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真的会改变什么吗？真的有必要那么焦虑吗？如果一切理性分析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的事业注定一败涂地，你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吗？对有些人来说，事情并没那么复杂，既然看不到有什么别的选择，也就用不着对预测那么上心了 老高按：昨晚有朋友提醒我： 2020年元月25日，中国将进入鼠年——而且，不是一般的鼠年，是六十年轮到一次的庚子年。 哦！那就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四个“庚子年”！ 前三个庚子年，可都不太妙： 1840年，第一个庚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900年，第二个庚子年，义和团动乱，而后是八国联军攻入中国； 1960年，第三个庚子年，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进入最悲惨阶段； 2020年，第四个庚子年，中国将遇到什么，世界将遇到什么？ 我把上面的话写在推特里，发出去之后，有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换个角度来叙述，历史的面貌就不同了。怎么换角度？他说，换个主旋律的角度、换个中国小学历史课本的角度啊，就是满满的正能量啦： 1840年，第一个庚子年，中国人民英勇抗击英军，揭开百年反侵略的序幕； 1900年，第二个庚子年，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的义和团运动爆发，给八国联军沉重打击； 1960年，第三个庚子年，遭受严重灾害和帝修反包围的中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大跃进！ 2020年，第四个庚子年，习近平巴拉巴拉思想指引实现小康，甚至实现祖国统一。 于是我把这一段文字简化一下，又写了一则推特。 以上所说就像相声中的“垫话”。转入正题，今天我想推荐北大宪法学教授张千帆的一篇发在英国FT中文网上的文章《我们为何如此热衷预测？》。FT中文网我是每天必读的，该刊重要文章都必会首先上首页，两三天之后再转入各个栏目。但这篇文章我没有在其首页上找到，只有一种解释：该网编辑不认为它多么重要——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 幸亏周孝正教授转发来此文。我读后很有感触，随即转发到我的各个微信群。不料有位同窗好友马上写道：“看了第一句话我就打住不想再往下看了。热衷预测是整个人类的天性，没有哪个民族不热衷于此的。从古希腊罗马到印度到玛雅人，意图通过预测来把握个人家族和国家命运，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研读过多少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史，何以得出那个断论。” 张千帆教授文章的第一句话——“我从来没见过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热衷预测”，确实有点过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衷预测的民族？我看未必。但是张说的是“我从来没见过”啊，主观感受，是见仁见智的事儿。我这位同窗好友仅仅因为这句话就“打住不想再往下看了”，我为他感到可惜，但这同样是见仁见智的事儿，阅书读文，都是自愿，都应是享受，天下好文章那么多，放过一篇也不是什么大损失。 我在此推荐张千帆教授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 我们为何如此热衷预测？
张千帆，FT中文网，2020年1月1日 张千帆：预测是可以有用的，但没有必要把它那么当回事。做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并以此为满足，就是标准的幸福人生。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我从来没见过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热衷预测。风水先生不靠谱，但他的“工作性质”就是预测，而在中国历来很时兴。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规律”其实也是一种预测，它告诉“无产者”再折腾几下，就能消灭“必然灭亡”的资产阶级，自己当上统治者。我参加不少自由派的饭局，餐桌上谈论的话题无一不是分析当前时局、预测未来前景。所有这些分析和预测当然是以未曾公布、无法核实的小道消息为主，基本上是讲故事。虽然有人说这个国家的“谣言”往往就是“遥远的预言”，但许多故事确实和风水一样不靠谱。尽管听故事的人也不傻，都知道故事未必靠谱，但也都津津有味地听着。我自己听故事的心理就特别强烈，好像这些故事能给自己带来一点信心和希望，尽管许多由此燃起的希望很快在事实面前破灭了。我甚至怀疑，这些故事是否就是给身处逆境的自由知识分子编的，为我们这些不断被边缘化的落魄公知们打气，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的处境还不像现实那么糟？如今这个世道，我们就靠满天飞的谣言和预测活着了，是它们给我们保持乐观的希望。 不管预测靠谱与否，对预测的热衷完全是理性人的合理特征。所谓“理性”，无非是指我们在乎后果、趋利避害。我们的行为选择无疑依赖于不同选择在未来可能对自己产生的后果：公知们会关心继续发声是否会被彻底禁言，老板们会关心是否要把资产转移到更安全和赢利更高的地方，有条件的白领们想知道要不要把孩子送去国外上学……所有这些选择都取决于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也就是我们对未来中国的预测。要理性规划生活，就得预测，因为某种行为方式的后果不只是取决于你自己选择什么行为，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会如何行为并对待你的行为。尤其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每个人都会对未来有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往好处说是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忧国忧民），其实更多的是关心自己未来在这个国家的位置和处境。这当然没什么错，不过关心到我们这种程度，以至每每产生焦虑，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呢？ 我在其他国家没有感受到类似的焦虑。且不说政治清明、法治昭彰、人民生活安定富足的欧美国家，即便在印度这样的欠发达国家，人民也比较乐天安命。这让我想到，我们之所以焦虑，也许是因为在经过数十年马列无神论洗礼之后，人民失去了终极信仰关怀，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太关乎世俗利害得失，一个个都变得急不可耐。宗教信仰让人远离世俗的焦虑，为人的心灵提供安顿之所：我们只要按上帝的旨意去做，便求仁得仁，没有必要过于计较得失。即便此生过得不好，还有来世；如果此生无底线逐利，死后下地狱岂非得不偿失？宗教信仰无限期延长了理性权衡的时间尺度，为人的现世行为设定底线，也让人免于无底线的恶性竞争，将人们拉出短视自私所设置的“囚徒困境”。没有宗教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每个中国人都显得很“聪明”，但正是这种自作聪明让我们陷入人人自危的焦虑。我们把全部追求都集中于现世回报，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尔虞我诈、争勇斗狠的无底线博弈，也就难怪每个人都对预测未来如此热衷。 对预测的热衷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它意味着我们把自己预设为旁观者而非行动者。我们在预测未来的时候，首先是把自己的行动排除在外的，或者说是不相信自己的行动会发挥什么作用、改变什么结果。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历史潮流”、“社会规律”云云是自身之外的某种神秘力量，无论我们行动与否都会存在并决定历史的走向。预测的目的是按照无人能够改变的历史规律或某种外力决定的现实格局，选择最有利于实现我们目的的行为。当然，所谓的“潮流”、“规律”是靠不住的，因为如果“历史潮流”存在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一开始注定是没有什么“潮流”的，一项极少数人的事业必然很危险，而如果多数人在预测风险之后怯场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潮流”，“规律”自然也就不管用了。想想近代中国打破了多少人类政治规律的底线？它们都是在多数人——至少知识精英的主流——做出“预测”之后发生的。 既然对预测的热衷意味着我们会为了躲避风险而置身事外，预测往往会流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对于中国来说，它变成了什么都不会发生的诅咒。在这种体制下，任何清醒的分析都会告诉你局势是严峻的，风险是巨大的，后果是可怕的；仅此即会吓退绝大多数人，让剩下极少数不怕死的白白送死，而他们的遭遇会进一步加深恐惧的合理性——看，幸好没像他们那么傻。在预测热的背后，隐藏着势利而猥琐的投机心理。 当然，不那么势利的人也需要预测。谁会愿意自己送死？我们当然要拿捏分寸，把极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然而，预测真的会改变什么吗？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焦虑吗？如果一切理性分析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的事业注定一败涂地，你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吗？对我来说，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别的选择。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用对预测那么上心了。 十多年前，我还能公开讲演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湖南大学讲座结束后，一位送行的同学在车上问我：如果中国宪政最终失败了，老师你会怎么想？我说，我会把它当做是我个人的失败，因为这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志业；如果我不能亲眼看到它实现，当然会成为终生的遗憾。我们不可能知道今后是什么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还在努力，但即便我知道这个结果，我也不会后悔，更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因为我看不到另一个更有意义的选择。我已经不需要为了多得一个头衔、一个项目或一份领导的赞许，去做一个御用文人；不需要为了获得说话的机会，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笑话，亲手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我看来，这才是多么的不理性！人，为什么要如此糟践自己呢？ 当然，也许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来说，他们还有升职称、拿项目、买房子等各种需求，因而时不时地会有说违心话的冲动，甚至为自己的失节编造各种“合理性”和“正当性”。 虽然时局不易，但我不认为这为任何主动作恶提供理由；今天，没有谁用枪顶着你的脑袋，逼你说什么。迄今为止，温和的实话仍然是可以说的，至少可以不说话。很大程度上，你的言论和态度——至少你的思维和信仰——仍然是你自己的选择。社会未必公正，但历史是基本公正的；你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是不会消失的，有何必要若干年后让自己难堪一生？ 历史当然没有什么不可更改的“铁律”。事在人为，只要去做，改变的希望永远是存在的。至于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没有看到成功，那也没什么，反倒应该庆幸自己这辈子“不忘初心”。我甚至可以想象自己躺进棺木的那天，一个幽灵冷笑着飘过：哈哈哈，现在可以认命了吧？你是个失败者，你的一生一事无成、不值一提！我会毫无犹豫地回怼：把怜悯留给你自己吧，出卖灵魂的可怜虫！老子这辈子有遗憾，但是值了。再给我一次生命，让我再选一次，别指望我会改变；我只会反思此生做错过什么，用更强大的智慧和预见打败这个让你生前堕落的体制。 预测是可以有用的，但是既然它不足以改变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那么当回事。做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并以此为满足——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幸福人生。我的预感是，只要我们依然对当下时局、未来走向等各种预测乐此不疲，时局便不会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等到哪天彻底绝望但依然决绝地走自己的路，说不定我们一直盼望的光明会不期而至。 近期图文： 法国有几位先贤被拦到了先贤祠之外 如此纷争撕裂，为何他说是“最好的一年” 危言耸听？民主制度正毁于信息革命！ 有理想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超过没理想的人 假如“四大发明”风波发生在美国大学 川普对新闻自由的破坏性应当引起重视 “事实胜于雄辩”输给“雄辩胜于事实” 一个人要守信，一个党更要守信 群众心理是可怕的，运动力量也是可怕的 再好的主张，也得选准了提出来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