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那一天阳光灿烂，几千人的部队汇集在傅集镇外的平坝子地上。黎明和白丁说说笑笑到了会场。白丁指点着宣传队的女孩子，悄悄对黎明说：“你小子那辈子修来的福气，不用上前线，还可以成天泡女孩子。”

“你来试试？成天泡女孩，还不能犯错误。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生在福中不知福’。”黎明调侃道。

“不行，老子也得沐浴点儿春风，不能让你们这帮家伙占尽了便宜。”白丁忍不住，跑到前排，一屁股坐在了小何旁边。

公审大会的主席台很简陋，是临时用木头架子搭建的。台子两边竖起两根立柱，顶头绑上一根横梁做门面。立柱上挂着大幅标语，分别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汉奸卖国贼’，既不对仗，也不工整。横梁上的横幅写着四个大字：“公审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桌椅，所有人都站着。谢富治和师部军法处长卜盛光在主席台中央，其他人站在一侧，包括陈锡联。

正在热闹，就听得一阵短促的军号声，部队马上安静下来。谢富治上前简短说了一句：“公审大会现在开始。”然后指指卜盛光：“现在，请八路军一二九师军法处长卜盛光同志主持公审大会”。

卜盛光上前一步，开口就是杀气腾腾：“把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派，汉奸，卖国贼，国民党特务邵英押上来。”

黎明的脑袋好像挨了一棒子，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想站起身往前探头，立马被身后的一双有力大手摁住了肩膀。接着，听到赵保田低沉地声音：“坐着，别动。”

这时，只见一个五花大绑的家伙踉踉跄跄，被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推搡着进入会场，像赖皮狗似地瘫倒主席台前方的地面上。领头的特务连长钟伟元抓住他的头发，将他提起来面对全体观众。

黎明这次看清楚了。但，这根本不是那位红光满面，生气勃勃，嘴角总是带着一丝笑意的太行英雄？此时的邵英，脸皮呈灰蒙蒙的惨白色，头发蓬乱，眼眶深陷，低着头，弓着腰，膝盖以下好像没了骨头。他好像想说话，但嘴巴被一块布死死塞住，只能手脚无助地徒劳挣扎。

谢富治走到前台讲话：“同志们，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日本帝国主义想要从军事上消灭我们，国民党反动派想要从经济上困死我们。他们豢养的汉奸走狗，托派特务处心积虑要打入我们内部，破坏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争。列宁同志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混入我们内部的汉奸走狗，托派特务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揭露他们，清除他们，把他们彻底消灭干净。

台下站着的这个人，相信很多人认识，他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地地道道的托派，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平时，他伪装进步，欺骗党，欺骗组织，欺骗群众，一到关键时刻就暴露出自己的阶级本性。勾结日寇，背叛革命，投靠敌人，打击破坏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最终成为不齿于全体抗日军民的狗屎堆。

同志们，这就是教训，深刻的教训。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是何等的狡猾，何等的无耻，何等的疯狂。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警惕，警惕，再警惕。坚决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接着卜盛光摊开一张布告，大声念道：

“布告

为了保卫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保卫军队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的嚣张气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最高军事法庭特此宣判：

犯罪人，邵英，男。二十三岁，汉族，陕西南郑人，出身：大资本家，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团政治部主任，冀南挺进支队政委。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秘密加入‘托派’组织。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伙同‘托派’骨干徐步，李达，括号，已被我镇压，括号完，等组织成立‘托派’太行山支部，刺探情报，破坏根据地建设。民国三十年六月，勾结日军围剿三八五旅冀南挺进支队，致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同月，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匪军孙殿英部，并指使其袭击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杀害我基层工作人员。

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人本人对此也供认不讳。鉴于犯罪人上述罪行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危害重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最高军事法庭批准，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此布。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军事法庭

民国三十年月日”

接着，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一时群情激愤，山呼海啸。在群众的咆哮声中，几个人又推着邵英往会场外面跌跌跄跄的走去。走着走着，钟伟元抽出一把明晃晃的日本战刀，双手攥紧，朝邵英的后脑勺和后颈背用力砍去，只见一股鲜血红彤彤的像喷泉一般，朝上迸射出来，邵英一个趔趄，向前匍匐下去，接着扑上去几个人，有拿大刀砍的，有拿刺刀捅的，邵英连呼吸都没来得及，就象一条狗似地摊在血泊中了，被刀砍开的头皮一层白一层红的重叠着，撑张着，白融融的脑浆混着网络一般红红的血丝，一堆挨着一堆，令人眼悸心寒。

黎明没有看见这一幕，他抱着头坐在地上，浑身抽搐，好像杀的不是邵英而是他自己。他的脑子不停地旋转：邵英是托派？绝对不会。他从参加革命到离开太行山，都和自己在一起。说他是托派，证据是什么？有些什么具体破坏活动，一切细节都不清楚。当然，他是打了败仗，但那最多不过是指挥失误，怎么和勾结日寇扯得到一起？你谢富治就没有指挥失误的时候吗？说他是叛徒，好像更没谱儿。他对太行山根据地那么熟悉，要投降干嘛不直接带日本人来找三八五旅主力，何必袭击什么基层组织，地方工作人员？问题是：如果邵英真是个好人吗？真的被冤屈了？上级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呢？黎明不敢这样想。这种事，既不能向别人请教，更不能向上级反映，只能闷在肚子里，自己做自己的工作。管他妈的，人已经死了，上级说他是托派，是叛徒，肯定有充分根据的。千万不能让别人发觉我有思想问题，给我加上一顶和托派、叛徒划不清界限的帽子。想想对邵英动手的几个同志当时的神情，一个个的确愤怒到了极点，仇恨到了极点，特别是钟伟元，老红军，老革命，一双双圆鼓鼓的眼睛，像要爆出来似的，像要喷出火焰似的。邵英要不是个凶恶的反革命，怎么会引起这些同志如此仇恨？唉，也许是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在作怪，认不清敌人，有温情主义。既然宣布了他的罪行，组织上肯定是掌握了充分证据。

赵保田等部队散场后，把黎明从地上提起来，揪着他的耳朵吼叫：“黎明，别跟丢了魂儿似的。不就一个邵英吗？以后这种事儿多的是，犯不着较劲儿。”

黎明强迫自己松弛肌肉：“怎么开、开会前我，我没看见你，从、从哪儿冒出来的？”

“从哪儿冒出来的？要不说谢老财，他妈的吊聪明，把他的东西盘得紧巴巴的，生怕你出问题。是他特意让我来的，盯着你。还好，正赶上你小子不顾死活地要出头。”赵保田接着说：“赶快去旅部，老谢有话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