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美日秘密谈判。中国驻美大使胡适闻讯，立即向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展开攻势。 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4年，支撑甚苦。如果美日妥协，中国亡国在即。11月24日，在胡适坚请下，赫尔约见了中英澳荷四国大使，出示了妥协草案的暂定稿。胡适看罢，当场提出抗议，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要求阻止这一有害中国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帮助。于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总统，反对美国与日本妥协。丘吉尔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结果，美国撤销了妥协方案，从而导致日美决裂。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当日，罗斯福约见胡适。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念了他给日本天皇的电报并说：“你可电告蒋委员长。这是我最后和平努力。但我并不抱乐观，恐四十八小时内，日本海陆空军既已开衅。此乃人类之一大悲剧，但为中国计，亦许是最大转机。”胡适刚回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打来的电话。罗斯福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在《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祸首。认为美日之战本可避免，罗斯福不幸上了那位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美谈判破裂，日本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世界大战。胡适改变了历史，说服了美国。美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时刻选择和中国并肩作战。

明末皇帝臣子都不想担事。迁都、议和，分天下，这些最后挽救明王朝的机会由于没有人敢担责任，承受骂名，被错过了，君臣互相推诿。崇祯爱惜自己的羽毛胜过江山，不能容忍自己的声名有半点瑕疵。希望大臣们能主动出面代皇帝背负起向敌妥协的黑锅。而事泄之后，又要甩锅，将兵部尚书陈新甲处死。

蒋经国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我以专制来结束专制。蒋经国完成了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独裁者还有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和苏亚雷斯首相。他们是独裁者佛朗哥选定的接班人，在历史关口放弃专制，引导社会转型，走向民主，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同样处于相似的历史转折关口的还有邓小平，境界就差得多了。没有魄力完成社会的转型，是半个改革家，只能开放，不肯放弃专制，走向民主，误国甚多。

傅作义女儿傅冬菊为中共在傅作义身边卧底，盗取机密；晚年孤凄，无亲无故，形影相吊，贫病交加，无钱买房。陈布雷女儿陈琏为中共收集情报。她丈夫57年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陈琏被斗跳楼自杀。亲情可背叛，还有什么不可背叛。晚年孤独恰恰是背叛亲情的相报。　

爱因斯坦让人最敬佩的是他对政治的高度敏感，眼光和胆识。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就在同一天，爱因斯坦携妻子逃离德国，踏上了去美国的旅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需要思想和言论自由，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危邦不入是最起码的生存判断。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执行“抢救大陆学人”计划。81位民国院士22人选择走，59人选择留下。大部分留下来的人命运凄惨。巫宁坤50年代回国，自投罗网，挨斗入狱。90年代再次出国返美。写下了“一滴泪”，总结其回国经历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用自己的一生验证了危邦不入的真理。

读“迟到12年的阵亡通知书”， 新疆部队进军西藏先遣连，骨干为起义改编的原国民党骑兵。这支队伍有高原生存经验，能骑善射。首先进藏，完满完成任务，被授以英雄连队，全体官兵都记了一等功，是全军唯一。后来大雪封山，在失联状态下，被怀疑叛逃。通知家属，取消军属待遇。经过一年多审查，罪名取消。但全连遣散，大部分官兵发回原籍，或发配兵团农场劳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平反。但平反后未通知家属，家属继续戴反革命家属帽子。全连136人，牺牲63人。牺牲者绝大部分人没有发阵亡通知书。战士陈忠义的儿子陈永泰反复查找，12年后终于求得父亲的阵亡通知书，恢复烈属名誉。46年后，他发现其他牺牲人员也没有发阵亡通知书，于是自费寻找到38位烈士的遗属，帮助办理了烈士证书。读毕感慨，想起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想起了美军的“带每一个人回家”的亡者承诺。当兵就要当美军，不能当炮灰军。

闻一多被刺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副领事Roser率领两名美军，用吉普车把亲共的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张奚若等十余人接到美领事馆暂避。当时中共策动学生反美，美国仍在帮助左派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