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红学造假案(三)

—— 胡适长期垄断“甲戌本”秘不示人并掩盖售买真相

陈林  2013年11月12日 11:47

上篇专栏指出，“戚序本”和“甲戌本”的批语大量雷同或近似张新之独创的评点，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剽窃和篡改了张新之的独创评点，胡适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从证据资格和证据证明力来看，胡适的举证根本不能证明“甲戌本”为真。一生反复强调“科学考证”和“方法自觉”的胡适，不可能认识不到“甲戌本”必伪；“甲戌本”看起来能“证实”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论断，这才是胡适极力推崇“甲戌本”的根本原因。

目前的一个疑问是，胡适是否一早就认识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说正文恰好沿袭了“护花主人”王希廉（字雪香）于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戚序本”和“甲戌本”必定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即“三家评本”）之后伪造出笼的。

前文举例表明，胡适的确用“程乙本”“戚序本”“甲戌本”和“坊间普通本子”做过小说正文的对比，这个“坊间普通本子”就是1884年的“三家评本”或其后的翻印本。“三家评本”的正文，用的正是王希廉于道光壬辰（1832年）刊印的“双清仙馆”《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仔细校改了程伟元和高鹗刊印的“程甲本”中一些讹脱衍倒的文字错误，实际上是程甲本的“修订本”。胡适没有看到“戚序本”和“甲戌本”的小说正文沿袭了“三家评本”的正文吗？我暂时不能确定。但我现在要公开举证，使大家能进一步了解“戚序本”和“甲戌本”的伪劣本质。

当我在艰苦校勘时看到“脂批”剽窃张新之独创评点这一事实，很自然地就考虑“脂批”剽窃的小说版本是不是“三家评本”，因为张新之的评点正是通过“三家评本”发挥重要影响的。于是，我特意稍稍考察了一下“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各“脂本”与“三家评本”正文的异同。以下举证说明：

——程本：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王本：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戚序本”、“甲戌本”等脂评诸本同。）

——程本：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娘亲，积得阴功。

——王本：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冬天的梅花蕊十二两。

——王本：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姐姐，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

——王本：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元孙。

——王本：原来这人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正派玄孙。（“戚序本”同。）

——程本：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兄弟的事。

——王本：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侄儿的事。（“戚序本”同。）

——程本：（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谈词》。

——王本：（凤姐）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戚序本”同。）

——程本：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

——王本：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戚序本”、“甲戌本”等“脂本”同。）

——程本：（小红）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这儿拿了去了。”

——王本：（小红）方笑道：“是了，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戚序本”同。）

——程本：（黛玉）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冷冷”二句来。

——王本：（黛玉）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戚序本”同。）

——程本：鸳鸯道：“凑成‘蓝子’好采花。”

——王本：鸳鸯道：“凑成‘篮子’好采花。”（“戚序本”同。）

很显然，“戚序本”“甲戌本”及其他“脂本”的小说正文大量沿袭了王希廉校改“程甲本”后的文字。联系“脂批”大量剽窃和篡改张新之独创评点的事实来看，“戚序本”和“甲戌本”等“脂本”必定是在1884年之后才伪造出笼的。胡适当年只要稍加对比，就能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

胡适早就知道“甲戌本”必伪，还可以从他重价购买“甲戌本”后数十年间一连串诡异的言行看出端倪。我认为，胡适的诡异言行，只有用其“早知‘甲戌本’必伪”这一结论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最令人质疑的是，自胡适认定“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出“重价”将书买下，直到1961年5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500部影印本，“甲戌本”在胡适个人手中“垄断”了将近34年。胡适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而他个人也无法解释拖延这么久的原因。（参见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页。）下面，我请大家一起来回顾胡适购买“甲戌本”前后的大致情形。

1927年5月17日，游历欧美，经日本返国的胡适来到了上海，下榻静安寺路1225号沧州饭店（即今南京西路1225号五星级锦沧文华大酒店原址）。沧州饭店在当时的上海算得上是一家规模宏大的甲级旅馆，拥有员工超过60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1924年4月来华即下榻于此。

胡适来到上海后，收到北大学生顾颉刚的来信。鉴于北方政治和经济形势很糟糕，顾在信中“和泪相劝”老师胡适“万勿到北京去”。胡适接受了顾的劝谏，留在了上海，并在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49号）租下一栋小洋楼作寓所。

当年7月1日，胡适与原来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群南逃故交（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邵洵美等人）招股集资，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地址在“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159号”（即今淮海中路与重庆南路交界处西南的兴安路）。

胡适等人又筹办《新月》杂志（月刊），于1928年3月正式推出创刊号，创刊号上就发表了胡适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

1928年4月30日，胡适接受上海中国公学校董会的邀请，出任中公校长。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胡适的系列文章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国民党的震怒。

1930年2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5月，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查禁，各报又纷纷登载要求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

1930年11月底，胡适举家北上，终于离开了因谈人权而引起众多麻烦的是非之地上海。

以上是胡适在上海暂居3年半的大致情况。胡适在上海的3年半，对他自己和中国后来的“红学研究”影响深远。

1927年5月23日，胡适刚到上海没几天，一个自称“胡星垣”的人给住在沧州饭店的胡适寄来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祗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以上信文引自《历史档案》1995年第二期刊发的杜春和编选的《胡适考证〈红楼梦〉往来书信选》之五（第80页）。信中提到的《脂砚斋批红楼》，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戌本”。杜春和在这封信下写了一条长注，全文如下：

——此函即是胡适在1928年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及1961年写《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等文章里，多次说他1927年夏以重金购买这部抄本时，“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而感到遗憾不已。

——其实，这封信就保存在他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

（资料图：“胡星垣”致胡适信照片。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于鹏摄。）

胡适购买“甲戌本”的时间是在1927年7月新月书店开张不久。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开篇写道：

——去年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按，指6月30日报纸刊发的新月书店开张广告），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21页。）

1961年5月18日，胡适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一文中又谈到了他购买“甲戌本”的情形：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就亲自把这部脂砚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托书店转交给我。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觉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出处同上，第441～442页。）

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又写道：

——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出处同上，第458页。）

胡适所谓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这样的说法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胡适关于购书经过的说法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得不到任何相关旁证的证实；其次，即使我们姑妄听之，胡适陈述的内容也大不合情理。

1972年3月，旅美华人学者周策纵在《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就对胡适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和质疑。周写道：“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丢了，为什么连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肯一提呢？”（周策纵：《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页。）

在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公开后，欧阳健、曲沐等人对胡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曲沐写道：“卖书人的姓名清清楚楚，其住址也明明白白。既然如此，胡适为什么要一再隐瞒这件事呢？是否有其不可告人的隐情？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认识。我过去总认为他是‘轻信’‘上当’，现在看来并非那么简单。”（曲沐：《胡星垣的信和胡适之的谜——甲戌本〈石头记〉卖书人的发现说明什么》。《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61页。）

前人对胡适的质疑和批评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前人对胡适的说法分析得不够细致。大家仔细推敲胡适的说法，就会发现胡适根本就在撒谎。

胡星垣致胡适的信函被胡适留在了大陆，这或许能为胡适把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提供一个勉强的解释，可是这个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胡适完全不可能记不清楚。

这个藏书家“胡星垣”卖书给胡适，并非一件秘密交易，而是亲自送书上门，转交给胡适。因此这个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意图等具体情况，新月书店当时接收“甲戌本”的人肯定一清二楚，否则胡适怎么可能知道“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呢？

胡适如此看重“甲戌本”，出重价买下，这一大笔钱按胡适的说法自然又是托付完全可信任的人转交给原藏书人的，这个付款的经手人当然对原藏书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等具体情况一清二楚。胡适即使一时忘了原藏书人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胡星垣的信长期都伴随在胡适的身边，胡适也随时可以询问“甲戌本”的接收者和付款者，何至于“疏忽”了一辈子呢？

这个藏书人“胡星垣”的住址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我通过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查证，现今黄陂北路两侧当年并无“德福里”的官方正式地名，但是有一个叫“福德里”的地方，即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被列入《黄浦区1949～1996年湮没的里坊弄名称表》。延安东路原1230弄拆迁后建成了今天黄陂北路南端路口的“电信世界”大楼。

1909年，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天宝客栈）”设立革命党人总机关，这个地方也被称作“福德里一号”；1914年成立的上海泰东图书局，以及后来“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等人，也曾在“马霍路德福里320号”驻留，这个地方又被称作“福德里320号”。所以我确信，“德福里”应是民间最早和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地名称呼，而“福德里”则是该处官方认定的正式地名。因此，胡星垣所住的“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就在现今延安东路原1230弄。

从胡星垣的住处到胡适的新月书店（今兴安路），还不到1公里的距离，胡适怎么可能会忘记曾经近在咫尺的藏书人胡星垣？

“胡星垣”如何上门送书，如何跟新月书店的工作人员交接，胡适的“重价”买书钱又是如何转到“胡星垣”手上，这些细节真相看来已不可确知。从情理上来推断，一生勤于写日记的胡适应该会在1927年7月的日记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他如何得到“甲戌本”的前后经过。1927年8月11日，胡适就曾兴高采烈地写信给远在北京的钱玄同，告知购得“甲戌本”的“一大喜事”：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05页。）

如此“奇遇”“喜事”，胡适怎么会不在日记中大书特书呢？可是，查检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1927年5月11日之后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明确标记日期的日记一篇都没有，属于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说的“散失”部分。在这段时间中唯一谈到“甲戌本”的文字是一篇未标记日期、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札记”，而这篇“札记”是胡适于1928年2月12～16日写成，3月正式发表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请大家问问大家，胡适写于1927年7月的全部日记究竟是无心散失，还是有意隐藏或抽毁了呢？无论如何，胡适常年刻意隐瞒卖书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是大白于天下的残酷事实。

1948年12月15日，胡适偕夫人江冬秀乘国民政府专机离开北平，飞往南京。最是仓皇辞庙日，胡适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乃父遗稿和自己的手稿，另外就是一部关系到他一生名节的“甲戌本”。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胡适去世后，其在台亲属遵遗嘱将胡适收藏的一批文物，如“甲戌本”和林则徐手迹等，寄存到胡适的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图书馆。

胡适如此煞费苦心地遮遮掩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真相怎么可能被永远遮蔽？

1990年，“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在去世前不久“用颤抖的手”写下两句话：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

——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王湜华：《略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第217页。）

据俞平伯的外孙韦柰的回忆，俞平伯在写下这两句话之前不久，“一会儿要韦柰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态，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他把韦柰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参见王湜华：《“千秋功罪，难于辞达”》。王湜华著：《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05页。）

大家看看，俞平伯究竟发现了什么呢？俞平伯看起来似乎是因为认识到了“脂本”“脂本”必伪，才得出了“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的结论。俞平伯身后，这两句话因而被人攻击为“病中呓语”和“走火入魔的极端”。

可是，俞平伯在1979年前后就已经开始怀疑“脂本”“脂批”的真实性了。大家都知道，“脂批”明指“曹雪芹”是作者，暗示“曹雪芹”是曹寅之后。俞平伯因怀疑“脂本”“脂批”的真实性，进而怀疑起“自叙说”和“曹家故事”。

1979年3月11日，俞平伯写了一篇小文章《宗师的掌心（外三章）》，这里的“宗师”就是指“新红学”的奠基者胡适。俞平伯写道：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

——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于笑也。

——何以言之？以前的红学实是索隐派的天下，其他不过茶酒闲评。若王静安之以哲理谈“红”（按，指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概不多见。胡氏开山，事实如此，不可掩也。按其特点（不说是成绩）有二：1.自叙说。曹家故事。2.发见脂批（十六回本）。（王湜华著：《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21～322页。）

俞平伯的意思很明白——胡适开创的“新红学”也是一种“索隐”，是根据“甲戌本”（即文中的“十六回本”）的“脂批”进行“索隐”的，后世的红学家都在“脂本脂批”的圈套中，因此一切红学都变成了反《红楼梦》。“悲愧”的俞平伯于是忏悔了自己“贻误后生”的“罪行”。

既然俞平伯早在1979年就开始怀疑“脂本脂批”的真实性，否定自己的老师，那么他在去世前又是发现了什么呢？

胡适早知“甲戌本”必伪，这是一个可以根据种种事实构成的“证据链”指证的结论。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俞平伯去世前不是发现了胡适作伪的事实，而是极可能发现了伪造“甲戌本”及一切“脂本”的造假者。陷入深深震惊和痛苦之中的俞平伯，还没有来得及写文章揭示真相，就“悬崖撒手”了。关于造假者究竟是谁的话题，本专栏在后文将会持续跟大家深入揭示和讨论。

胡适根据自己心知肚明的假古籍“甲戌本”腰斩《红楼梦》，谬种流传，贻误后生，祸害百年，有罪。这将是历史的定论。

（责任编辑：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