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十分感慨。二战前期，为了英国能够在独自抵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支撑下去，丘吉尔极尽全力拉住美国，同时坚决主张英国必须援助苏联，让苏联能够在东方战场牵制住纳粹的陆军主力。在英国财政已经无法提供硬通货购买美国军火的危急时刻，丘吉尔用几天时间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痛陈利害，促使罗斯福说服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即美国把军火先借给盟国，以后再还钱。

后来，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赢得了战争。再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接下来，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那麽，租借法案的交易呢？以后还了吗？英国现任首相强生在讲述有关丘吉尔的书里提及，2006年12月31日，英国财政大臣将租借法案还款的最后一张8330万美元的支票，连同一封感谢信交给了美国政府，至此还清了这笔债。

这两个国家恪守契约，实践承诺，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亲兄弟明算账，说了话，签了字，是要算数的。这叫守约。

1984年6月22日，邓小平在谈到香港未来的时候对英国说：「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英国人显然是相信了泱泱大国之堂堂最高领导人的承诺。两国几经周折后按照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签下了中英联合声明。

作为西藏现代史研究者，重读中英签下联合声明这段历史，彷佛看到当年邓小平一手操办逼迫西藏政府签下的「十七条协议」。

邓小平的三步曲

几年前我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过《今日香港，当年西藏》一文，从香港回归后的变化，看到了「西藏式」的演变路径。演变的设计者都是邓小平，也都是三步曲。

第一步，承诺。邓小平的承诺是「不变」二字，什麽也不会改变。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地位不变，寺院和贵族庄园不变，藏军不变。将来如果改革，也是藏人自己想要改革的时候才会改。

同样，香港回归后，经济体制不变，贸易不变，政府结构和功能不变，司法制度不变，警队不变，新闻出版自由和学术体制不变，所谓「一国两制」，形象的说法叫做「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邓小平亲口承诺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一开始确实是这样。解放军进入西藏后最初几年主要工作是统战，结交贵族和喇嘛，到处送礼布施，收集全国银元送进西藏，银元不够时甚至令铸币厰新铸袁大头以满足西藏贵族。解放军下乡见到小孩就分发糖果，个个和蔼可亲。

香港回归后，不仅一切都不变，中央务必令香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我有一个朋友在九七前和很多香港人一样移民加拿大，几年后太太坚持要返回香港，宁可离婚后带着孩子离开了加拿大。这样的港人也不在少数。

第二步，渗透。解放军进入西藏，随军带进了一套协议上没有注明的共产党权力机构——西藏工委，统揽党政军大权。他们广交各路人马，扩大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壑隙，建立基层地下党组织，悄悄发展党员。工委通过各种统战策略，渗透到西藏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内部，在西藏政府的最高层，也有了工委「自己的人」。

同样，香港回归后，在不变的表象下，渗透在悄悄地进行。尤其是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大学、学术机构和新闻媒体出版业，香港和大陆日益活跃的交流，看不见的力量在主宰和推动这种交流的趋向。越来越多的大学重要岗位聘用了 大陆人士。曾经十分繁荣的报纸电台，不声不响地被购买被控股。曾几何时香港的杂志和二楼书店是 大陆人瞭解外部信息的便利途径，后来突然出现了大量此类杂志参与竞争，原有的杂志，包括《争鸣》，《开放》等难以生存，渐渐退出市场。

中国政府不仅渗透和影响香港的政界、经济界，针对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展开统战，更有秘密的情报部门、军警部门的渗透，有专门部门和人士针对香港黑社会展开笼络和渗透。香港黑社会，成为中共留着备用的一支人马。我丝毫不怀疑，中共从回归前就开始渗透香港全社会的秘密机构，将来解密的时候会令香港人大吃一惊。

同样的渗透也在台湾进行着。从1980年代的「骨肉兄弟」到「打断骨头联着筋」都只是幌子。中共利用台湾已有的自由民主体制和规则来实行它计划周密的渗透和布局。

第三步，翻脸。中共占领西藏后，到1955年，开始在周边四省藏区搞土改，诱捕关押各地民众领袖，收缴武器，加重税收，激起藏人武装反抗，中共借此机会调兵遣将，残酷镇压。在遭到达赖喇嘛强烈抗议后，由周恩来、贺龙亲自出面安抚达，承诺「西藏六年不改」，同时内部决定「江东坚决改」，而且是「在打的基础上改」。藏人在拉萨和解放军形成对峙，毛泽东的反应是，「终于等来了政治上的主动」。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十七条协议」废除，解放军在拉萨和整个藏区大开杀戒，抓捕关押大量藏人上层人士，几十万藏人死于非命。藏民族的政治、社会结构被全盘摧毁，造成藏人人口令人震惊的减少，导致延续至今的「西藏问题」。

有些天真的海外藏学家认为，中共入藏有过承诺，如果藏人不暴动，不反抗，就不会有后来的「平叛」和镇压，「十七条」就不会废除。中共秘密文件证明，这种「假如」何其天真。中共给西藏的自治承诺只是一种策略。藏人不反抗，中共会用一切手段逼迫他们反抗。

同样，中共对香港的忍让和渗透也是为了催发「政治上的主动」来推翻承诺，实现对香港的全盘控制和改造。中共对香港采用了各种手段，在渗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开始逼迫香港民众。铜锣湾书店就是一个典型。

香港民众手里原本只有言论和集会自由这一件工具，保护他们的只有香港的司法独立这最后的屏障。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后推出「送中」修法，香港民众不可能束手就擒。在东南亚各国各地中，香港民众教育程度高，文明守法，善良大度。多年来的维园集会，反送中的几百万人上街示威，秩序井然为全世界所称道。香港警队原是东南亚训练良好的专业执法力量，「差佬」之亲民和守纪，有口皆碑。在这次反送中的反抗中，民众和警队关系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年西藏的历史告诉我们，探究「谁先动手」是没有意义的。香港「差佬」的行为突变，不可能没有中共军警的插手。即使香港民众能做到「打我左脸，送上右脸」，中共也会设法逼迫民众动手，实在不行就派人冒充民众动手，因为他们需要把推翻承诺的责任推给对方。

香港往何处去

中共执政后最恶劣的重大事件，西藏和反右，都是邓小平一手操作的。邓小平一生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作为有所反省，从不认错。他只对毛泽东求过饶，认过错，但是在求饶认错的时候就认定自己根本没有错。共产党的残酷性、顽固性、和迷惑性，邓小平是一个典范。西方国家认不清这一点，就难免「悔之晚矣」。

今日之香港，中共已经决定不受联合声明的束缚，不受一国两制的限制，不受「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约束了。香港会往何处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香港落到今天，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全球化时代英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共认识不透，看不清中共本质，对邓小平抱有幻想，一厢情愿地用字面意义来理解共产党。香港问题如果还有避免西藏命运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成为国际问题。

如果当初中英谈判，邓小平遇到的不是柴契尔夫人，而是丘吉尔，那会怎样呢？历史学家常说，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学家只是徒劳地呼吁，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得教训。

丘吉尔在二战中坚决主张援助苏联，但他从未放松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在欧洲战场刚结束时，丘吉尔就设想了一个「不可思议行动」（Operation Unthinkable），要求蒙哥马利元帅把缴获的德军装备储存在一定地方，将德军俘虏组织起来开上前线，逼迫苏联军队退出东欧，退囘苏联境内。这个行动没有得到任何人，特别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因此无疾而终，被埋入了历史档案中。这个行动确实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它证明，丘吉尔对共产主义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抱有幻想。它也让我们想到，历史并没有非一不二的路径。东德、波兰、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痛苦挣扎几十年的命运，并非不可避免的。

——李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