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中国地图，我们发现，湖南像一个人形头，而新晃就是人头的鼻子，鼻尖突进贵州一百多里。新晃县城坐落于㵲水河边，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曾路过新晃，并在新晃境内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县城㵲水河东岸还有红六军当时开会的旧址。解放初期，在湘西剿匪的战斗中，电影“乌龙山剿匪记”土匪头子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就是在穿城而过的㵲水河上被解放军击毙。

　　1949年11月7日，新晃解放。1956年12月5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成立。从那时候起，至七十年代末，勤劳朴实的新晃人民，开始在穷乡僻壤的土地上，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

　　先说农村，以某乡为例，开垦荒地农田达千亩以上，各处河流沟渠都兴修了大小不一的水库、塘坝。还兴建了卫生院、供销社、电影院、基金会、油炸房、水电站、企业办、食品站、粮店、初中和遍布各个行政村的小学。

　　在县城，先后兴建和成立了卷烟厂、化油器厂、水泵厂、水泥厂、机械厂、冶炼厂、农药厂、皮鞋厂、五金厂、造纸厂、酒厂、第一建筑公司、第二建筑公司、蔬菜公司、肉食品公司、供销社、服务公司、搬运社等估计有上百个企业和工厂，还有人民医院、中医院等医疗机构。

　　那时候的新晃人民，虽然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是基本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社会风清气正，绝少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

　　晃县，成为真正意义的新晃，人民沐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阳光下，幸福、快乐、平安!

　　杜少平读完中专，进入国营企业工作，成为吃“国家饭”的一员，也正是得益于新晃人民在建国以后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工厂企业。

　　二、集体经济凋零

　　时间推进到八十年代初，也大约是杜少平中专毕业的时候，全国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新晃下辖的各地人民公社也纷纷解散，改为乡或镇，大队、小队也改为村和组。随着农村分田到户，农村集体经济日渐凋零，党组织模范先锋作用也明显弱化。获得自由的农民如同失去看管的黄牛，奔向茫茫的野外。自那时起，偷摸、扒窃、拐卖、卖淫、斗殴等现象开始抬头。

　　一九九零年代，至二零零几年，新晃的国营企业也处于改制的浪潮之中，除了极少数的企业单位得以幸存和保留，绝大多数都随着企业改制而烟消云散。下岗的企业员工可能在万人以上，大家自谋生路，或外出打工，或摆个地摊开个店铺做点小本生意。像杜少平这样脑瓜精灵的人，就想办法走后门，搞歪门邪道。

　　如今的新晃，很少有集体所有制的工厂企业，前面所列的企业已大多不复存在。以前每个乡镇都有一个电影院，现在除了县城还有一个电影院，乡镇电影院也几乎全部消失，大多卖给私人或另作它用。

　　另外，以前每个偏远的行政村，都有一所小学，都有卫生室，现在全部撤销了，只剩下乡镇上有小学和卫生院，以及私人经营的药店。

　　三、新晃社会环境的变化

　　九十年代初期，新晃人开始失去了赖以依靠的集体经济基础，大量人员纷纷离开家园，告别父老乡亲，南下深圳、东莞、广州等沿海地区务工。

　　在农村，随着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在城市，随着企业工人下岗，党的组织和领导职能也慢慢退化乃至消失，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责任变弱，对老百姓的约束作用也逐渐降低，人心开始浮躁，社会变得散漫。这时候，各种被压制很多年的歪风邪气又开始抬头。

　　新晃地处湘西边陲，民风彪悍、好勇斗狠。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负面因素基本被压制下去。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农村政策和管理方式的调整，各乡、各村之间，经常在集镇上发生打架斗殴的情况。在县城，无业游民和无业青年，也经常发生打斗事件，并经常欺负、殴打从乡下进城的农民和青年。那时候的新晃，外地人去到某个地方的集市上，如果本地的社会青年看着不顺眼，可能就会找茬，把他揍一顿。

　　也是自那时起，赌博、偷摸、扒窃、拐卖、卖淫等现象开始死灰复燃，后来，又出现吸毒、贩毒、高利贷、黑社会等违法乱纪现象。

　　如今，在新晃县城，在各乡镇，没有工作、没有出路、不务正业、打牌为生的中青年人群非常普遍。几乎每个乡村都赌博成风，在各乡镇上，一条街或一个村，都有好几家麻将馆，很多无业青年和闲杂人员常年混迹于牌桌，不务正业。连那些上了年纪，以前老实本分、兢兢业业的农民大伯大婶、爷爷奶奶，也有很多人以赌博为乐。除了打麻将、还有炸金花、炸拱、跑胡子等赌博形式，前些年还流行“滚地龙”“麻十三”等别出心裁的赌博形式，很多家庭因为赌博，搞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还有哐当入狱、家破人亡的情况。

　　另外，打牌赌博这些歪风邪气在新晃的机关单位、事业单位，也非常盛行，很多工作人员，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助长了不正之风。

　　四、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苗

　　新晃的社会环境，本来是民风淳朴，风清气正。但随着农村分田到户，随着企业改制，社会土壤开始改变。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逐步发展，逐渐异化，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以追求金钱名利为主体，以吃喝嫖赌为乐趣的社会风气。安分守己、老实本分、兢兢业业，反而成为一些人嘲笑的对象和题材。这种风气侵蚀下，又延伸出吸毒、贩毒、黑社会、高利贷等违法犯罪行业。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新晃县城、各乡镇，一大批初中、小学毕业的青少年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不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担当使命的思想精神，而是满大街的江湖文化和社会习气。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我们的青少年，会被带往何方?引向何方?

　　我们来看杜少平，他应该是1980年左右参加工作，那时候风气还挺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污泥浊水。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各种负面信息侵蚀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杜少平也自然很难独善其身，或多或少受到歪风邪气的腐蚀和影响。

　　2000年，杜少平下岗了。经过新晃社会那些不正之风的长期侵蚀，又没有了工作，失去了约束，杜少平这支毒苗破土而出。

　　五、失去党组织监督的农民和工人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得了土地，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也减轻了负担，农民也比以前自由了。但是，弊端很快表现出来。因为分了田地，农民各自为阵，各人自扫门前雪，加大了政府治理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因此，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也得不到彰显。甚至于，对农民不闻不问，成为普遍现象。这时候，农民虽然是比以前自由了，却如同失去羁绊的新晃黄牛，没有了方向，失去了监管。于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就兢兢业业、本本分分地养家糊口，而那些以前被压制多年的恶习，却失去了禁锢，如同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偷盗、扒窃、赌博、打架、拐卖，都在那时候开始滋生并泛滥。

　　在企业改制的浪潮中，数以万计的企业职工和杜少平一样，因为所在的企业改制而下岗。这时候，再也没有人来真正关心、照顾这个庞大的群体，当然也没有人来关心杜少平的思想问题、心理问题、前途问题。大家只能自谋生路，各奔前程，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杜少平那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门路的下岗同事，只能在他开的休闲中心门口摆摊卖酸萝卜，还因为影响到休闲中心的门脸被砸了摊子。而杜少平脑子比较灵光，又有一个舅舅在当地最好的中学当校长，稍微使点手段，便承包了新晃一中的跑道工程。谁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坚持原则的“程咬金”邓世平，阻碍了他的横财梦，这才丧心病狂地实施了杀人灭口。

　　六、从国营建筑公司到包工头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大型工程都由国营建筑公司负责承建，工人实行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福利制度。进入建筑公司，地位、待遇、工作都让人羡慕。由于工人没有后顾之忧，干的工作也是为国家做奉献，再加上实行严格的监督、验收制度，自然很少贪污浪费。工程的建设也是公家对公家，个人无法从中获得好处和利益，也就不存在偷工减料，建设的工程质量自然非常过硬。因此，也很少出现人为的质量事故。因为一个工程的承包、施工、验收，都非常严格，贪污腐败、偷工减料，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后，国营建筑公司的发展步伐放缓，也卷入到改制的浪潮中。新晃原先也有两个国营建筑公司，“一建”和“二建”，后来，也因为改制而成为私人的企业。

　　由于国营建筑公司的改制，又放开了对建筑行业的监管和限制，于是，一大批没有建筑资质，缺少社会责任感，又善于投机取巧的包工头应运而生。各种建筑工程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流，顺理成章的承包给私人企业和包工头。有些包工头，根本不懂建筑、不懂技术，完全是凭关系或不正当手段获得工程的承包权。这时候，私人建筑公司特别是包工头，他们承包工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而是琢磨怎么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豆腐渣工程也就有了存在的土壤和温床。

　　在这个大背景下，没有任何建筑资历和建筑资质的下岗职工杜少平，通过暗箱运作，获得新晃一中操场跑道工程的承包权。由于承包工程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谋取暴利，自然会想办法偷工减料，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七、新晃操场埋尸案的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梳理，新晃操场埋尸案的起因和内在关联逐渐清晰：

　　（一）外在关联

　　1.企业改制，杜少平下岗;

　　2.自谋发展，自谋生路;

　　3.暗箱操作，承包新晃一中跑道工程;

　　4.偷工减料，让利益最大化;

　　5.遇到邓世平这个坚持原则的“拦路虎”;

　　6.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对邓世平痛下杀手;

　　7.十六年后东窗事发，恶有恶报。

　　（二）内在关联

　　1.新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失去有效监管和教育，偷摸、扒窃、赌博、拐卖等现象死灰复燃;

　　2.受西方、港台影视作品的侵蚀和影响，县城和农村都不同程度的形成江湖文化、痞子习气;

　　3.县城的工厂企业改制，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自谋生路、各奔前程，有的安分守己，有的投机钻营;

　　4.吃喝嫖赌、追逐名利，成为深刻影响新晃社会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一个五毒俱全的社会环境。

　　5.杜少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侵蚀下，随波逐流，失去原先国有企业工人的基本素养和品质，蜕变成危害社会的恶魔。

　　八、教训与思考

　　诚然，新晃操场埋尸案，只是个案，不能把直接把原因归纳为集体经济解散和企业改制。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对这个事件的分析和梳理，我们还是看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脉络：

　　新晃农村和城市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民和城市青年缺少正面教育和有效监管，产生了以金钱为导向，以吃喝嫖赌为乐趣的新晃社会主流价值观，随后又延伸出江湖文化，产生了黑社会、高利贷等畸形行业。这样的环境和土壤，很难培养出一批具有理想信念、责任担当、追求进步的社会青年，反而造就了一大批以混社会为职业，以吃喝嫖赌为追求的畸形发展模式，并延续至今。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史为鉴、可知未来。

　　新晃“操场埋尸案”的血泪教训，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如何把一个地方治理好，让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答案就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逻辑里，在于我们要时刻牢记建党和建国的初心与使命。只有加紧、加快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只有全面贯彻落实“振兴乡村”战略，大力发展、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只有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教育职能和监管职能;只有增加、创造就业岗位，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才能疏解城市和农村的闲杂人员和无业游民、才能净化社会风气。这样，一个风清气正、舒适安宁的社会环境才可能塑造出来。

　　操场埋尸案，它的内在的逻辑和关联，与成千上万起刑事案件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土壤的改变，而结出无数罪恶之果。

　　希望这一桩桩、一起起惨痛的血案，能唤醒沉睡的人们，能警醒那些执迷不悟的人。

　　唯有正视现实、痛定思痛，才能把准新晃社会病症的脉搏，找到问题的根源；

　　亟待回归正途、以民为本，恢复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解决新晃立身之本，夯实新晃发展之根。

　　如此，新晃方为新，人民方为安，社会方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