯有違常理邏輯嘛，世界上哪個政府會這樣兩面三刀地對待自己的民眾呢？知道中共本質的人心裡都有答案。

（4）大家都知道，自612警方對反送中運動開啟暴力清場以來有不少墜樓事件，七月中旬之前有四起，不過，這四起墜樓要麼有留下反送中遺言，要麼有標語口號，很明確都是自殺。從七月中下旬到整個八月，由於林鄭被迫宣布《逃犯條例》已死，幾乎沒有什麼墜樓事件。可是從九月1日至6日突然陸續發生的多個墜樓墜海事件且都沒有線索，如果說這些是831警察於太子站打死的人被拋屍還可以說明出處和原因，那麼從九月中旬連續均衡地發生的墜樓墜海事件就非常離奇了，下面我只列出事件日期：9月14日，16日，20日，22日，24日，10月5日，20日，25日，11月4日，13日，17日。其中除了9月22日陳彥霖和11月4日周鋅樂有明顯是被他殺的線索外，其它的都沒有線索卻疑點重重。

疑點一：這麼多墜樓居然沒一個留下遺言遺書或自殺線索，怎麼香港人突然從9月開始把自殺特徵給改了？

疑點二：發生時間多數都在深夜或凌晨，而且警方都以“無疑點”快速結案，難道這麼多不睡覺的人去自殺？

疑點三：發生時間分布均勻，幾乎每隔幾天就發生一起，難道這些自殺者早早一起商量好了排期自己哪天走？

疑點四：到11月17日勇武們基本被抓完後，也是最後一起自殺事件後，自殺潮嘎然而止了。難道自殺也如趕時髦一樣地潮起潮落？

很顯然，這是有人刻意用一起接一起的暗殺（而且是專業殺手）來持續保持對勇武派憤怒情緒的刺激，而且有警方的配合。其目的是不斷讓勇武派被刺激去使用更多的暴力抗爭，以給警察使用暴力鎮壓抓捕勇武派製造法理制高點。同時當勇武派被憤怒和仇恨沖昏了頭失去理性思考時，一舉消滅勇武的機會就來了。仔細觀察可以看到，進入九月後勇武們的打砸燒烈度和街頭對抗烈度都明顯在上升了，進入十月後就開始普遍大量使用燃燒彈和彈弓了，應該就是勇武們一步步被連續的墜樓所激怒。

最後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勇武派正如“某些人”所願被基本抓捕殆盡，在理工大警方堅持不放走被圍在校園裡的勇武們也算是個佐證了。所以，勇武派中計了可不是我瞎說的。

除了有人給他們設計下套，勇武們的中計的深層原因，還在於他們無組織，無大台，無綱領，無計劃，看上去很多行為是一個群體所為，實際上全是憑各人素質修養和思想行事的個體行為，現場情緒的驅動，發揮，失控，衝動使他們做出了很多並非事先打算要做的，不計後果的盲目行為。更可悲的是，勇武們的衝動情緒和激進思想使得他們整體的行為在向群體裡最激進，最暴力，最盲目的那個個體看齊，而不管他做的是對還是錯。

當然，說勇武派中計了並不是要為他們的盲目暴力行為開脫，如果說勇武們的暴力抗擊警察是中計了，那麼勇武們對公共和私人設施的打砸燒，對持異議人士的圍攻甚至毆打，不尊重他人自由和人權的強迫罷工和堵路等就是由於自己認識和素質修養不夠。比如：勇武們認為地鐵是黨產而破壞之是愚蠢的，地鐵是香港納稅人的錢修建的，屬於香港人民，大肆破壞地鐵設施等於把自己放到人民的對立面，中了別人的圈套。比如：勇武們以為抗共就可以打砸中資商店以及對持異議的個體民眾“私了”也是失道義失民心的做法，搞錯了是非對象結果自己心裡想的“抗暴”在民眾眼裡卻成了“施暴”。比如：勇武們為了達到罷工目的，通過堵車門，堵交通來強迫他人，以追求民主的名義就隨意剝奪他人的自由和人權，這說明了他們不知道民主的終極目標是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作為一個超過十八歲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如果還意識不到這些行為是有違自己所要求的民主自由，是公民不應該做的，那麼從普通民眾角度看，他和14K的黑幫小弟的分別也不大了。

總結一下運動的得與失

前面說過了運動的兩個階段，回過頭來看，運動的成就（終止《逃犯條例》）基本上是和平抗爭的第一階段取得的。而由勇武派主導的暴力抗爭的第二階段基本失敗了，撤回《逃犯條例》僅僅是林鄭的一個面子，意義不大（而且是剿滅勇武圈套的一部分）。暴力抗爭的結果是，五大訴求里的其它四項訴求與暴力抗爭前相比更難爭取了。

我在八月中曾發文《一個海外華人對香港各方的寄語》裡面對勇武派說了五點寄語，現在看，我勸勇武派不要去做的那五點，他們都做了，或者說，我預見到那五點的不良後果，他們都沒意識沒感覺。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閱歷少，知識和經驗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無法自制，一直讓情緒超越了理智。

我曾看過一個記者拍到三個勇武者在街頭起爭執的視頻，他們剛剛經歷了一輪與警察的搏殺，僥倖躲進了一條巷子，其中兩個人建議撤退，另一個則要殺回去救手足，最終激進者用“兄弟齊上齊下，香港沒有退路了，我們不能退”等激昂口號打動了另兩個一起殺回去了。這讓我想起了“六四”學生們在是否撤離天安門廣場問題上又何嘗不是完全被衝動的激進者所裹挾，再回想台灣，波蘭和東歐諸國民主化運動之所以獲得成功，中堅的領導者都是精英成年人恐怕是原因之一。而六四學運中，戴晴，劉曉波等人中途想介入來領導學生，但被拒絕，這次反送中運動，民主派精英則選擇不介入勇武派，從兩場運動的結果看，放任衝動激進的學生去主導民主運動是不行的。

所以我的第一個總結就是：未來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要有精英成年人來主導，來領導。當然如何領導運動先鋒隊青年學生是另外一個大課題。

第二個總結是：事實證明無大台不是個好辦法，行不通。其實有大台的群眾運動一樣可以採用Be water的策略。Be water是為了保護大台而不是取消大台。

第三個總結是：在和平年代（除非社會經濟崩潰，底層人民已經沒了活路），特別是如香港在制度層面還有相當可運作的空間下，民主運動應該首先以“和里非”方式進行，而且要長期堅持，不能輕易走向暴力或以暴制暴的方式。在即使可以有限的暴力抗爭來配合和平抗爭，也不能失焦，要始終針對政權統治者，不能變成針對民眾的擾民盲目暴力。另外，這次香港的“和里非”在取得第一階段勝利後，盲目過度樂觀，誤以為勝利完全來自於612勇武派的暴力抗爭，於是開始放任勇武派繼續走進極端盲目暴力，並不與之割席，一度失去了不少來自民間和國際社會的道義支持，需要吸取教訓。

如何解讀區議會選舉泛民派的大勝

看到網上多數的解讀都屬於下面三類

一類來自於民主派，典型的說法是：“452個議席中，泛民派取得388席，得票率超過85%，說明了六個月來的抗爭運動得到大多數港人的支持”。

一類來自勇武派及其支持者，典型的如黃之峰說：“大勝是里程碑，今次的選票極大化，證明了和勇不分，兄弟爬山一起努力，香港人不割席”。

一類來自五毛/自乾五/左派，典型的如鄭國成說：“香港人既然喜歡暴力，支持暴徒，就隨它去吧，以後大陸也不用給優惠政策了，脫鈎了挺好”。

還有些少數相對中立的解讀，比如萬維轉載了一篇明報的文章《香港人贏了區選舉，但或已經輸掉了未來》，其中一個觀點是：“盲目從意識形態支持對抗中國的力量，實屬把香港困在畫地為牢的危險境地”。

我發現，雖然上述各種解讀來自從左到右廣泛的政治光譜，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誤讀：他們都把泛民派的大勝解讀為多數香港人對勇武暴力抗爭的支持。

而我的解讀是：

1.這次香港區議會選舉是在特定政治背景環境下的一次對林鄭港府的政治公投，而不是對勇武派暴力抗爭的公投。所以，泛民派的大勝只能說明多數港人拋棄了林鄭港府，是對林鄭港府向民意濫用警察暴力的做法說不，港人用選票懲罰的是這場動亂的始作俑者，和支持勇武的暴力抗爭關係不大。所以民主派說“六個月來的抗爭運動得到多數港人支持”是把運動的兩個階段混為一談了，不夠準確。能夠確認的是：第一階段的和平抗爭得到多數港人的支持，而第二階段的警民暴力對峙，林鄭和警方是始作俑者，要付更大的責任。

至於說支持和不支持第二階段勇武暴力抗爭的港人分別有多少，我沒看到過相關統計數據，但可以大概估計一下：假設616二百萬上街遊行的“和理非”們都支持勇武的暴力抗爭，那七百萬港人還有五百萬沒上街的人裡面，假設有一半人是中立，一半人是不支持勇武暴力抗爭的（即250萬），應該是大致合理的吧？事實上，即使在“和理非”裡面有多少全力支持勇武暴力的人也是有疑問的。你就看當理工大被圍後，裡面的一千多人在網上呼籲支持者們前來反包圍警察來解圍解救自己時，除了部分受困者家長來靜坐，響應呼籲前來解救的人寥寥無幾，已經多少說明了勇武們的支持率。

另外一個觀察香港人是否支持勇武暴力抗爭的事實是：勇武們曾多次號召港人“三罷”而得不到民眾的響應（除了個別學校有罷課以外），勇武們的堵地鐵和堵交通等強迫別人罷工的行為也遭到廣泛的反對，到後來甚至群起而攻之，以至於11.11以來的街頭堵路進行不下去，才不得不退守中大和理工大去堵路（因有2號橋和紅磡隧道天橋直通校園）。

所以黃之峰對泛民大勝的解讀就更離譜了，人們嘴上不說割席，不等於內心就不割席。人們反對林鄭港府和警方，不等於就真的和勇不分了。黃的這種言論會誤導剩下的勇武們，也是在害這些孩子們！

2.民主派和黃之峰說的“得票率超過85%”和“選票極大化”也是不顧事實的盲目樂觀，要知道得票率和拿下85%的議席是兩回事，101票對100票也可以拿下議席，但得票率卻是50%幾乎對等的民意。這次選舉中泛民和建制雙方的各自得票率數據還沒見到（只看到有網民說是6：4），不知黃的“選票極大化”是從何而來。過分誇大勝利導致黃這樣盲目的勇武們繼續走暴力之路對香港前途是有害無益的。陶傑就認為，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小勝都是好事，泛民大勝則對爭取雙普選非常不利，因為中共會認為雙普選更加危險而斷不能給香港了。這才是冷靜，智慧又理性的思考。

另一個民主派不應盲目樂觀而給與重視的是，選前被各方認為是泛民與建制的指標意義的巔峰對決，在九龍城土瓜灣由長毛梁國雄對決民建聯主席李慧瓊，結果是李慧瓊以343票戰勝長毛。九龍城多是低收入的底層老百姓，這也多少說明了普通老百姓關心經濟利益勝過政治利益。註：這次土瓜灣北區的投票率是65%，低於全港平均投票率。

3.最後說說明報文章的那個觀點，其實明報文章的觀點其結論還是比較理性客觀的，只是對這次泛民大勝的解讀有誤。難道投票給泛民候選人就是支持對抗中國嗎？難道泛民候選人都是反中的嗎？有數據表明多少港人是反中反共的嗎？這種自己臆想出來的假設有實際民意基礎嗎？雖說多數香港人對中共沒好感，但這與政治上反中反共是兩碼事。任何一個有智力的成年人都知道如何區分個人感情好惡和政治現實，都知道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保護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這是為什麼勇武派只有幾千人占總人口比例極其低的原因，也是我認為多數港人不會支持衝動的勇武派暴力抗爭和部分人反中反共觀點的認知基礎。

展望未來

雖然這次泛民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但這隻具有象徵意義，對港人治港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當然，這對林鄭和中共是個警告和民意的展示，就看他們是否願意尊重這個民意，誠心誠意進行政治和解並給香港落實雙普選。老實說我不是很樂觀，香港的民主運動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做長期抗爭的準備，而且要仔細考慮好長期抗爭的策略和規劃。我能想到的有：

1.首先要明確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方向和最終目的不是要顛覆目前這個制度和國家政權，也不是要在政治上反中反共，而是要在既有的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應得的雙普選和自治。所以首先要以“和理非”為主導的抗爭模式，可以兼顧有限的，有智慧的，有針對焦點的暴力手段，其次要牢牢守住道德和法理的制高點，這是和平抗爭取得廣泛支持走向勝利的關鍵（中共這次得以消滅勇武派就是用計占據了道德和法理制高點），同時做好長期不懈地抗爭的思想準備。要一切以達成雙普選這個目標為運動中心，保持運動不失焦，既要堅持自己的民主要求，也不要試圖去影響改變大陸的政治體制。只有咬住“一國兩制”這個中共自己也認同的東西，才可能最終達到雙普選的目標。

2.我們追求民主的同時也要知道民主制度的缺陷，即民主容易導致民粹，從而滑向極端的左或右，民粹通常都是包含太多的理想主義並脫離了政治現實的東西，是社會動盪的根源，並最終成為民主制度的毒藥。所以運動的精英領導者要注意防止民粹思潮泛濫影響了爭取雙普選這個終極目標，如果在民主運動中放任年輕人或幼稚的民粹把運動的焦點滑向反中反共（比如燒中國旗，舉美英國旗等）甚至港獨，那不但根本得不到雙普選，還可能使運動走向悲劇的結局。中共並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不敢在香港開槍，只是還沒到他們認為可以開槍的時候。

3.民主的本質是妥協，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鬥爭更是應該以妥協策略為主。關於五大訴求的未來何去何從，相比一些民主派堅持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個人比較傾向於陶傑的建議。具體如下：

（1）撤回《逃犯條例》：已經達成了。

（2）撤回暴動的定義：這個屬於面子的東西，為了爭里子可以考慮部分退讓。

（3）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抓捕的示威者：需要某種妥協，比如無條件釋放十八歲以下和60歲以上者，以及沒有確切打砸燒證據的單純示威者，對大部分不是嚴重違反法律的，應給與輕判等。

（4）對警察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應採取抓大放小，對幾個明顯有民憤的事件，如721元朗打人，831太子站打人，114周鋅樂墜樓以及警察實彈開槍傷人等進行徹底調查，其它的警察暴力則放過不究。

（5）雙普選：這個要堅持到底。至於如何達成，需要智慧和談判博弈能力，陶傑提出用同意日後完成23條立法來換取落實真正的雙普選，我看值得考慮。畢竟，要面對的現實是香港不能獨立，需要在一中的基本法架構下實現雙普選。

當然，理想的情況是五大訴求都拿下來，但關鍵在於如果在政治上不可行，那很可能最後是走進僵局，結果是什麼也得不到。理想主義者多數會失敗就在於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不從實際出發，其本質是極左的。

我個人覺得，雖然中共極不願意給香港人真雙普選，但其不願意的根本原因在於擔心香港鬧獨立或成為反共基地，如果香港人表現出不反中，不反共，不獨立的意願，僅僅是要求民主自治的話，中共其實沒有太多可擔心的。

香港問題的性質歸根到底屬於國內政治協商性質，屬於圍繞基本法來談判博弈的性質，還遠沒有到雙方立場水火不相容，不得不訴諸武力或暴力的階段。無論是和平抗爭還是有限暴力抗爭，抗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香港民主運動的領導人要有大智大勇，不被民粹和年輕人所左右，選擇最有可能達成目標同時代價最低的路徑才是真正造福香港大多數人民。

誠然，香港的未來不光取決於民主派一方如何做，也取決於中共（和傀儡港府）一方怎麼做。首先關於《禁蒙面法》被判違憲一事，在泛民選舉大勝之後港府是否還會堅持上訴至終審法院，終身法院會如何判，中共是否會干預並施壓導致“人大釋法”都是值得觀察的。其次關於港府和林鄭如何與泛民進行政治和解，是繼續敷衍糊弄民意還是誠意地對話協商與民主派妥協也是值得觀察關注的。如果中共和林鄭在上述兩個問題上堅持干涉，打壓的做法，堅持黨大於基本法的思維模式，勢必會引起港人民意的進一步反彈和抗爭，香港社會將進入長期不穩定和動盪，這對香港人民和中共政權都不是好事，是雙輸。

如果說香港人民已經做好了付出這個代價也要雙普選的思想準備的話，那中共將何去何從則是他們要考慮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