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兩月前我曾發文“革命戰爭：友、朋、他”，提示中國政治轉型是一場“革命戰役”。在這場重大的歷史性戰爭中需要“戰友、朋友、同志”的充分合作。然而，中國海外民運三十年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自然不利於中國政治的轉型。近日聞得一些充滿希望的新生“反共力量”似乎也存在分歧，為此，喚起我進一步發表相關意見的衝動！

我認為，在現實社會群體活動的事務中，通常存在三類人群參與博弈：支持、反對、中性。自然，它們三者常常是處於“動態”量性變化中。如果要成就重大事務，失去“中性”力量的支持常常會面臨失敗。因為只有依靠和改變了“中性”力量，才能形成“優勢力量”！但是，能夠有效的依靠和改變“中性”力量，離不了超常的智慧與過人的氣量！超常智慧乃是“視透人情”，過人氣量則是“寬容試錯”！

在“革命戰爭：友、朋、他”一文中，我提示中共的成功是中共高層容忍了毛澤東的“獨裁與腐化”。今天，我想換個角度（層級）來揭示“毛獨裁”成功的另一項重要原因。我認為，毛澤東能夠充分利用和玩弄“階級鬥爭”是他成功“獨裁一生”的智慧。大家知道，毛澤東自接管中共主政至他去逝都在不斷的利用和玩弄“階級鬥爭”。他在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上創建了一套有利於自己的政治理念（理論），基本工具是“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他依靠“階級鬥爭為綱”，在充分利用“民眾情緒”排除了“司法獨立和輿論自由”監督和限制的條件下，藉助“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作為自己任意左右“敵我力量”的砝碼。明確講，對於有利於強化自己權利的“階級敵人”他可以轉化成“人民內部矛盾”，有可能弱化自己權利的“人民內部矛盾”他又可以升化為“敵我矛盾”！

我們知道，毛中共一直玩弄的“政協統戰”，便是充分利用“中性力量”來保障“專治極權”的成功標籤！然而我們見到，海外華人的各個“反共力量”最大的缺陷便是不善於依靠和利用“中間力量”。毫無疑問，僅僅依靠“中堅力量”是缺乏“物理思維”的，是會大大降低成功效率的！我希望所有積極參與“反共、滅共”的人士（尤其是領袖人物）應當明白，能夠儘量團結“中間力量”，才是最終完成“滅共”使命的決定因素！輕易將“朋友變成敵人”是極不明智的，只有善於把“敵人變為戰友”，將“中間力量化為中堅力量”才是值得讚賞的！

推動中國實現法治民主政治轉型，是一件極其艱巨的任務。我們不應太輕信只是依靠一種“單純的中堅力量”就能順利完成，儘管我們對于堅定的“中堅力量”抱着十足的信心與信任！提請戰友，認真借鑑歷史上（甚至敵人）的“成功經驗”及合符情理的邏輯原理，是會增強致勝希望的，也是可以提升駕馭宏大事務智慧的有效途徑。儘量擴大戰友的群體便是在削弱敵人的力量。相反，輕易將“中間力量”推出戰壕，豈不是形成壯大敵人的力量？

我認為，中國的政治轉型需要依據“中國特色”去設計“未來”！海外華人反共團體不易結成“整體”，與“中國文化”密切相關。現代先進文明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公正透明”，它須要“司法獨立與言論自由”去保障！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顯然不符合，原因是中共的“一黨專政”在阻礙！很明顯，許多推動中國政治變革的人士都希望參照美國的“兩黨與直選”方式。然而我認為，它會嚴重脫離中國的特殊性，也會產生不利後果！因為美國是高度開放的移民國家，並且具有濃厚的“基督精神”（文化）。我覺的基督精神包含了支持“個性發展與公義包容”，前者適合支持汲收各類移民的精英爭雄，後者又能夠調節社會差距（分歧）。然而，中國是大型的多民族國家，其傳統的“中心”（漢族）文化根基是“儒家文化”。它的“忍讓慈善”與基督精神中的“公義良善”相近，但缺“爭鬥精神”！

中共在中國推行了七十年的“共產欺詐文化”，不僅未能培育出民眾的“民主競爭意識”，還將儒教文化的“忍讓慈善”消磨待盡！我們知道，“毛共產”時期推行全民參與“階級鬥爭”。經歷近三十年不間斷的“人人鬥爭”後，除消失了無數生命便是保障了“毛獨裁”的統治，而倖存下來的所有參加者全都成了“衣不避體”！轉入“鄧共產”時期，推行全民“拱經濟”。又經歷三十年後，中國被“拱”成了第二大經濟強國。然而，民眾發現在中共管治之下，永遠無法拱穿“雙軌制”！建立在“雙軌制”之上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始終只會讓“共產權貴”富裕，還會搭上“不公正與不透明”（司法和言論專治）！

我認為，美國等西方社會的“基督精神”培育出“競爭與公義”為主體的社會意識，傳統中國的“儒家思想”培養出以“仁慈忍讓”的主流群體。然而，“共產主義”卻在眼下的中國培養出一批為“共產奉獻”和另一批用“共產欺詐”相結合的社會主體，前者是為“他人（集體、國家）”犧牲的傻子，後者則是借“共產權力”侵占“他人（集體、國家）”利益的能人。而不願成為“共產傻子”或者“共產能人”的人群無疑只能被“共產文化”邊緣化！總之，“共產文化”培育的社會主流，在“封閉式”狀態下產生大量“傻子”，在“開放式”環境中則培養着大量侵占“別人、集體、國家”便宜（利益），且相互不信任（猜疑）的“主流價值觀”！

“毛共產”的階級鬥爭讓民眾領略了“愚民與貧困”，“鄧共產”的經濟發展使民眾領受了“欺詐與冷漠”。它們都從根基上嚴重破壞了中國民眾之間的“社會信任”，即用“國家名義”欺詐無疑是“毀滅性的”！現今的中國社會民眾很難有廣泛的社會誠信與信任，通常只能在各自相對狹小的“直親”中建立信任。這種社會基礎至少需要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修補，如果貿然轉入全面的“公平競爭”環境自然會“水土不服”！我想，也許海外反共華人難以結合成牢固的同盟，與中共七十年來一直在破壞民眾間的“信任度”存在直接關聯。中共從根基上已經破壞了“社會誠信”，不僅壓縮了“社會良善”的伸展，反而升級了對“社會公義”的質疑（懷疑和斥責）！這是極其可悲的且是不易被修正的現實，我之所以能夠發表此文，是不希望這種狀態持續下去！

我堅信，在推進中國法治政治改革中我們所有人都是需要學習的，中國是具有多項特殊性的社會。人類沒有現成的完全相同的“成功範本”，只有貼近（認清）中華民族的具體情況才能建造出既利於中國人民，也有益於世界人民的社會秩序。我想，它應該是“獨特的、先進的、全新的”！

我不知曉是否有出版商“膽敢”出版我的《文集》，但我後期的主要精力應該會轉入創建《多因邏輯學》。因為人們需要藉助完全的“工具”，用自己的大腦去了解世界。希望有人關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