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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黃艾琳（Eileen Huang），是耶魯大學英語系大三學生。PBS的最新紀錄片《亞裔美國人》播出以後，有人約我就美國華裔歷史寫一篇觀後感，或者寫一首詩也行。可是，我發現在這個時候很難作詩。我不想只關注我自己族裔的歷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認識所有被邊緣化的少數族群經歷的挑戰，痛苦和創傷（其中也包括我們自己族裔的遭遇），哪怕是在今天。鑑於明尼蘇達州的抗議活動是由白人警官和亞裔警官謀殺黑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發的（編者註：Derek Chauvin已被當地檢察官以三級謀殺和二級殺人罪起訴），我特別想談談亞裔美國人社區中盛行的對非裔的歧視和敵視態度。如果我們不認真反省，這種態度會給我們所有人招來暴力。

我們亞裔美國人中長期以來一直普遍存在着敵視（或歧視）黑人的言論和成見。我從小就聽到親朋好友（甚至我的父母），對黑人社區微妙的、有時明顯是種族主義的談論：他們在不好的社區長大；他們造成了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跟黑人交朋友，不要捲入黑人運動中。

他們的意思很明確：我們是模範少數族裔——醫生、律師，聽話，安分守已，有成就。我們跟其他有色人種不相干；我們甚至會站在美國白人一邊貶低那些人。我周圍的亞裔美國人，包括我自己，都不願意，有時甚至拒絕參加有關非裔美國人所面臨的種族暴力的討論，哪怕他們被白人至上主義者追殺，哪怕他們在自己的社區被無情地槍殺，哪怕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謀殺，哪怕他們的孩子因為攜帶玩具槍或偷口香糖而惹來殺身之禍時；甚至當他們的母親滿含悲傷出現在電視上，乞求和哭訴，渴望伸張正義時；甚至當“敵視黑人”的現實與我們自身所遭受“系統性種族主義”如此緊密地關聯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亞裔美國人寧願相信我們會倖免於種族歧視。畢竟，我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在富裕的社區，把孩子送到頂尖的大學，從事舒適的專業工作。正如詩人Cathy Park Hong所寫，我們相信我們是“下一個……被同化的人”，我們會獲得白人所擁有的特權，會從因為膚色導致的所有負擔中解脫出來。

然而，我們在這個國家的生存一直是有條件的。十九世紀當中國勞工初來美國時，他們被私刑處死，《排華法案》禁止他們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排華法案》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明確針對某一種族群體的聯邦法案。當早期的亞裔移民，如Bhagat Singh Thind，試圖申請公民身份時，所有亞裔美國人都被剝奪了法律人格權，而直到1965年，法律人格權只能授予“自由白人”。當珍珠港被炸時，日裔美國人被圍捕、拷打並拘禁在集中營。當冷戰達到頂峰時，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的華裔美國人受到聯邦特工的恐嚇。很多家庭失去了工作、生意和生計。當新冠病毒襲擊美國時，亞裔美國人遭到攻擊、唾棄和騷擾。我們被指責為“病毒攜帶者”；我本人最近就被指是“吃蝙蝠的人”。我們誤以為自己在這個國家表現出色，直到有人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太舒服——我們永遠不會真正屬於這裡。

這裡有一個故事可以證明（我們不屬於這裡）：1982年6月19日，當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因來自日本的競爭而每況愈下時，27歲的華裔陳果仁（Vincent Chin）走進一家酒吧，慶祝即將到來的婚禮。被解僱的白人汽車工人Ronald Ebens和他的繼子Michael Nitz也在場。陳果仁離開酒吧時，那對父子跟蹤他，把他逼到一個麥當勞的停車場，然後用金屬棒球棒猛擊他，直到他的頭顱開裂。他們對陳果仁說：“正是因為你這個婊子養的，我們才失業。” 後來，這個謀殺案傳開，在美華人義憤填膺，要求判Ebens和Nitz有罪。謀殺陳果仁的兇手們只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罰款3000美元，沒有坐牢。郡法官Charles Kaufman說：“這兩個人不是該被送進監獄的那類人“。那麼誰該被送進監獄呢？

觀看《亞裔美國人》時，我被陳果仁的媽媽Lily的視頻片段深深地困擾。她是一個小個子華裔女人，長得像我的奶奶，或者我的媽媽，姨媽姑媽。在鏡頭前，她的臉皺巴巴的；她哀求和哭泣的聲音可憐得像動物一樣，“我要為我的兒子伸張正義。”在陳媽媽的所有鏡頭中，都有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等非裔民權活動人士圍繞在她身邊。他們保護她，不讓新聞記者消費她的悲傷。後來，他們跟華裔活動家一起走上街頭，高舉標語呼籲結束種族暴力。

雖然我們無法將亞裔美國人面臨的挑戰與非裔美國人遭受的野蠻暴行相比，但我們今天擁有的一切都歸功於他們。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發起的民權運動，亞裔美國人才不再被稱為東亞病夫；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呼籲結束種族主義的住房政策，我們才得以和白人住在同一個社區；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反對種族主義歸化法，亞裔美國人才獲得了公民身份，並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認。正是因為非裔美國人的社會活動，陳果仁這樣的故事才被人們記住。我們之所以有坦然地成為“模範少數民族”的自由，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更好或因為我們努力，而是靠其他被邊緣化群體多年的鬥爭和支持得來的。

2020年5月25日，非裔喬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雜貨店使用20美元假鈔購買香煙。對此，白人警官Derek Chauvin趕來，他抓住弗洛伊德，用膝蓋卡住他的脖子上長達八分鐘。在隨後網上流傳的視頻中，你能看到，在三四分鐘的時間裡，弗洛伊德為自己的生命哀求（視頻看到他流着血），他說自己已經無法呼吸。喬文繼續用膝蓋壓迫他。與此同時，視頻顯示，在背景中，一名亞裔警官Tou Thao就站在Chauvin一邊旁觀。只是旁觀，什麼都沒說，任由弗洛伊德慢慢地停止掙扎。

我看到，我周圍的亞裔美國人也保持着同樣的沉默。我對華裔社區尤其感到失望，他們對謀殺美國黑人所持有的沉默讓我感到震驚。在明尼阿波利斯，有那麼多有色人種的活動家聯合起來支持抗議者的同時，也有那麼多美國華人選擇了對這次抗議“置身事外”。同一群華人曾經在新冠流行期間大聲疾呼反對歧視亞裔，但在談到弗洛伊德的謀殺案（Ahmaud Arbery、Breonna Taylor、Tamir Rice、Sandra Bland、Trayvon Martin、Michael Brown, Freddie Gray，和無數其他僅僅為了生存而被殺害的美國黑人）時，他們卻令人不解地保持沉默。

我看不出我們對電視上的黑人母親有同情心，她們像陳果仁的媽媽Lily Chin那樣，乞求為兒子伸張正義。我沒看到我們中有多少人和黑人抗議者一起遊行。我沒有看到我們給黑人領導的組織捐款。我沒有看到我們為殺害無辜黑人的白人，比如陳果仁的謀殺犯，沒有受到制裁而出離憤怒。我沒看到我們對非裔抗議者表示任何聲援（編者註：美國華人聯合會已經發表公開聲明🔗並正在聯合非裔、猶太裔社區領袖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在全美抗議人群中也有亞裔面孔出現），抗議者被噴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而就在幾周前，白人新冠“抗議者”手持AR-15遊行，警察連碰都沒碰過他們。相反，我聽到我們稱他們為“渣子”、“暴徒”、“掠奪者”——和美國白人曾經給予我們的污名一樣。我看到我們，比如我自己的家人，僅僅把特朗普要派國民警衛隊前往明尼蘇達的推特當作笑談。

想象一下，如果非裔美國人不加入亞裔美國人的活動，我們會怎樣。我們仍然會被稱為東亞病夫。我們將生活在更加隔離的社區，就讀更加隔離的學校。我們就不會被允許進入這些精英大學，不會在舒適的職業生涯中進步。我們會是非法移民。我們，和其他人，都不會記得陳果仁這樣的故事。

我呼籲所有美國華人觀看《亞裔美國人》這樣的作品，認真反思我們自己的歷史，也反思我們與其他少數民族的共同歷史——我們的覺醒和自由與非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美國人等的自由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我們不可能生活在歷史之外。喬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經發生在19世紀的中國勞工和陳果仁身上，並且將繼續發生在我們和所有少數族裔身上，除非我們不再保持沉默。沉默從未保護過、也永遠不會保護我們。

我們華裔的歷史不只有一大串聽話的醫生、律師和工程師；我們的歷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動家、鬥士，尤其是倖存者。我經常想起日裔集中營倖存者Yuri Kochiyama，他後來成為著名的民權活動家，並與馬爾科姆·X（Malcolm X）等非裔活動家建立了密切關係。她曾說，“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我拒絕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呼籲對我們自己社區的種族公正。貶低或壓制其他少數群體的正義根本不是正義。白人至上主義幾百年來一直在威脅我們所有社區。在這個許多享有特權的少數族裔都站在白人至上立場上的時候，我要問：你和誰站在一起？

我懇求大家採取以下行動，解決/結束美國華裔社區的仇視黑人問題：

本文由作者授權原創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

“我們和非裔站在一起”，耶魯華裔學生寫給爸媽和華人社區的公開信