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美日秘密談判。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聞訊，立即向總統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展開攻勢。 此時中國與日本血戰4年，支撐甚苦。如果美日妥協，中國亡國在即。11月24日，在胡適堅請下，赫爾約見了中英澳荷四國大使，出示了妥協草案的暫定稿。胡適看罷，當場提出抗議，立即求見羅斯福總統，要求阻止這一有害中國的方案，同時請求英國幫助。於是英國首相丘吉爾致電羅斯福總統，反對美國與日本妥協。丘吉爾指出：“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機。”結果，美國撤銷了妥協方案，從而導致日美決裂。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當日，羅斯福約見胡適。胡匆匆來到白宮，羅斯福念了他給日本天皇的電報並說：“你可電告蔣委員長。這是我最後和平努力。但我並不抱樂觀，恐四十八小時內，日本海陸空軍既已開釁。此乃人類之一大悲劇，但為中國計，亦許是最大轉機。”胡適剛回使館，就接到了羅斯福打來的電話。羅斯福用激憤得有些顫抖的聲音說道：“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美國著名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理·畢爾在《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一書中，視胡適為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禍首。認為美日之戰本可避免，羅斯福不幸上了那位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才惹起日美談判破裂，日本偷襲珍珠港，最終把美國拖入了世界大戰。胡適改變了歷史，說服了美國。美國在中華民族最危險時刻選擇和中國並肩作戰。

明末皇帝臣子都不想擔事。遷都、議和，分天下，這些最後挽救明王朝的機會由於沒有人敢擔責任，承受罵名，被錯過了，君臣互相推諉。崇禎愛惜自己的羽毛勝過江山，不能容忍自己的聲名有半點瑕疵。希望大臣們能主動出面代皇帝背負起向敵妥協的黑鍋。而事泄之後，又要甩鍋，將兵部尚書陳新甲處死。

蔣經國說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蔣經國完成了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獨裁者還有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和蘇亞雷斯首相。他們是獨裁者佛朗哥選定的接班人，在歷史關口放棄專制，引導社會轉型，走向民主，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同樣處於相似的歷史轉折關口的還有鄧小平，境界就差得多了。沒有魄力完成社會的轉型，是半個改革家，只能開放，不肯放棄專制，走向民主，誤國甚多。

傅作義女兒傅冬菊為中共在傅作義身邊臥底，盜取機密；晚年孤淒，無親無故，形影相弔，貧病交加，無錢買房。陳布雷女兒陳璉為中共收集情報。她丈夫57年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時，陳璉被斗跳樓自殺。親情可背叛，還有什麼不可背叛。晚年孤獨恰恰是背叛親情的相報。　

愛因斯坦讓人最敬佩的是他對政治的高度敏感，眼光和膽識。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德國進入納粹時代。就在同一天，愛因斯坦攜妻子逃離德國，踏上了去美國的旅途。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需要思想和言論自由，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危邦不入是最起碼的生存判斷。1949年，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執行“搶救大陸學人”計劃。81位民國院士22人選擇走，59人選擇留下。大部分留下來的人命運悽慘。巫寧坤50年代回國，自投羅網，挨斗入獄。90年代再次出國返美。寫下了“一滴淚”，總結其回國經歷為“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 用自己的一生驗證了危邦不入的真理。

讀“遲到12年的陣亡通知書”， 新疆部隊進軍西藏先遣連，骨幹為起義改編的原國民黨騎兵。這支隊伍有高原生存經驗，能騎善射。首先進藏，完滿完成任務，被授以英雄連隊，全體官兵都記了一等功，是全軍唯一。後來大雪封山，在失聯狀態下，被懷疑叛逃。通知家屬，取消軍屬待遇。經過一年多審查，罪名取消。但全連遣散，大部分官兵發回原籍，或發配兵團農場勞動。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被平反。但平反後未通知家屬，家屬繼續戴反革命家屬帽子。全連136人，犧牲63人。犧牲者絕大部分人沒有發陣亡通知書。戰士陳忠義的兒子陳永泰反覆查找，12年後終於求得父親的陣亡通知書，恢復烈屬名譽。46年後，他發現其他犧牲人員也沒有發陣亡通知書，於是自費尋找到38位烈士的遺屬，幫助辦理了烈士證書。讀畢感慨，想起了電影《拯救大兵瑞恩》，想起了美軍的“帶每一個人回家”的亡者承諾。當兵就要當美軍，不能當炮灰軍。

聞一多被刺後，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副領事Roser率領兩名美軍，用吉普車把親共的潘光旦夫婦、費孝通一家、張奚若等十餘人接到美領事館暫避。當時中共策動學生反美，美國仍在幫助左派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