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军舰为何要炮击新星号？8名船员是怎么遇难的？俄方将怎样给予赔偿？中共政府应该怎么做？近一个月过去了，这一切都还是谜团

荣成市俚岛镇庄上宋家村。

春天的北风吹得呼呼响，宋进他妈抓了一把糖果，塞给邻居。两个人唠起来，邻居对他妈说：这是好事，回来就是好事。

宋进家这几天都很热闹，先是一大群记者等着宋进回来，后来亲戚们陆续来看宋进。亲戚们提着十几元一瓶的好酒，酒桌上二舅却哭起来，“咱来了，还没见着外甥。”宋进他妈劝他别哭，说不会骗他，外甥没有受伤，人好着。

二舅酒喝多了，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起宋进的事，“这都是上帝的安排，是前世积的德，要是他上了第一个筏子，他也就去了。他不与人家争，后面上船，才保了一条命。这都是上帝安排，上帝的安排……”

宋进他爸不信这些，说：“上帝在哪，上帝能安排什么？这是命运。”

宋进今年30岁了，一出船就是一两年，做海员4年，才回家3次。家人指望着这次回来娶个媳妇，上回回来相了几回亲，但没娶成。可遇上这样的事，钱没赚到，媳妇怕都保不住了。

二舅是个实在人，他说，“古代人说，有路不登舟，有钱谁会干船上那辛苦活？还不是为钱服务么，这是个金钱社会。”

宋进家的房子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宋进曾祖父修建的，到他父亲辈重修了一次。家里共两间房，自家人住都显得拥挤。早些年，当地农村时兴买城市户口，宋进他爸也花2000元给儿子买个城市户口，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城市户口没用，农村没有地，连宅基地都分不到。荣成市的房子均价要3000多一平米，买了房子，媳妇就好娶了。

2月25日，宋进他妈听说儿子要回来，杀了鸡，买了鱼，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可一直等到晚上，一片漆黑，宋进才进门。公司派车把他从青岛送到了县城，他一个人从县城打了辆的士颠簸回来。走的时候，县城到村里的路还是平整的，而今正在翻修，到处是土堆，坑坑洼洼。

宋进穿着一件灰色的羽绒服，手里提了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放着几个证件。棉衣和鞋子都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送的。兜里还有半包未抽完的俄罗斯香烟，后来留了两支给他大舅二舅尝尝，他们吸了几口说，这个烟不如咱中国烟好抽。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带。

等待的记者们拥簇在屋内，似乎发生什么特大新闻，闪光灯、摄影灯照得屋内通明，宋进的情绪有些低落，他不愿意面对镜头。

那天晚上，一家人很早睡了，宋进什么也没跟家里人说。后来几天，他说得也不多，没有人问他，他从不讲船上的事。第二天，他跟他妈说：“我这次回来又什么都没带，本来买了好多国外的东西，全丢在船上了。”

他妈说：“你还说这干啥，人回来就好。” 宋进没有说钱的事，他家人也没问。

记者陆续来到他家，他却出门躲记者，早出晚归。宋进平安回来在俚岛镇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都说他福大命大，能给人们带来平安。镇上一个老水手说，宋进应该抓住机会，利用媒体，成为一个明星船员。

宋进可没这样想。记者等待他数日之后，他终于决定见面。他话不多，皮肤有些粗糙，手上已有不少老茧，即使讲起海上惊险的历程，也不是那么激动。

他说他要为死去的兄弟讨说法。

生死时速

时间回到半个月前。

2月13日下午，千疮百孔的新星号货轮掉头往回航行，俄军停止了炮击。

次日下午，新星号货舱开始进水。15号凌晨3时左右，主机停机，螺旋桨露出水面。新星号完全失去动力，在大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

清晨8时，船体已严重倾斜，随时可能沉没。船长与俄方联系后，扔出烟雾弹，准备弃船求生。俄方称无法靠近新星号营救，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船员们起初准备起用救生艇，后来发现救生艇底部到处是子弹窟窿，根本不能用。他们只好用救生筏。救生筏在甲板的左右两边各一个，与救生艇不同，救生筏没有动力系统，只能靠人力划桨和风力漂移。这时他们并不紧张，显得很有秩序。

宋进和船员们先放下了右边的救生筏，救生筏掉入水中，筏篷自动撑开，宋进在甲板上将绳子拉了拉，让救生筏处于靠近船边的最适合登筏的位置，7个中国人和一个印尼人先登上了第一个救生筏，等待他们的是前方的俄军172号舰艇，当时他们处于上风位置，筏子顺风漂流便可靠近俄舰。

一个船员割断绳索，筏子开始按预定的方向顺风漂流。这时，宋进向甲板左边走去，大约有15米的距离，他准备放下另一个救生筏，但他发现印尼船员已经放下，于是他又回到这边取梯子。时间急，他们将梯子拉上来，来不及折叠，抬着长长的梯子往另一边走。

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第一个救生筏就要靠近俄舰，他觉得他们获救了。

第二个救生筏遇到了很大困难，风一个劲地将它往大船边上吹，贴住了船体，救生筏有时还往后漂移。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救生筏继续往后移，碰上了螺旋桨，就可能被划破，他们就只能弃筏逃生。而如果大船沉没速度加快，因船体下沉引起的漩涡也可能会吞没救生筏。

俄方用英语喊话，说营救船只离他们很近，让他们沿船体前移。千钧一发之际，船员们用救生的桨抵住大船，一步一步将救生筏往前撑。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们终于离开了即将沉没的大船，靠近了俄舰。

他们得救了。一个俄国士兵将他们从甲板带到了下一层的餐厅。餐厅就他们8个人，两个服务员从厨房走出来，她们用手势告诉他们，第一个救生筏上的3个船员跳海了，游泳，冻死了。

宋进和其他船员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他们觉得出现危险的应该是他们，而不应该是第一个救生筏上的兄弟。

在餐厅坐了几分钟，他们被带到了会议室。俄方船长来了，他先做了一个打枪的手势，然后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们，3个船员跳海死了，5个船员被救上来后冻死了。

他们想问问对方细节，但语言不通，只能用表情说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会议室，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点心、热水、面包和毛巾被，船长和大副正冻得不行，将湿衣服脱下来，裹着毛巾被。几名俄方人员轮流看守着他们，离他们远远的，也不说话。

半夜，船抛锚了。灯也熄了，会议室里有宋进、李广超和刘峰3个中国人，他们躺在会议室的椅子上休息，却睡不着，他们想不明白第一个救生筏7个兄弟怎么会出事。

“战争”

时间再向前推到2009年1月下旬。

宋进跑了3年船，却是第一次在俄罗斯港口停靠。到过俄罗斯港口的中国船员都对俄罗斯边防军公开索贿记忆犹新，而这次他却没有遇到。

一切显得很正常。1月29日，船停靠俄罗斯纳霍德卡港口后，收货方代理人开始进行货检，宋进也在现场。“大米上铺了一层纸，因为泰国和俄罗斯的温差，纸上的水珠已汇聚成了小水洼。检验人员将试管里的一种液体滴入水洼，水的颜色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没有海水。除了少数几袋大米外，大多数地方和货舱内壁水分检测颜色都没有变。”

起初三四天，5000吨大米差不多卸完了。宋进像以往一样，到一个港口，若不值班就下船转悠，吃饭的时候回船上。

在货物将近卸完那天，宋进听说对方提出货物质量不合格，要求赔偿。新星号货轮似乎被无限期停靠在港口，以前卸货物都不过几天，但这次竟然一天、两天、三天…一直等了十多天。

这对船务公司来说损失是致命的，本来受经济危机影响，承运费已经低得可怜，每等待一天就要多支出高达上万美元的港口停靠费和船员工资。虽然，对宋进来说无所谓，因为只要船舶还在国外航行，他的工资照拿不误。

2月11日，船员们听说第二天船将要离港，对方货运代理人将海员证和登陆证收了回去，在俄罗斯边防管理处办好手续后将海员证发了回来。12日中午，一名俄罗斯领航员将新星号带到抛锚地停留。宋进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判断，这些手续办完了，船也就可以远航了。

次日凌晨，他接到船长的起航命令。事后据俄方称，新星号尚未办完手续就擅自离港，有人指责船长拿生命开玩笑，也有传言水手长（属于最低等的船员之一）是船舶管理公司某领导的亲戚，是他要求船长起航。记者采访宋进时，公司人员恰好打来电话，宋进对此问题这样回答，“没有颁发水手长任命证书，船上肯定是船长负责。”

第二天一早，俄罗斯军舰追了上来。俄罗斯军舰速度快得多，但船体小，如果新星号不停下，他们无法强行拦截。宋进称，他们的船是以每小时9海里的速度航行，而至于当时是否处于公海位置至今仍争执不清。

上午11点左右，“突、突、突…”海上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子弹打在船上嘣嘣响，宋进正在睡梦中，他被枪声惊醒了，还以为是空调发生故障，马上，他发现不是。正在休息的船员们马上穿好救生衣，三五成群地躲在生活区的角落里。

船长也不例外，吓得躲在角落不敢动。厨师已经做好了中饭，但是大多数船员根本没心思吃饭，宋进吃了一点，就去换班去了，当天12时至16时是他值班。宋进本是一名普通机工，也即船上最低等的船员之一，但在这艘船上，他被提拔、代替行使二管的职责。

在船上，全权负责的是船长；之后是大副和一管，分别属于甲板部和轮机部；次之为二副和二管。宋进的职位在船上不算小，但因为证书级别不够，只是代理行使职权，工资仍然不高。宋进也不敢长时间待在机舱，担心俄军击中油柜，那样“想跑都来不及了”，船仍然没有停，他隔一段时间就下机舱察看一次。

枪炮声断断续续持续了3个多小时。下午2时，海上雾浓，俄方停止了炮击。下午4时余，炮声再次响起，宋进觉得炮击的声音比上午要大得多，他刚刚下班，还以为俄军不再开火，正在房间玩电脑。听到炮声后，他丢下电脑，又炮到洗衣房躲了起来。

下午6时左右，船长命令将船往回开，俄军停止了炮击，他们也知道俄军不会继续炮击，厨师开始做晚饭，比平时晚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淘金梦

庄上宋家村是俚岛镇的穷村，镇上其他的村，要么靠海，要么有山，他们村什么也没有，村里人靠手艺和打工为生。

当地人把船员叫做“跑船的”，也有人称为“渔花子”。村里几个“跑船的”都是做最普通的水手（甲板部）或机工（轮机部），这种船员没什么文化知识，在船上处于底层，只需经简单培训就可上岗。

宋进出来跑船那几年是当地这个行业最红火的时候，那时各种中介公司走村串户，打听有无年轻人愿意跑船。他们向农民讲述淘金的美梦，吸引年轻人加入。城里的中介在乡村寻找下一级中介，只要介绍一个人，就可获得高达一两千的介绍费。

这些打着中介名义的经纪人中，不少是骗子，有些农民辛辛苦苦将全部的积蓄交给中介公司，后来却发现公司失踪了，或是培训之后上的船是非法船只。宋家村的不少年轻人渴望出海挣大钱，有些拿不出钱，有些拿得出钱却担心受骗。

宋进做出出海的决定不容易，那时他已经26岁了。如果不是淘金梦的吸引，他大概至今仍在县城一家机电厂上班，拿着一千多块的工资，还有养老保险。一次意外的操作失误让他烦了，决心辞职下海。

宋进至今对自己当初辞职毫不后悔，仍然觉得“在厂里干的那些年有些虚度时光”。30岁的宋进还没有结婚，他本指望跑几年船，挣一笔钱，在县城买个房子，再娶妻生子。

对老船员来说，婚姻生活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危机。一位65岁的荣成老船员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他59岁时与并未共同生活多长时间的老伴离了婚，而今子女也从未来病房看过他，他反复对记者念叨一句话，“两地生活要不得，老来苦。”他的同事中，有4个人60岁左右离婚。

宋进是个上进的船员，村里人都说他从小就是个稳重的孩子。第一次跑船回来，他几乎什么国外的礼物也没带，一箱子东西，全是洗换衣服和14本厚厚的技术书籍，还有一本笔记本，本子上记着英语学习笔记。

在计划经济年代，船员一般属于远洋公司员工，由该公司负责员工的社会福利和保险费交纳。而现在，船员大多属于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负责联络船东或船舶管理公司，安排船员上岗。宋进即属于此类，上船的时候，公司一般会给他们买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养老保险。

船员一般与公司签订上船时间的合同，如“6+6”、“9+3”、“10+2”，这意味着一年中分别工作6个月、9个月和10个月。而宋进签的则是“6+1”合同，即一年上船6个月，6个月之后，双方均有权续约。

在行内，如果超过合同期工作，则需要支付船员比合同期内高出3倍的工资，因此许多船务公司一般不会让船员超时服务，也不愿意与船员签订“6+1”式合同，如果签订船员有续约权的合同，船员很可能不卖力干活。

宋进因为勤奋肯干，深得公司信任，也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按证书级别，宋进只能跑东南亚和国内这些距离并不遥远的航线，他完全可以每年回家，而他第一次出海后就连续干了20个月没有回家。这次，若不是出事，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全球经济的繁荣、不断扩张的海上贸易和不断制造的新轮船，让海上运输行业在前几年显得一片欣欣向荣。曾经的造船和海上运输大国——日本和韩国，随着其经济发达，国民收入普遍提高，从事海员的人越来越少。中国、菲律宾等国船员逐渐填补这一空白。

暴利也使得船员中介兴盛起来。在工厂工作那几年，宋进的工资大多花完了，积蓄很少。靠着家里的老本，他交了近3万元的介绍费，交钱的时候，船舶管理公司还来了四五个人，以打消他们怕受骗的心理。

宋进所从事的机工和水手的培训费用并不高，威海水校党委副书记肖永杰告诉记者，一般收取的培训费不到1万元，再除去办证等费用，中介从每个船员身上可以赚到差不多1万元。船员逐渐过剩，没有资历的船员普遍不受欢迎，后来中介要推荐船员上船，还需要给船舶管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私下送钱。当然，也有一些公司为节约成本，专门要实习生，这样他们雇佣一名船员只需付出一个月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成本。

可从去年初开始，这一行业已冷淡多了。宋家村村支书宋永龙说，去年以来，再也没有人找他介绍海员了，而此前他每年都遇到这样的经纪人，有人还央求他用村里的喇叭做广告。

宋进两次跑船，前一次从值班机工升为三管，月工资达850美元，这次他又从值班机工做起，升到了二管，可工资却比代三管时还少了50美元——都是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没有办法。

突来的俄罗斯军舰炮击事件，在当地来说是一奇闻，这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而新星号之所以执意要冒险起航，也与船务公司难以承担多日停靠的成本有关。

当地船员普遍认为，跑船比飞机还安全，炮击事件似乎改变不了胶东半岛农民的致富梦。

宋进说，今年不出海，明年肯定会再出去。而对那些死去船员的亲人们来说，他们只能遥望不辨方向的大海上遗留的孤魂，永远唤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